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谷,隆安四月八的意义?
那桐位于隆安县东南部,镇政府所在地那桐街距南宁市60公里。那桐街是全镇唯一的集市地点,也是那桐镇四月初八的发祥地和举办地。那桐 “四月八”农具节形成于明朝万历天启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其主要是集民俗文体、商贸活动于一身,是隆安县规模较大的影响较广的大型传统的节日之一,它以浓郁的宗教色彩,热烈的商贸活动气氛和浓厚文体活动特色,名扬于南宁、百色、崇左等地。
隆安有独特丰富的那文化遗存。那文化圈以稻作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丰富多彩的那文化遗存,它们都与稻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那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一是有众多的那地名遗存。隆安所在的坛洛平原是那文化圈中“那”地名最集中的地方,全县有122个乡镇和村屯以那命名,如那桐、那重、那元、那门、那朗、那湾、那降、那料、那营、那昆、那可、那娄、那瓜等。二是有众多的大石铲祭祀遗址。据不完全统计,隆安有数十个大石铲祭祀遗址,是世界“那文化”圈中大石铲祭祀遗址最密集的地区。其中大龙潭遗址是世界最大的大石铲祭祀遗址,作为广西区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束腰齿肩形大石铲就出土自大龙潭遗址。三是农历“四月八”农具节习俗。著名的“四月八”农具节习俗原名为浴佛节,形成于明朝万历、天启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它实际上是古老的大石铲祭祀的传承,古代骆越人在水稻插秧农事活动结束后,要举行洗梨耙收存的祭祀仪式,祈求农业祖神赐予丰收,后来就演变成了过农具节的习俗。四是保留了最原生态的农业祖神祭祀等稻作文化习俗。那桐的三界神祭祀是最原生态的农业祖神祭祀,祭祀的对象是保佑稻谷丰收的天公、地母和创造了原始农业的人王。乔建镇等地还有过娅王节的习俗,娅王是骆越古国的始祖王,也是创造了原始农业的始祖王。在古老的《布罗陀经书》中就有“娅王造鸡鸭,吃谷来生蛋”、“鸡鸭祭祖婆,猪羊祭娅王”的记载,后来娅王演变成了水神龙母。此外,隆安还有添粮增寿、以米占卜、吃五色糯米饭、做蕉叶糍、请师公赎谷魂、向龙母求雨等习俗,这些习俗都与“那文化”有关。
据了解,那桐农具节以其浓郁的民俗色彩、热烈的商贸氛围、丰富的文体活动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分别获得“2005年南宁市县区群众文化‘十大活动’奖、“南宁市‘一地一节’节庆文化品牌奖”和“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称号,目前正在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夏小正可否作为夏代存在的证据?
《夏小正》,如果能被证明确为夏世典籍,尽管属于孤证,对于证明夏代的存在,也有重要意义。
问题在于,虽然汉以后不乏认为其是为夏典者,但现代学者,几乎没几个人认为此书成于《书.尧典》之前。以其佐证夏之朝代曾经实存,过于不足为凭了。
这是说,夏之是否存在,是另外的事情,但起码不可以《夏小正》证明之。
《夏小正》,因载入戴德的《大戴礼》而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里,将其收入属于先秦古文的《记》之中,为二百一十四篇之一。
班固对于《记》之选择标准,是以为皆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而并非先秦“六经”典籍。
稍晚于班固的郑玄,在其《月令注》中引《夏小正》,凡引“经文”,为“《夏小正》曰”;凡引传授者言,则为“说曰”。
郭璞在《尔雅注》里,亦分为“《夏小正》曰”和“《夏小正传》曰”。
由以上可知——
第一,《夏小正》原来“经”“传”是明确分开的。
第二,《大戴礼》所收《夏小正》,亦为“经传”混同,这大约是班固将其归入《艺文志》“记”的根本原因。
汉以后,注释《夏小正》者无数;同样,注释《大戴礼》者也颇多。这使不论从北宋有了关浍单行本的《夏小正》,还是《大戴礼》中的此文,何“经”何“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专门有过评说,不详赘引。
一般认为,宋代学者傅崧卿所厘析《夏小正》“经文”,颇见功夫,附于文后。
那么,《夏小正》成文于何时呢?
有五个“视角”可供参考——
第一个。
小戴《礼记.礼运》记孔子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其书存者有《小正》。”
这是说,孔子想弄明白夏代的典籍制度,于是去了“杞”地,但没搜寻到足够证据,不过搞清楚了夏代的“四时”。郑旭说,孔子见到的夏代“四时”书中,有《小正》。
《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可知,《夏小正》或许更应该称作《小正》。
但其流传于世,在孔子之前。
第二个。
从甲骨卜辞中,殷商历法概貌已可看个七七八八。尽管何为“岁首”仍有不同意见,但秋分之后的一个月是“新岁”初始,得到了大多数学者赞同。
《周易》,至晚是周族的卜筮“总则”和哲学合成,或者,还要早得多。其乾、坤两卦的爻辞,前一个讲的是从秋分始至秋分終,后一个讲的是自霜降始至秋分終。其所反映的,证实了至少在西周前期,沿用了殷商的历法的“建正”方法。
有人举出《诗.豳风.七月》来作为《夏小正》为夏代文献的证据,其实恰好反了。《七月》是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短期内收获所有农作物,这正是商周历法和农作周期的实际情况。
第三个。
《夏小正》云,三月“祈麦实”。所谓“祈麦实”,《月令》曰:“季春之月,乃为麦祈实。”郑玄《注》:“求其成也。”
这说明,《夏小正》已经是“建寅”,就是北斗的斗柄指向“寅”为“正月”。
殷商“建子”,即十一月为“正月”,周初沿用此历,后来改为“建丑”,十二月为“正月”。
“建寅”,过去曾被认为是夏代的“建正”方法。但实际上,春秋时期,才逐渐开始这样做,战国时被普遍接受。
道理是,所有历法,都经历了“物候历”“观象历”和“推步历”三个阶段。商周历法,符合“观象历”的特征,“建寅”无疑更符合“推步历”特点了。
比殷商还早的夏代,如《夏小正》所说采用“建寅”法,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第四个。
从语言和文字学角度讲,《夏小正》通俗简明,与《尧典》等《尚书》中的比较,可知道,其必然不会出现比《尧典》等更早,反而非常与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汉代语言文字更加接近。
所以,其成书,必不会太早。
第五个。
前面说到,《夏小正》所谓三月“祈麦实”,与《诗.七月》中所云不合。不过,其所言“风俗”却又与“豳”地相近。
所以,一些学者称,《夏小正》或形成于“豳”地附近至少纬度相同地区。
进一步说,《夏小正》详载诸多“物候”内容,但对于很有名的《月令》所说到的“十干”“五帝”“五神”“五行”“五祀”“五色”“十二律”等等丝毫未提,这是不是说明《夏小正》的年代更早呢?
对此,更多学者认为,这或许说明,《夏小正》并非王朝“正朔”,而确实是地域性的物候月历记载。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夏小正》没有记载更多天文观象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没从天象与王朝关系的高度来论证夏朝存在的“天理”和必然性。
这是历代王朝“正朔”的“要害”所在。
曾有学者,论述过《夏小正》证明了曾有“十月太阳历”的存在。这是另一个问题,主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一观点,并未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附:宋傅崧卿所厘析《夏小正》“经文”——
正月:启蛰,雁北鄉,雉震响,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畅,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塗,田鼠出,农率均田,獭兽祭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ニ月:往耰黍禅,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学,祭鲔,荣堇,采蘩,昆小虫抵蚳,来降燕乃䏲,剥鱓,有鸣仓庚,荣芸,时有见稊始收。
三月:参则伏,摄桑,萎杨,䍷羊,螜则鸣,颁冰,采識,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越有小旱,田鼠化为鴽,拂桐芭,鸣鸠。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鸣札,囿有见杏,鸣蜮,王萯莠,取茶,莠幽,越有大早,执陟攻驹。
五月:参则见,浮游有殷,鴂则鸣,时有养日,乃衣瓜,良蜩鸣,匽之兴五日翖望乃伏,启灌蓝蓼,鸠为鹰,唐蜩鸣,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煮梅,蓄蘭,颁马。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鹰如鸷。
七月:莠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鄉,时有霖雨,灌茶,斗柄縣在下则旦。
八月:剥瓜,玄校,剥枣,栗零,丹鸟羞白鸟,辰则伏,鹿人从,驾为鼠,参中则旦。
九月:内火,遰鸿雁,主夫出火,陟玄鸟蛰,能罴豹貉鼬鼪则穴,荣鞠树麦,王始裘,崔入于海为蛤。
十月:豺祭兽,初昏南门见,黑鸟浴,时有养夜,雉入于淮为蜃,织女正北鄉则旦。
十有一月:王狩,陈筋革,啬人不从,陨糜角。
十有二月:鸣弋,玄驹贲,纳卵蒜,虞人入梁,陨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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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像不像多面的小白,你也曾是个心地良善的人,为了在这个世界更好的生存,甘愿将自己出卖给汤婆婆,其实你也不想做那些坏事,你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你也想告别那个污浊的自己,可是想归想,一觉醒来,你还是得在现实的泥淖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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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活得像汤婆婆的巨婴宝宝,害怕外界的细菌,所以整缩在温室,长着成人的脸却没有成熟的心智,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身边人都应该围着自己转,要不然就发脾气,抹眼泪。
有的人像唯利是图的汤婆婆,不管是恶臭的腐烂神,还是惹人厌的无脸男,只要能给她金钱,皆奉为上宾,可是对旁人,他们又会尖酸刻薄,对员工他们颐指气使,他们不敬道义,不正三观,他们的子女也大多被宠溺成了巨婴宝宝,或者濡染程如他们一般品行不端之人。
你看着一个个人物,是不是很眼熟,有的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与其说千寻来到了光怪陆离藏污纳垢的汤屋,不如说她只是提前闯进了残酷的成人世界,而千寻经历的这一段段奇异的冒险,正是她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断找寻自我的成长过程,千寻原本是个有些小毛病的普通女孩儿,如果汤婆婆所说,她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做,胆小懦弱,遇事只会哭鼻子,这样的普通小女孩儿却能经受住,滚滚红尘的荡涤,因为她的心里有两盏灯一盏是勇气,一盏是善良,胆小怯弱其实并不可耻,有几个人天生就内心强大,又有几个人不存在对未知的惶恐,对未来的担忧迷茫,只不过有的人在困境前,任由自己被懦弱击垮。
有的人即使颤颤巍巍,却依旧坚定地披挂上马,千寻便是这样的人,侧门外的高空悬梯,汤婆婆的狰狞面目,腐烂神的冲天恶臭,钱婆婆的可怕传闻。这些都没有吓退千寻,尽管每次面对她都腿发抖,牙打颤。尽管每次迈进时,她的姿势都不算好看。鲁迅先生曾有言: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怯弱者只会囿于原地,勇敢者天下皆可去的。
千寻一次次克服自己的恐惧,她的内心也变得愈发强大,当她遇到危险更深的悬空管道,她的眼神只有坚定,然后手脚麻利地卷起裤腿,绑好衣带,当她踏上前途难料的未知旅程,她的姿态不再慌张,而是面带微笑地欣赏窗外风景,这便是勇气这张灯带给她的成长。相较于勇气更重要的是,千寻有良善的本心,即使她自身陷入困顿,但她依然会替河神洗净污秽去除病痛,会去关心淋雨的无脸男,会去奄奄一息的白龙性命相护。生活的真相,无疑是残酷的,但好在它还算公平。你用什么态度对待生活,生活就会回报给你什么,千寻对身边人报之以歌。于是,河神回馈她救人就己的药丸;无脸男回馈她天涯同去的追随;白龙回馈她舍我渡你的不悔。生活的面目,无疑是现实的,但好在她还有些温度,总有人愿意照耀他人,给别人带来光亮,就像将自己当作孙女的锅炉爷爷,就像对自己颇多照顾的小玲姐姐,就像给自己编织护身符的钱婆婆,可能这就是这个世界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地方。
善良指引千寻找到了自我,守住了本心,不仅是她自己的善良,也是身边人的善良,在以往的作品中,我曾不止一次说过,善良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生命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底色,勇气尚可在困境与压力中磨练,但是善良却只能从一而终的坚守,面对生活的重压,太多人或甘愿或被动地,丢掉了自己的名字,他们丢掉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良善,自己的本心。丢掉不难想再找回来谈何容易,从千到千寻,你要尝尽多少冷暖,历经多少悲苦,才算真的寻回了自己。
我们的人生是一趟一去不回的旅程,记得自己的名字,守得住自己的本心,你才能知道自己是谁,你从哪里上车,你要到哪里去。而在这趟旅程中我们会遇见朋友、家人、爱人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有的会陪你走上一段路,有的会在不经意间便消失不见,甚至我们还没来得及和他们好好告别,尽管会有遗憾和不舍,可终究要勇敢面对,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享受窗外的风景,好好珍惜正在陪着你的人,还有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更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自己是谁。
端午节的习俗?
1. 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大习俗,相传屈原含冤投江后,楚国人十分悲伤,他们相信屈原是忠心贤臣,便划船去拯救屈原,然而当他们奋力到达洞庭湖时却不见屈原的踪迹了,他们担心湖中的鱼。后来每年的端午节都会有赛龙舟活动。赛龙舟之习俗盛行于当时的吴、楚、越三国,之后人们还在端午节以赛龙舟的方式来祈祷风调雨顺。
2. 吃粽子
端午吃粽子也是一个重要习俗,粽子又被称为“筒粽”“角黍”,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每个地方的粽子口味和馅料又有所不同,粽子最初为了祭祀祖先神灵,但是屈原投江那天也正是五月初五,人们不忍心江中的鱼虾啃食屈原的身体,便向江中的投入粽子。
3. 悬艾叶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叶是一种药用植物,它的叶片含有挥发性香油,可以驱赶蚊虫、提神醒脑。在端午节这天,人们会把家里打扫干净之后,将艾叶插在门楣上。艾叶代表招百福,可以使身体康健,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南方北方都有端午挂艾叶驱邪驱病,而北方进行祛毒辟邪。
4. 饮雄黄酒
端午节前后气候炎热雨水多,蝇虫肆虐疫病频发。雄黄酒,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炮制的白酒或黄酒,在太阳下从五月初一晒到初五。作为一种中药材,雄黄可用作解毒剂、杀虫剂,古人用于克制蛇、蝎等百虫。
5. 系五彩绳
五彩绳又称五色丝、五彩丝,中国古代崇尚五色,五彩绳的五色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彼此相生相克,蕴含着吉祥如意,据说佩戴五彩绳的孩子可以消灾避难,以防蛇虫伤害。
有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话?
【问题分析】:“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思想,朱熹,作为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的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学体系得以延续和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朱子编著的《四书集注》是古代科举制度莘莘学子的考试教材,是诗书人的必修科目和为学修身的准则。可是就“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的本身而言,我并不认同这样的理论,这句话本身,是有悖于人性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
其实,朱熹晚年对于这句话也是有反省的,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收录的《朱子晚年定论》也提到朱子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明白自己以前的学说有误。
其中在《答何叔京》中提到:“乃知日前自诳诳人子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在《答张敬夫》中说“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字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不相照。”由此可知,朱子晚年是对自己编著的在世间流行的《四书集注》《大学或问》是有反省和反思的,而朱子晚年的定论思想则更与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即理”的理论相似。
而“存在理,灭人欲”这个理论本身是违反人性的,是朱熹的理想主义追求,不具备任何现实可操作性,正如他晚年自己的反思:只是一味死扣书本,推衍文义,而脱落日常生活,把意思理解的支离破碎而丝毫没有理解《四书》的本义而落入了下乘。
一、“存天理,灭人欲”违反人的本性。“人欲”其实并非“洪水猛兽”,相反“人欲”人人不可或缺。为什么说“存天理、灭人欲”违反人的本性,因为人欲是人的本能,只要是生命就有生的本能和欲望,先别说最普通的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首先得要吃喝,以保证生命的基础能量,就拿很多志气高远的修行人来说,无论是佛道成佛成仙,还是儒家说的成为圣人,其实仔细想想,这不是恰恰是最大的欲望吗?
《说文解字》说"欲”,从欠,从谷,。“谷”为供人食用的五谷杂粮;“欠”为缺少、缺乏、欠缺,表示有所不足。缺少五谷人就会饥饿,就会产生对食物的需求和获取食物的愿望,故“谷”“欠”为“欲。欲的本义为不满,正因为有了不满、有所缺,我们才能有行动的念头去改变这个不满的状态,比如我们的肚子空了,不满了,有所缺,我们才能吃得下新的东西。平静的湖面有了一缺口,有了不满,就会流动,成为川流不息的活水,进而生生不息,否则就是一潭死水而没有任何生机。
佛家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之为“欲界”,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构成就是七情六欲构成的娑婆世界,所以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满和有所欠缺,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人欲是我们所在的欲界的存在基础,也就是说没有人欲我们就不会生存在这个地球的欲界了,所以人欲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生命之源。而中国历代的古圣先哲也从未说要灭人欲,孔子说“食色性也”,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没有说灭掉黑。所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是违反人的本性的。
二、“存天理、灭人欲”有违儒家的核心思想“中庸之道”。人欲不可灭,如同水一样,是人类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人人不可或缺,但是水无制则一定会成灾,所以又有水火无情之说,同样人欲无制就会让人失去人性而堕为禽兽,成为披着人皮的禽兽,完全被欲望所驱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人有着区别于动物的理性,也就是朱熹讲的天理,至仁至善的天理, 人有人欲的同时,又因为人同样有天理,天理至仁至善,是仁爱、道义的代言,也就是阳明先生说的“良知”,正是因为天理的存在,让人欲有了约束和制约,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也如同给泛滥的洪水修筑了大坝沟渠,让水被人类所用而又不会对人类产生危害,
所以天理的存在,让人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禽兽。
故圣先哲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从未提出要灭人欲,而只是告诫我们不可纵欲,要节欲,老子的“知白守黑”,“守中”,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不可偏执任何一端,天理让人区别与其他禽兽,而能称之人,失去了天理人堕落为兽类,而没有了人欲,人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有何谈存天理。
人首先是动物中的一员,进而才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 而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只执于天理,而没有人欲,人将不存,天理又很能体现呢?
三、“存天理灭人欲”二元对立,明显有失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惟一”,落入了下乘。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最经典和核心概括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只有“惟一”,从来没有二元对立,所以《道德经》告诉我们“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在古圣先哲的眼中,所有的是非对错,好坏都是属于个体认知,没有固定的标准,所谓的好坏善恶都是相对的,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所以好也坏,坏也是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提出“心即理”,提出天理和人欲是密不可分的,不可二元对立而是要执一守中“致良知”,也就是说用人性的本善,与引导自己的欲望,让欲望化为刚健的行动力,而不是反过来被欲望所奴隶,人欲本身只是一个工具而言,就如同泛滥的洪水,灭是灭不了的,堵也是堵不住的,著名的大禹和其父亲鲧两种截然不同的治水方式是不是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呢?
结语:人有多大白就有多大黑,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善良仁爱的一面,同样也有一些不敢晒出来的小心思小邪恶,这个才是正常的人,所以古人说“人无完人”,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同样“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被为自己的不完美而心存苦恼,也不必为自己的有基本的人欲而存在心存芥蒂,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身而为人,就要有为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担当,心存天理良知不可泯灭,那是我们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根本。人欲如同水,人人不可或缺,如果把它同天理对立,那是“失一”而落入了下乘,而正确的方式只需用天理照亮人欲,让它为所用,而不是被人欲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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