根深蒂固打一个生肖(为什么中国的童话文学成就不显著)

根深蒂固打一个生肖，为什么中国的童话文学成就不显著？

自古以来，我们最需要反思的观念，恐怕就在儿童文学这一块。

中国的童蒙教育是悖反的，这反映在教材的“高龄化”和文学的“低龄化”上。

首先，四书五经这一类用于“开蒙”的教材的内容是说教性的，大人都要正襟危坐地学习，儿童当然不喜欢，多半也真的不懂，只有先机械地背诵，种个“种子”，到了一定年龄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其实，这些教材所表达的理念，只要隐藏在儿童文学中，在生动有趣、充满想象力的故事里，就会很容易被潜移默化地吸收。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必须比课堂教育更更高明才行。因为最难的事情，就是把高深的道理讲成一个美好的故事。

而中国的童话文学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以动漫来说吧。国产动漫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之前，受到日漫影响的几代人不知道呼吁了多少年，希望让国产动漫别再那么幼稚可笑。

长久以业，中国人把动漫当成是“给儿童看的”，看不起这种形式，而我们知道，日本动漫很多都是全年龄的，而安徒生童话的价值早就超越了“给儿童看”的层面。

真正的儿童文学正应该是老少通吃的：只有打动了大人，才能打动孩子。因为儿童称得上“幼稚”的阶段其实很短，而童真并不等于幼稚可笑。孩子和大人可以共享很多理念，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我们的国产儿童文学当然也有优秀之作，除了皮皮鲁鲁西西，更老的《宝葫芦的故事》等也是名作。《大闹天宫》也非常棒。还有题主所列举出来的众多好作品。但是，这些名家名作只是少数。

儿童文学发展的要点，在于普遍的共识的提升。越到90年代以后，好作品反而越少。反映在动漫里弊病更重，最大的毛病，就是在文学里把儿童当傻瓜，把伦理道德直接往浅薄粗陋的人设和情节里灌。

没人愿意被说教。你借人物的口说出来的大话，只能得到反弹的效果，而你用故事本身所传达的道理，才会让人终生受益。

安徒生的故事，其实非常深刻、悲哀、丰富，远远超过儿童能理解的。但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从幼年到成年，一直会给人惊喜。

《夏目友人帐》这类动漫，虽然也不乏商业气息，但我不能不说，作为儿童故事也好，成人故事也好，都适宜，中国人也一直想让儿童理解的环境保护、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人与万物的“天人合一”，在一个故事里，全都被你吸收了。

而《喜羊羊》过了三岁就可以彻底屏蔽了。

中国人为什么被称为是龙的传人？

龙在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中，都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它作为皇帝和皇权的象征，以及十二生肖中的“辰龙”，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而如果我们把上古神话中的“龙”也包含在讨论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其实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姑且说是生物吧...）其实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中数千年之久。所以“龙的传人”，其实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对中华文明的总结。

作为皇帝皇权象征的龙，最早出自《史记》中对于汉高祖刘邦的出生传说：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蛟龙是什么，我们到后面慢慢细说。但由此，大汉江山的开创者便与“龙”攀上了血缘。而“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其形成时期便是汉朝。因此“皇帝=龙”的这一形式，自2000多年前，就已经固定在了华夏文明之中。

而“十二生肖”的形成，则出自东汉《论衡》中《言毒篇》的记载：

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

作为记述生辰时节和历法纪年，对于农耕文明有重大意义的干支系统，龙进入这一领域，事实上已经证明“龙”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普通百姓文化中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汉朝-华夏民族-汉族的文化传承（我知道说这个必然会有人来喷“民族是共党的宣传”等等，所以我尽量摆事实，各位看着心里有数就好...）。

“汉”这一称呼，事实上起源并非中原民族自称。在《周书·尚书》以及《春秋左传》中都有“华夏”一词的记载。作为黄帝和大禹的血脉传承，华夏一词其实才是中原民族的自称。而被称为“汉人”，则是来自于汉朝时期周围东夷、百越、匈奴等民族对于中原民族的称呼。

自商周以来，中国在上古和中古时期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以及被外族入侵。而这些纷争的结果则是外族与中原民族的大混血，以及华夏文化对外族文化的吸纳、接收以及自身的变迁。但在以汉语为基础、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各个时代都普遍传承了“龙”的特殊文化地位。

说“龙”有特殊的文化地位，最简单的例子，则是中国独自的，对于“龙”的研究。

龙最早是作为一种生物被研究的。《述异记》中记述，在泥水中的虺，活500年就会成为蛟，蛟活1000年会变成龙，龙过500年会成为角龙，角龙再过1000年就会变为应龙，应龙再老，就会变成黄龙。

具体“虺龙”，“蛟龙”，“龙”，“角龙”，“应龙”以及“黄龙”是什么，跟我们的问题无关，在此不提。但单从这种细致而且有“升级系统”的研究来说，中国人对于“龙”的特殊性是有相当深的认识的。而龙的这一特殊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化图腾：舞龙、赛龙舟、摆龙门阵、猛龙过江等等。

所以我们没有被叫做或者自称“虎的传人”、“马的传人”、“猴的传人”（其实这个从科学来讲离我们的亲缘更近...），而是自称“龙的传人”，这远远不是一位歌手偶然瞎写的歌词，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

带一块玉在身上真的会对身体有好处吗？

很多人都听说过“人养玉，玉养人”这句话，“人养玉”这一点毋庸置疑，一块玉，要花很多时间盘玩它，才能让它变得更加油润光泽。而关于“玉养人”这种说辞，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古人如何看待玉养人

玉养人，这是古人一直深信不疑的理论。除了有葛仙翁吃玉的传说，就连很多医学名师都非常看重玉的养生功效。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提出玉磨成粉，可以当药引子，和真正的中草药一起熬制，有“除胃热”等功效。甚至药王孙思邈，也提出了“石药”理念，甚至连云母、钟乳石都可以入药。

不过，根据当时的药学理论，并非只有玉石能够养人。就连最普通的磁铁矿，都能“入肾脏，强肾气”。但这些玉和石头的功效，是不是真的有人吃过试过，这一点还有待考证。但按现在的药学理论，口服石粉太多，离结石可就不远了。

在《御香缥缈录》中也有记载：慈禧太后有一套奇特的美容大法，就是每日用白玉尺在面部搓、擦、滚。白玉尺是用珍贵的特种白玉石制成的一根短短的圆柱形玉辊子。而清代嫔妃使用的太平车也是采用的这种玉石。这些应该也算是玉养人的一种佐证吧。

从科学的角度看待玉养人

有些玉做的物件，或多或少有点养生功效。在乾隆、慈禧等位高权重者的养生之道中，几乎都用玉石做的枕头睡觉。说是硬度刚好能按摩颈椎，而且刺激后脑的风驰等穴位，有益于安神。这一点按中医穴道的理论，有一定科学依据。

此外，不少很多卖玉的商家，都喜欢用“玉养人”这个理念推销产品。比如说：玉镯和手腕的摩擦，可以软化皮肤细胞，疏通皮肤的汗腺，有助于新陈代谢，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这种说法，其实是基于经络理论。虽然没有被严谨地证明过，但也有点道理。

还有一种说法：玉石中的有效成分，可吸收放射性物质，解除有害重金属如镉、铅等对人体的毒害，阻止其在人体内扩散。这是在玉石的吸附性上做文章。也许人在盘玩玉石的时候，玉石确实会吸收脂分，调节容貌。但至于对重金属吸附如何，还有待考证。

至于玉镯能形成电磁场和谐振的说法，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是讲不通的。

有人或许会质问，以上种种都是推断，难道一点正式的科学依据都没有吗？答案是：“有”！

玉石，无论是透闪石玉还是直闪石玉，它们都有一种有效成分：Ca2（Mg/Fe）5Si8O22(OH)2，也就是“闪石”。根据分子式可以得知，玉至少含有钙、铁、镁等人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而且可转化为盐而溶于水，贴身佩戴时会以纳米级盐透入体内。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闪石玉最后会有碱根（OH-）。因为大多数产闪石的地方，包括玉龙河，它们的土壤和水都偏碱性。所以很多玉石在刚出土的时候，都会起点白灰，也就是“返碱”现象。而玩玉人体质偏酸偏碱，盘玉的效果有所不同，这也就解释得通了。

从心态的角度看待玉养人

其实，玉养人的科学佐证有很多，争议也不少，但有一点相信所有玩家都是比较认同的：玉养心，所以玉养人。玉的温润、大气，能使人的情绪变得更随和，心态变得更宁静；玉的盘玩之道，能使人变得更有耐心，精神上更加富有。

对玉的选择，使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懂得了没有完美的玉，没有完美的人，应以包容、开明的态度对待生活。而这些，都能让一个人成为更加美好的自己。

玉石最养人的地方，还是玩玉时的那份安闲，那份恬静。玉养人，更养心！

唐代最有名的公主是谁？

盘点唐朝的公主，其中最有名的应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几位。

一、不爱红妆爱戎装的平阳昭公主

平阳昭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女，太穆皇后所生。李渊父子起兵，她携同丈夫一同参与，出谋划策，见解非凡。

她一面派丈夫柴绍速往太原参与，一面自己独立于关中组织武装力量，起兵以应高祖。她先后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四县，队伍扩大到七万余人。李渊渡黄河之后与其会合，围攻长安，并与兄李世民一举荡平西北残余的隋朝势力，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平阳组织的军队纪律严明，女子英豪，被称为“娘子军”，万里长城一著名的关隘“娘子关”，即是以其部队名称命名的。

平阳是唐朝唯一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公主，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唯一一个由部队为她举殡的公主，真正做到了生荣死哀。

二、为情所迷的高阳公主

高阳公主是太宗李世民的第十七女，从小娇纵蛮横，但受盛世之熏陶，又有无可比拟的雍容才情。

因圣旨嫁与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起初，高阳抗争，不愿嫁给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房遗爱，提出“宁嫁田舍翁，不嫁宰相府”的抗议，但李世民不许，高阳无奈，于是上演了一出新婚之夜挡驸马于门外的闹剧。后来，巧遇才华横溢的辩机和尚，并与之私通，稳稳地为房遗爱戴了一顶绿帽子。

三、因和亲而留名的公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

文成公主应是唐朝和亲最为成功的公主。文献记载，文成公主为“唐宗室女”，因和亲事关重大，破格封为公主。

文成公主出嫁规格非常高，唐有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入藏，藏王松赞干布亲自迎于河源，并决意“为公主筑一城（布达拉宫）以夸后世”。

文成公主进藏后，大力地传播了唐朝文化，增进了唐与吐蕃之间的友谊，并建议填湖建庙（即如今的大昭寺），命名为“惹萨”，后来又演变成“拉萨”，成了西藏政教活动中心和“圣地”。如今，西藏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仍供着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雕像。

和亲西藏的另一位公主是金城公主，唐中宗李显的养女，邠王李守礼的女儿。她在吐蕃生活近三十年，对唐与吐蕃的交往有所贡献，巩固了文成公主进藏后的唐与土蕃的“舅甥之盟”。但她命运多舛，她以真实“帝女”的身份入藏，处境及待遇却与非“帝女”的文成公主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文成公主受到了藏人的极高礼遇，而金城公主却卑微得多。她起初是与年轻英俊的西藏王子和亲，却不料在迎亲途中，王子坠马身亡，阴差阳错，她不得已嫁给了本是公公的吐蕃王赤德祖赞，做一偏妃，在宫廷生活中处处受大妃打压，还抢了她的儿子，致使她郁郁寡欢，在藏三十年不到就去世了，也算是最倒霉的一位公主。

四、最为孝顺友善的襄城公主

襄城公主，太宗李世民的长女，个性恭顺友善，行为符合礼法，很受太宗喜爱。太宗常常下诏给其他公主，让她们要以长姐襄城公主为榜样，向她学习。据说，襄城公主下嫁给萧瑀的儿子萧锐时，按当时礼数，应新建公主府，襄城公主却推辞说：“儿媳对待公婆应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早晚伺候在身边，如果不住一起，那么晨昏定省的礼节就会缺失。”因而只整修了一下开化坊的萧瑀府。她的知书达礼让她的弟弟高宗李治很是敬佩，她去世的时候，高宗登城送葬，痛哭不已。

五、最有权力的公主——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女儿，极受李治与武则天的宠爱，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曾权倾一时，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她梦想和她母亲一样，登上皇位，君临天下，但终没得志，为玄宗所杀，仅留下一枚笑柄。

六、最为美丽却最不孝的安乐公主

安乐公主，唐中宗李显幼女，童年时期正值其父李显被贬房州，可谓拥有一个最不幸的童年。李显继位后，极为疼爱她，让她恃无忌惮，也想仿效武则天，令其父封她为“皇太女”，未果，竟毒死了她的父皇。后被李隆基诛杀，追废为“悖逆庶人”。

传说安乐公主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称，她的美貌、不孝、野心堪称唐朝公主之最。

七、被家暴的公主——升平公主

升平公主，后称齐国昭懿公主，唐代宗李豫女儿，下嫁汾阳王郭子仪之子郭暖。郭暖曾因一时之气打了升平公主，使其成了唐王朝唯一一位经受家暴的公主。奇怪的是“太岁头上动土”的郭暖却并没获罪，反而让升平公主变得温顺贤淑。戏剧《打金枝》说的就是这一段故事。

唐朝公主共有二百多位，至于谁最有名，相信每个人的看法定不一样，欢迎各位参与讨论，并作补充说明!

印度的工业基础比我国好？

几乎同时期取得民族独立的中印两国，要论起点的话，印度是明显高于中国的。

1950年的印度，人均发电量是同期中国的4倍，人均GDP为中国的1.6倍。铁路历程是中国的2.5倍，钢产量是中国的8倍。

毕竟，早年的英殖民者没能预测到，自己将终有一日从南亚次大陆撤退。因而，把印度当成英帝国的永久领土，花了200多年，认认真真的搞了不少建设。加之，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波及到印度本土，最终印度也是在同英国好合好散的基础上，实现的和平独立。所以，跟多数饱受战争摧残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大部分都被印度完整的继承了下来。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印度的人均GDP还稍高于我国，中、印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也大约相当(GDP总量都在1450亿美元至1480亿美元上下)。

这么看，印度和中国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最近这四十多年的发水平。

要探究其中缘由，咱们可以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捋一捋。

首先，印度采用的是联邦制的政府模式，再配以议会制的西式选举制度。

要说这种“联邦制”，最典型的，要数美国了。在美国，讲究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理念，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很大，各州内部有自己的宪法，可以自行规定是否禁枪、保留死刑、结婚年龄、堕胎是否合法等等。

到了印度，虽然各邦的自治权限不如美国那么宽泛，但离“团结举国上下，集中力量干大事”还是差的远，中央政府的决策权力和执行力明显不足。

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些大型基建工程上，印度政府的统筹能力还是很弱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个典型的热带季风国家，旱涝特别容易走极端。这种环境下，大修水利工程自然是必须的，抗旱抗涝、防洪发电、水运养殖，综合开发，造福万代。但长期以来，印度却一直这么凑合着过，每年饱受旱涝困扰。

其实，在水利工程方面，印度早在1980年就推出了“内河联网计划”。只是，这一“规划”，折腾了四十年，两代人的功夫，目前，其主要项目仍仅存在于“图纸”之上。

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了印度的高铁项目中，让投资印度的日本企业每天利滚利的赔钱（日方不但出人出技术，还提供了低至0.1%的年息，偿还期延长至50年的“超低息贷款”）

讲真，这也不能全怪印度政府的“拖延症”。毕竟，无论是修水库还是建高铁，征地和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肯定难以避免。而在印度这种联邦政体下，征地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各邦政府协商好，地方政府协内部表决通过后，再一个一个去找土地所有人谈判。

而且，无论是各邦政府还是印度的基层群众，对于“个人服从集体”方面的认识都算不是很到位。显然，这么一层一层谈下去，等谈好了一轮，这届政府的任期都快过了，到下一届政府，保不准又得再研究一遍。

加之，今年是人民党执政，明年可能换国大党了。即使顶着得罪地方的风险，费大劲建成了，这又算谁的政绩？

那么，要说印度的中央集权为什么这么不给力呢，这还得简单追溯一下印度的传统历史。

与咱们中国的大一统不同，印度是一个“分裂的多民族地区”。几千年来，一直处于邦国割据的状态。所谓“印度”这一称呼，在1947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多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出现而已，并不被用作正式的国家名称。

现代印度共和国的疆域，要远超出任何一个所谓的古印度“大一统王朝”的领土范围。印度，只不过是继承了英国属印度殖民时代的遗产罢了。

印度共和国刚成立那会儿，以武力和各种诱导的形式，打压驱逐地方王公，花了近十年，把本来各自为政的各邦国改造成了行省——邦。

然而，千年来的传统，可不是这么好改变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中央和地方各邦的利益冲突一直没消停过。

此外，印度境内还存在着诸如北方的“纳萨尔派”和南部的泰米尔民族主义分子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和分裂势力。半个多世纪以来，任凭印军轮番绞杀，仍然顽强根植于地方民间，还在劳苦大众中，坐拥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 》，以第三方客观的视角，演绎了纳萨尔派“闹革命”的故事）

显然，中央-地方合作不顺畅，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分裂势力的骚扰，都对印度工业发展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接着就是印度广为全球诟病的民族、宗教矛盾，人口压力和性别与种姓歧视了。

在种姓方面，长期以来，除了莫迪总理所在的“吠舍”阶层的流动性相对强些，抓到机会，运气好的话，通过个人奋斗，能成为高官、学者或者富豪外，在当今的印度，管理层和精英层仍然由中高种姓把持，干苦力和污秽工作的，总是最底层的首陀罗和贱民。

加之，即便种姓制度本仅是占人口83%的印度教徒内部的划分，但其影响之大，甚至把原本教义倡导“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给“同化”了。种姓压迫，愈发的不限于印度教徒范围内。

原本一些低种姓群体，为了逃避来自印度教的种姓歧视，选择了改信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结果没成想，这些“印度特色”了的外来宗教，对信徒也分了等级，他们还是会被处处轻贱和歧视。

这样一代代下去，出生低的印度人往往会直接认命——做卑贱的工作，那都属于神早就安排好的事儿。不服，就是在亵渎神的意志，要遭报应的。

这种情形下，即便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太懂得好好利用。更何况，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印度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比，教学水平差距极大。

这也让印度一直长期稳坐世界文盲人口的榜首。

大家都知道，一国想提升工业化水平，必然需要大量受过教育和专业训练、有良好大工业产业工作习惯的现代技术工人；而印度广大低种姓的廉价劳动力们，则多为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低、自制力低的“三低人群”。

如此庞大的人口，一旦质跟不上去，量越大，国家负担越重，多便宜都没意义。

显然，宗教的麻痹、种姓和阶级的固化，极大的妨碍了印度的工业化进程。

实际上，这些弊端，印度政府也不是不清楚。但是在如此强大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力量的面前，印度中央政府原本就不太灵光的执行能力，根本扛不起改造民间传统认知和社会陋习的重担。

比如，早在1950年，刚独立的印度政府就在宪法层面正式宣布废除了种姓制度，统一用“部落民”来代指达利特人（贱民）；同年，印度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61年，又出台了《禁止嫁妆法案》。

然而，这些针对各种陋习的政令法规，在实际操作中，一涉及到政治选举和党派的利益，往往就是一纸空文。

咱们就拿印度版的“计划生育”举例。

上世纪70年代，尼赫鲁的独生女，“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担任总理的时候，已经很有预见性的察觉到了国内的人口压力。于是，直接以严格法令的形式，全国推广“强制绝育”政策。

这些强制性政策包括：申请获信贷、领取补贴之前必须出示绝育手术证明、第三胎以上的孩子无法入学、两胎以上的男人没有绝育手术证明无法申请营业执照、囚犯在绝育前不能假赦，二孩以上的公务员也得有绝育手术的证明才行，不服，那直接辞退。

如此“激进”的手段，严重得罪了热衷“人口生产”，并极度重男轻女的广大印度基层群众。

再看印度的选举制度，一人一票，由公民投票选议员，获得半数以上议席的党派就是执政党，其党首自动成为国家一把手。结果呢，在1978年的选举中，鉴于“强制计划生育”方面引发的民怨，从未失手过的印度国大党竟然不敌人民党，最终败选。

到了八十年代，英迪拉再次带领国大党赢得选举，出任印度总理的时候，充分吸取了教训，政策温和多了。

甚至，英迪拉遇刺后的历届印度政府，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也都没敢再怎么提及过“强制计划生育”的事儿，生怕触怒到选民。

总之，印度作为一个继承了英国南亚主要遗产，地缘环境非常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数量庞大的地区性大国，起点真的不算低。

只是，一方面，印度中央和地方的这种“联邦”关系，让其很难集中力量干大事，统筹全国利益，这导致各种国家层面的计划和工程，都能搞出严重“拖延症”；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现当代印度各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令法案，在推行上，往往不敢作得太猛，过于强制化。中央不但生怕地方政府唱反调，更担心招惹到选民，下届不愿意选自己了。因此，它那强大的宗教环境和由其衍生出的一系列陋习，往往让普遍落后的民众认知和西式的民主政体不仅很难匹配，反到处处矛盾，进而给国家发展严重拖了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