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暴乱(有没有缓刑期满后仍然被执行死刑的案例)

云南暴乱，有没有缓刑期满后仍然被执行死刑的案例？

有没有缓刑期满后仍然被执行死刑的案例？

缓刑期满一般不会再执行死刑了。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但是缓刑期内执行死刑的有，不太多。

本来被判死缓，是罪大恶极应当判死刑但是不必立即执行的一类服刑人员，在两年期满如果没有新的犯罪行为。但是还是有少数人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最后走到了绝路。

以下是两个曾经发生的案例。

案例1、 赵志良1999年11月因抢劫罪被唐山市中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间，得知其妻改嫁带走儿子后，产生越狱召回儿子的想法。服刑期间准备了越狱工具，但越狱实施之前被发现捉获。2001年8月26日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案例2、贵州省印江县农民王维亮体内藏毒与2002年被捉获，后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王维亮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服刑改造期间，因学习违纪被通贩制止，后因此报复同犯致轻微伤。随后法院判处该犯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3年，改判原来的死缓为死刑立即执行。

案例3、呼和浩特第二监狱越狱事件。 乔海强、董佳继、李洪斌2003年至2006年因分别犯抢劫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并投入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2008年3月便蓄谋越狱潜逃，2009年10月17日，四人在绑架并杀害民警后集体脱逃，脱逃后，又实施多起严重暴力犯罪的重大刑事案件。法院依据相关规定，认定三明越狱犯构成暴动越狱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同时构成抢劫罪和绑架罪，乔海强还构成盗窃罪，与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数罪并罚，依法判处三名罪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果昆明事件发生在东北会怎样呢？

东北不会有这种民族问题。

东北的民族特点是典型的“中国式大熔炉”：即保证各个民族不放弃本民族认同的情况下，尽可能消除民族差别。汉、满、蒙古、朝鲜等大民族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在一起长在一起，吃一样的东北菜、说一样的东北话、做一样的东北人。所以几乎没有民族问题，但却确实是不同的民族组成的东北。或者，楼主想问的是，东北素来以民风剽悍著称，歹徒来此会不会被群殴。恐怕不会，若以民风而论，云南也十分剽悍。在暴乱中，平民手无寸铁，只能逃跑。即便我是东北的我也这么说。

你知道什么样的故事？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残月空照，山野寂静。

在津浦路上，一列“蓝钢皮”快车像一条蓝色的幽灵，自南向北告别江苏，向山东地界的第一个车站－－临城疾驰。

历史上，每一个动乱年代，山东总会出现大批的“绿林好汉”，因此在中国素来有“山东响马，××贼”之说。

在距离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的发祥地）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火车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的钢轨被人卸掉了一段。

惊恐之余，司机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剧烈的摩擦声、撞击声，夹杂着被惊醒旅客的尖叫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巨大的惯性，让“蓝钢皮”快车的第406号机车、第2713号邮车、第4405和4406号三等车出轨倾覆。

就在旅客们惊魂未定之际，一群土匪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大肆抢劫。

英国商人罗斯满拔出随身携带的护身手枪，想要反抗，被一枪击碎天灵盖。

这小子以为是在他们英国呢，在这里，“好汉”们可不给他惯病。

随后，几百名土匪押解着39名外国人、30名中国人，逃往抱犊崮。

39名外国人中，一部分是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记者，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旅客、商人。

抱犊崮属于沂蒙山区，主峰位于苍山县下村乡境内，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位列“沂蒙72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

“崮”者，也就是四周陡峭、顶端平整的山峰。

远远望去，抱犊崮就像是一只倒扣的大海碗。

崮顶土地肥沃，有良田数十亩，半山腰有数十个山洞，这里曾经是洞天福地，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弃官以后，抱了一条小牛犊上崮顶隐居，被皇帝敕封为抱犊真人，抱犊崮由此得名。

绑架案发生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蓝钢皮”快车被土匪劫持的消息，一时间举世震惊。

5月7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9日，五国公使又向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3日之内救出全体被劫持的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

美国甚至要动用驻扎在中国的部队，前往武力解救，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只好放弃。

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大发雷霆，责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戴罪立功。

这些军阀本想派重兵围剿，但外国公使为了确保侨民的人身安全，坚决反对。

现在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谈判。

于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人先后到达。

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的数辆专车，都停在临城车站上，等待消息。

各报记者、人质家属纷至沓来。

被称为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枣庄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人们一边纳闷，一边猜测，抱犊崮匪首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历，竟然敢开这么大的国际玩笑？

无惧者无畏，被“逼上梁山”的孙美瑶

抱犊崮匪首孙美瑶所在的孙氏家族，原是枣庄大户，孙氏兄弟六个，老大叫孙美珠，老五叫孙美瑶。

孙美珠识文断字，是个秀才。

他们家有良田300多亩，房屋数十间，牛马成群，还开过酒店、油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混乱年代，一切都是变数，饥寒交迫的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孙家树大招风，成了很多劫匪眼里的肥肉，经常受到土匪的打劫；而围剿土匪的官兵不但不帮助消灭土匪，比土匪还土匪，官兵忙还常常以孙家通匪为名，多次敲诈勒索。

在土匪和官兵们的双重打压下，孙家损失惨重，苦不堪言，日子逐渐没落。

孙家恨官，甚于土匪。

1919年12月，一群土匪闯进付庄乡的孙家，把孙家父母绑架到山上，孙父被土匪威逼、折磨致死，孙母因惊吓过度而精神失常。

孙美珠、孙美瑶去官府报案，他们却狮子大开口，敲诈了大笔钱财，却迟迟不见出兵。

眼见大仇未报，次年清明节，上完坟后，兄弟几个借酒消愁，孙美珠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啊？与其这样两头受气，还不如拉起队伍自己干！”

孙美瑶一拍大腿，立刻响应：“大哥说得对，人活一世，早晚都得死。梁山泊能起兵，我们为何不大干一场。”

其他兄弟也对官府的不作为深感绝望，纷纷附和。

就这样，孙氏兄弟分头卖掉田产，牛马送给众乡亲，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上了抱犊崮。

孙美珠原本想把孙家庄园留下来，以备后用。孙美瑶说：“我们现在干的，只有进路，没有退路；留恋退路，就是死路。”

因此，他吩咐部下浇上煤油，自己亲手点火。孙家庄园火光冲天，烧了两天三夜，十几里之外都能看得到。

孙家兄弟扯起造反大旗后，周围大小土匪，纷纷前来投靠，不长时间，孙美珠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拥有了三四千人马。

后来，在一次与官兵的战斗中，孙美珠被打死，孙美瑶被众人推举为“大当家”。

1923年，孙美瑶年仅25岁，正是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于是，他就来了一票大的，劫了火车，扣留了外国人质，他明白，只要干得越大，就越有资本给官方叫板、谈判。

谈判，解决人质问题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孙美瑶多次与官方进行磋商、谈判，由于双方互不信任，难以达成协议。

为了给官方施加压力，孙美瑶命令部下杀了5名中国人质，孙美瑶还放风说，如果官方不答应条件，就开始杀外国人质。

见孙美瑶开始“撕票”，列强震怒，曹锟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田中玉、熊炳琦和吴玉麟却像是泄气的皮球，无计可施。

眼看僵局难破，关键时刻，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挺身站了出来。

陈调元是喝白洋淀湖水长大的。他是河北安新县同口村人。

1886年11月12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死得早，他和母亲还有一个妹妹三口人全靠母亲杨氏编织苇席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

14岁那年，仗着个头长得高，他虚报年龄当了兵。

凭着久经战场，智勇双全，又能说会道，会笼络人心，刚刚而立之年，就成为北洋部队的一位后起之秀。

陈调元赤手空拳，带着二十多个谈判代表爬到了抱犊崮脚下，又被绳索吊到崮顶。

陈调元俯瞰万丈沟壑，心中暗暗吃惊。

崮顶易守难攻，粮草、弹药、饮水都比较充足，有多少部队来了也只能望崮兴叹，无能为力。

在没有直升机的当年，想攻下重兵防守的抱犊崮简直不可能。

陈调元上山，实质上就是自做人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但他知道，越是危险就越有机会，就会为自己捞取足够的利益，这可是解救外国人质，在那个视外国人为高贵的年代，如果成功救下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因此，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自告奋勇来谈判。

陈调元谈笑风生，有酒就喝，有肉就吃，无拘无束，心无旁骛，这种态度像是到了他的主场。

在接风宴上，他看到孙美瑶两眼红肿，便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熬夜熬的。

陈调元从怀里掏出一副墨镜，亲手给孙美瑶戴上，亲切地说：“老弟，戴上这个会好一些。你是一寨之主，应该各外保重啊！”

孙美瑶心里十分感激。

作为孙美瑶他心里其实也想归附官方，用人质作为筹码来谈判。

都是山东人，孙美瑶的境界也像是他的另一个前辈人物宋江一样被招安。

如果借此能光宗耀祖岂不美哉！

可是他忘记了宋江的命运，前车之鉴呢！咋这么没脑子？

陈调元来之前其实已经做好了安排，他带来了两个旅，原准备协助山东官兵来剿匪的，而今却被他做了重新布署。

如果孙美瑶在自己的的努力下，能够按协议释放肉票，田中玉失信翻脸发起对抱犊崮的围攻，那么，他的两个旅就会用武力制止，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如果孙美瑶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的那两个旅就会率先强攻，让孙美瑶死无葬身之地。

6月12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陈调元与孙美瑶达成协议：围剿抱犊崮的政府军一律撤回原地；北洋政府方面答应招编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3000人，并支付军费8.5万元。

随后，孙美瑶释放了全部番票和华票。

1923年6月27日，抱犊崮土匪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上了少将旅长。

陈调元因为独闯虎穴，救出人质，名声大振，被中外媒体誉为“黄天霸式的英雄”。

8月30日，北京摄政内阁予以重赏，委派他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

陈调元成了这次抱犊崮人质事件的最大赢家。

后续

被招安的孙美瑶的确美滋滋的，这一次押宝使他获得了很大实惠。

有些文化的他，此刻一定在嘲笑北宋被招安的宋江，把一副好牌打烂，就怨没把握好机会。

当初的800里梁山泊，也具备得天独厚的地利位置，可怎么能比得上自己的抱犊崮呢？

就在孙美瑶高兴地享受自己“绑票”带来的红利时，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被别人惦记上了。

“绑票事件”让山东督办田中玉颜面尽失，他把孙美瑶当成了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他知道这种事不能来硬的，因为此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要是敢直接黑掉孙美瑶的话，对自己的名誉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再说，孙美瑶手里有几千条枪，要是大动干戈，自己也会损失的。

于是，他指使自己的亲信--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伺机动手。

张培荣得知孙美瑶喜欢斗鹌鹑，决定将计就计。

人还是少一些吃喝嫖赌的坏习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别人利用。

12月19日，他摆下盛宴，要与孙美瑶斗鹌鹑玩。

孙美瑶收到邀请，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协议可据，又有中外多位高官、名流担保，自己手握重兵，官方不可能自食其言，况且，张培荣又是他新近结拜的师傅。

考虑过后，孙美瑶如约而至。

在张培荣摆的鸿门宴上，孙美瑶被张培荣的手下枪杀，二十多名营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处死。

事后，张培荣把孙美瑶的头颅割了下来，送到省城济南，被田中玉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公开展览。

一代枭雄孙美瑶，成为了“宋江”第二，实在令人可叹！

说完孙美瑶，再说说另一位火车劫持案的主角陈调元

北伐后期，国民党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先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2月21日正式开始运作，以汪精卫为核心；

另一个是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中心。

1927年3月4日，在劫持案后不久，投靠孙传芳的陈调元见其败局已定，就转投蒋介石，被蒋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驻守安徽。

3月18日，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抵达安徽省城安庆。

第二天下午，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就送来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和大印。

李宗仁不愿意在汪、蒋之间的夹缝里难堪，坚决请辞。

郭沫若反复劝说，李宗仁垦辞不受。

等送走了郭沫若，巧的是第二天蒋介石就由九江匆匆登上“楚同”号军舰，抵达安庆。

对于蒋介石的有备而来，李宗仁心照不宣。

果然，见面寒暄后，蒋介石说：“老弟啊，你不欣赏武汉的作风，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我都听说了。好啊，你做得好！不过我不能让你吃亏。”

说着，蒋介石从包内掏出一张委任状，说，“让我来任命你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吧。”

刚辞掉汪精卫的任命，要是接受蒋介石的委任，这不是太明显了吗？

李宗仁先是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又接着说：“不过，总司令，论地方行政，我是既无兴趣，也没工夫。现在军阀残余尚未肃清，你就让我来做省主席，还是让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两个人各怀心事，推了推去。

蒋介石见李宗仁坚持不受，心里也明白他这是怕得罪汪精卫，现在天下未定，谁知道谁能够执掌天下呢！

蒋介石顺势问道：“那么，你看什么人主政安徽为好呢？”

“如果总司令心目中暂时没有合适人选，我冒昧地进上一言，可否暂时委派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来做？他原来就坐镇安徽，手下也有原班人马。我想，让他出任安徽省主席，他是会很乐意的。”

蒋介石想了想，点点头说：“也好，也好。”

但是蒋介石一经宣布，立即引起皖人的坚决反对。

原来，陈调元在安徽驻军多年，横征暴敛，祸害江淮地区，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有多处房产，私人财产2000万以上，民愤极大。

好不容易把他盼走了，想不到北伐军来了，他却玩了一个“帽子戏法”，摇身一变，又成了安徽的父母官 。

4月4日，陈调元以筹集北伐军饷10万元为名，派人绑架了芜湖商会会长、银行行长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限定5日上午11时前交齐款项。

这个当年解决绑票、劫持火车案的调解人，现在竟然变成了“绑匪”，虽然身份是不同，但是做的事是一样的。

6日上午11时，他又派兵包围商会。

真可笑：人生角色的转换，竟然以人的一念之间而变化，当年的解救英雄，转而成了“绑匪”。

芜湖市民深为震惊，群情激愤，商店纷纷罢市，20万市民在太古码头召开驱陈大会，并通电全国：

“若再让他在安徽，干这些坏事，不但是安徽的耻辱，更是国民革命军莫大的耻辱。

从今天起，安徽人民与他势不两立，正式向他宣战，不达严办这个反革命不止，用他的血洗去安徽的耻辱......”

并严正要求：“一、查办陈调元。（甲）解除陈调元武装；（乙）撤销本兼各职；（丙）没收陈调元财产；（丁）惩办党羽。

二、电请李宗仁克日就职。

三、收回芜湖租界。”

由于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陈调元自知理亏，灰溜溜地乘坐军舰离开芜湖。

王亚樵解决陈调元

陈调元的行为，引起了另一个安徽籍英雄的注意，他就是--王亚樵。

一向嫉恶如仇的王亚樵，此时虽然没有公开露面驱陈，但是他在布置一盘大棋，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江湖恩怨”。

王亚樵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出安徽。可是他知道陈调元是一条贪婪的饿狼，赶到哪里都会祸害当地百姓。

于是王亚樵暗暗打定主意，灭掉陈调元，既可以为水口镇遇难的弟兄们报仇。

1927年陈调元派出一个旅剿灭了参加北伐军的王亚樵部队，围住逃亡在洪泽湖内的王亚樵，悬赏5万购买王亚樵的人头。并在2月1日活捉了王亚樵的兄弟战友阚培林等人，于大年初一活埋在来安县水口镇。

又可以敲山震虎，剪除蒋介石的羽翼。

王亚樵在背地里组建了三个除陈调元的特务队。

第一队，由王亚樵兼任队长，队员有何守鼎、张文农等，负责上海片；第二队由张松林负责，队员有吴鸿泰、宣济民、王干庭、牛安如等人，负责南京片；朱秋燕任第三队队长，负责安庆片。

三个特务队只对王亚樵一人负责，各自为战，互不通气。

陈调元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三张大网悄然张开，紧盯陈调元的一举一动。复仇的子弹，随时都可能让陈调元的大脑袋瓜子开瓢。

1927年8月15日，星期三。在王亚樵安排的一场刺杀陈调元的行动中，宣济民、吴洪泰、张松林等五人在陈调元侥幸逃脱后，把他手下的建设厅长张秋白击杀。

陈调元大难不死，却惊出一身冷汗。

“王亚樵？又是这个亡命之徒！”陈调元此刻恨不能抽他的筋扒他的皮。

但是，防不胜防啊，陈调元觉得自己在安徽得罪人太多，安徽人认死理，又抱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此时，陈调元的心理阴影已经遮住天了。考虑再三，他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因为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有了。

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对于陈调元，蒋介石深为器重。接到陈调元的辞职报告，蒋介石顺水推舟，把陈调元调往他的发迹地--山东担任省政府主席，将腾出来的位置赏给了方振武。

对此，陈调元、方振武皆大欢喜。

1929年4月，方振武将自己的部队拉回安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

方振武曾经是王亚樵的得力部下，这次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王亚樵又是驱走陈调元的功臣，所以到任不久，方振武就投桃报李。

不过因为王亚樵树大招风，不被蒋介石所容，方振武不能直接请他出山，而是拿出几个肥差，让他安排手下。

洪耀斗出任全和厘金局局长，张文农出任明光凤凰井厘金局局长……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王亚樵一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套带院门楼房安顿下来。

1930年9月5日，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蒋介石胜局已定，便论功行赏，把陈调元再次调回安徽。

陈调元并没有改变其横征暴敛的本性，继续危害江淮人民。

王亚樵再次组织对陈调元的暗杀。

但这一次还是没有成功，刺客许素被陈调元抓获，被迫交代了行刺秘密。

视财如命的陈调元托人给王亚樵送来了10万元，希望给他交个朋友，别再与他过不去。

根据王亚樵的意见，10万元留了下来，5万作为组织基金，5万用于驱陈专项费用，由郑抱真掌管，不把这条害人虫赶出安徽，绝不收兵。

后来，为形势所迫，陈调元害怕自己在明处，而王亚樵在暗处，好汉不吃眼前亏，陈调元于1932年5月，正式辞职，回到南京，做了一名国民政府委员，再也不敢踏进安徽半步。

后来，王亚樵的父亲王荫堂在上海去世，驻沪安徽各界名流纷纷前往吊唁。

陈调元得知，为了示好，主动派人前去吊唁，还承担了运棺材回安徽的费用。

看来这家伙一直被王亚樵搅得不安生，怕什么时候挨黑枪。

自此，王亚樵没有再刺杀陈调元。

如何看待电视剧大明风华中帮助明朝建立火铳队的洋人？

作为一名喜好解读影视剧中历史的创作者，喜欢追剧，更喜欢挑剧中的毛病，一天不挑点毛病，我是浑身难受。

奈何最近历史古装剧虽然扎堆，但是全是架空历史，实在是没有灵感，就比如《庆余年》那个，他不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去了未来，类似刘慈欣《三体》里面的架设，不同文明的发展碰撞，简直就是历史+科幻，让我一身武艺无法施展！

前几天开始准备搞《大明华年》，《大明风华》别名《大明皇妃》，我当时一看这个别名，和那些倾世皇妃什么的垃圾网文有什么区别，以老子这种“历史碰瓷术”，拿你发飙那还不是一搞一个准。

今天第一次想让我发飙的点是，太子朱高炽说想回顺天（北京），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还在南京，我们知道朱棣在位期间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迁都到北京，我刚想发飙，结果一查资料，朱棣是永乐十九年迁都的，而是当时是靖难之役的十年后，应该就是永乐十年，还是符合史实的。

《大明风华》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在文史框架上还是基本上符合史实的，虽然很多地方有争议，为了剧情，采取其中一种说法也算贴近历史了。

洋枪队提前四百五十年来华是什么鬼？

但是这并不表明，《大明风华》这部剧中就没有历史盲点，在第三集中，朱亚文饰演的朱瞻基开始强势撩妹，将汤唯扮演的孙若微带到射击场玩射箭，射箭过后又带到军营中，然后迎面走来一队洋人火枪手，朱瞻基将洋人戈登介绍给孙若微。

当时就把我震惊了，要知道大约四百五十年后的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经“借师剿匪”聘请英国人戈登组建了洋枪队，在洋枪队的帮助下，清政府逐渐扭转对太平天国战事的颓势，逐渐取得胜利。

这个戈登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给了当时淮军领袖李鸿章很大的帮助，尤其在苏州太平军投降时，戈登还是中间人，结果李鸿章卖了戈登，在苏州太平军投降后，采取了杀降，据说事后戈登拿着枪到处找李鸿章，要毙了他。

一个洋人，敢于公开叫嚣要杀了中国清廷地方大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一切都变得有可能了，也让近代中国意识到，中真的不如西了！

西方火器超越明清时期的中国，大概已经是常识，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开放学习西方史，洋枪洋炮的确值得人向往，其实不止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意识到洋人的厉害，早在明朝时期，就有雇佣欧洲人作战的传统。

在明朝末期随着后金的强势崛起，晚明政府决定引进西方的火器来装备明军，天启年间，晚明政府从向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购买了22门火炮，为了能够传授明军实用火炮的方法，葡萄牙人提供了23名葡萄牙炮手。

这23名葡萄牙炮手，实际上就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雇佣军”了，比较遗憾的是，在试炮的时候，火炮炸膛，一名炮手被炸死了，这些葡萄牙的炮手也都被送回澳门了。

当然，到崇祯时期，后金屡屡兵临城下，吓得崇祯立即购炮，后来也开始组建雇佣兵，同时教授明军操纵火炮方法，据说才个别战场上还重创过后金军队。

当然，要说在明朝朱棣年间就引进了外籍火器专家，那是绝对的扯淡。

中西火器水平的易位是发生在何时？

剧中，朱瞻基说他爷爷（朱棣）看到洋人在澳门晒货，看到他们善使火器，因此让他们教授明军使用火器，实际上是将明朝末年雇佣葡萄牙火炮手的事提前二百多年展示出来。

明朝时期，中西方并没有保持一直的和平，明朝末期，西方相继侵略澳门、台湾等我国领土，而明朝时期的中西第一次海上大战，确切说应该是在正统十六年（1521年）的屯门海战，当时葡萄牙将势力扩张到东亚，因此与明朝爆发了这场海战。

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因为船坚炮利，占据优势，但是明军毕竟是主场作战，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明朝最终打败了葡萄牙军队。

这场战争，明朝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已经揭示出中国火器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的事实。

但是正统十六年（1521年）相距朱棣永乐10年（1412年），两者已经相差一百一十年之久。

这并不代表，朱棣时期中国火器水平落后于西方，各种资料显示，朱棣时期的火器水平应该是超越西方的，何须洋人来教我们使用火器，组建火铳队？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到宋朝时期已经研发出借助火药进行射击的武器，此后蒙古人更是利用火药一路打到东欧，在东欧的历史资料中，大概将此记载为“巫术”。

这也意味着中国发明的火药逐渐传入西欧，欧洲十三、十四世纪的火器，基本都是在火药引进后研发出来的，比如那个火门枪，在枪管里面放置弹药，然后引线发射，就是来自东方的技术，尽管欧洲火器在文艺复兴之后之后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未必能够超越中国。

历史真相，明朝中叶之前，中国火器领先西方

在元朝末年的反元斗争中，各路反元起义军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大量采用了火器装备，最后朱元璋的军队能够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打败元朝军队，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北伐战争胜利的人，除了元朝自身腐败，先进火器的出现，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火器发展到巅峰时期，是在朱棣时期，虽然在朱元璋称帝时朱棣只有七岁，并未参加反元战争，但是洪武十三年，十七岁的朱棣到燕京就藩，燕京地区是明朝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反扑的前沿，朱棣也因此多次参加北方的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在军队中颇有影响，这也是朱棣后来取得靖难之役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朱棣这样武人出身的背景，在登基之后，并没有放马南山，而是五次亲征蒙古，扫荡元朝的残余势力，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

正因为如此，在明朝朱棣时期火器得到长足发展，还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北征蒙古的时候，还采取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理念。

明朝初期鉴于明朝的周边环境，明朝统治者依然保持了一定数量的火器研发。尤其是在抗击倭寇上，明朝还向朝鲜人提供火药，组建专业的火器部队。明军在向南扩张中，也将火器扩散到了东南亚等地区。

整体上来说，至少在明朝中叶之前，中国火器水平是领先世界的，所以《大明华年》中，军营中出现一个“洋枪队”，教明军使用火器是有点杜撰的成分了。

史论纵横说：

近代中国是一个屈辱的时代，是一个饱受西方欺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难免不产生崇洋媚外的情绪，毕竟隔壁当年还曾提出“脱亚入欧”，接受全盘西化，我们尚且能够保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为不易。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枉顾历史真实于不顾，将“中不如西”的这样的思想加入到历史的各个时期，尤其是加入到明朝初期，这不是倒时间差，严重点说，这是从骨子里就开始崇洋媚外！

打不过，我们得承认，但是我们明明比他们强，还要认为我们不如他们，这不是谦虚，这是不自信！

明清时期是东西方易位的时期，从清朝中期之后，中国的确不敌西方，但是在清朝中期之前，中国还是能够与西方一战，在明朝中叶之前，中国还是能够打过西方，不然，当时的西方国家早就开始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了。

总结起来，大明王朝初期，尤其是在朱棣当政时期，会需要洋人帮助建立火铳队？简直就是笑话！

黑死病到底有多恐怖？

薄伽丘被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学家，又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文学家，他的名著《十日谈》里共有一百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由十位青年男女在一栋别墅讲述的。那么这些青年男女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呢？原来是当时的意大利正在闹大瘟疫，几乎已经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这些城里面的贵族男女才为了避难逃到乡下来，为了消磨时光每天大家都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一百个故事，因而才有了《十日谈》。

《十日谈》

《十日谈》里大多数故事自然都是薄伽丘原创或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来，包括“所谓十位青年男女一起讲故事”也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十四世纪中期，亚欧大陆的两端确实都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瘟疫，这场瘟疫也深刻地改变了东西方的格局。

先说东亚这边。中国此时正是元朝政府统治时期，根据史书记载，此时元大都附近瘟疫横行，甚至造成了一年内元文宗、宁宗父子暴死，废太子妥欢帖木儿继位，就是著名的元顺帝。而让他成为末代皇帝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场大瘟疫不仅干掉了他的两位前任皇帝，还干掉了一位死后被人追封的皇帝，就是明仁祖朱世珍，又叫朱五四。而他之所以被追封为仁祖也很简单，因为他自己和他那个同样一天福没享过的皇后还有几位亲王公主被瘟疫放倒之后，使得他的儿子被迫走上了反抗元朝的道路，这位优秀的青年就叫朱重八，大名朱元璋。

元顺度

这场大瘟疫在中国造成了皇位甚至王朝的更迭，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向来关注人事而非自然，因此这场瘟疫在中国为何爆发不得而知。而且相比于欧洲，东亚大陆上的这点事就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公元1343年，由于热那亚商人在一次口角中误杀了一位穆斯林商人，使得自称是穆斯林保护者的金帐汗国大汗悍然出兵围攻黑海河畔的贸易重镇卡法城（在今乌克兰，当时为热那亚人所盘踞），围城长达四年之久。然而由于卡法濒临大海，又城坚炮利，因此围城无果的大汗只好撤离。但是在这场战斗中蒙古人采用了一种非常恶心的作战方法，就是把死尸向城内抛去。

卡法围城

解除了围城的卡法继续开始做生意，当他们的商船开到墨西拿时，意外出现了：卡法来的人刚下船不久，墨西拿码头上的挑夫就开始剧烈呕吐，并出现浑身浮肿、呕血，到了晚期会全身出现内出血，皮肤到处都是淤血带来的乌紫（因此被后人称为黑死病），不到几天就一命呜呼。更可怕的是，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不久就从码头传遍了全城，整个墨西拿都陷入了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黑死病人

被强迫离开墨西拿的商船又来到热那亚，还没停下来喘口气的他们就立刻被驱逐出境，然而好运没有眷顾热那亚，很快这座城市也开始了和墨西拿一样的人间惨剧。在还没得到消息的马赛，这艘卡法来的商船又重复了墨西拿一样的故事，接着是西班牙......地中海北岸的港口不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这艘船，但凡是被它所经过的全都爆发了大瘟疫，而瘟疫又不仅仅局限在港口城市，很快就从意大利半岛一路北上，比拿破仑还要迅速的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以后，终于让整个欧洲都成功地感染了这一次大瘟疫。

反映黑死病惨状的油画

1347年的这一场大瘟疫的破坏力有多强呢？根据不完全统计，它总共带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约占同期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由于当时欧洲的卫生环境极差，城市人口密度大且脏乱，使得这一次瘟疫杀死的主要都是居住在城堡里被厚厚的铠甲和绵绸包裹的领主和骑士还有教士，这让中世纪欧洲的三大特权阶级在次大灾祸之中元气大伤，对于坚决要求进步和革新的新兴力量没有了制衡的力气。

黑死病防护服

由于灾祸实在太大，因此严禁解剖尸体的教会也被迫开放禁令，欧洲的医学家们纷纷冒着生命危险解剖起了尸体，在付出了无数条医生的生命之后，他们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几乎所有病死的患者身上都存在着淋巴结肿大和（或）肺部病灶；二、这次瘟疫是由于宇宙间某种神秘的气体所导致，这种气体可能是上帝放出来让欧洲人赎罪的。

解剖尸体的医生

严格地来说，这两个结论除了第二个结论的后半句属于扯淡以外，都是非常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当时人就信这个，他们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么虔诚的信仰上帝，上帝还要这么折腾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欧洲知识分子终于决定不再为神明马首是瞻，而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人身上。

这场大瘟疫在东西方带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以后，终于在1351年有了消退的痕迹。这一年，在欧洲，人们擦去脸上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开始认真思索起人、神的辩证关系起来，文艺复兴的号角就此吹响；而在中国，生产力逐渐有恢复迹象的元朝政府开始组织治理黄河，在大堤上，人们挖出了一只泥人和一句话：“泥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而在大堤以南几百里的地方，一个被逼的已经无路可走的安徽小和尚终于决定把禅杖和袈裟换成钢刀和盔甲，十七年后他在南京向那个搞得他家破人亡的政府发动了最后一战，他就是朱元璋。

文艺复兴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最后的晚餐》

这一次大瘟疫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鼠疫，不论是让薄伽丘写出《十日谈》的黑死病还是让朱元璋起身推翻元朝的瘟疫都是鼠疫。公元十四世纪的这一次大流行正是鼠疫的第二次全世界大流行，起源于中亚的热海（今伊塞克湖），丝绸之路的中心。疾病出现以后，就沿着丝绸之路分别向东西流散，并在1338年和1347年分别在东西方达到顶峰，而后逐渐消散。

鼠疫耶尔森菌涂片

在两百多年以后，东西方再一次流行起了鼠疫，这一场鼠疫在欧洲没有掀起多大风浪，却使得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明太祖因鼠疫而奋起建国，最终也由于包括鼠疫的很多原因葬送了他的江山，历史的巧合再次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