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倬(电视剧封神英雄里面的杨戬)

张倬，电视剧封神英雄里面的杨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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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否吕四娘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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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时"吕留良案″冤吗？我们在分析吕氏家族到底冤不冤之前，先来看一下，吕留良案是如何案发的。

吕氏一族灭于雍正，倒不如说灭于曾静这个无耻文人之手

公元1728年，即雍正六年的一天，川陕总督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收到一封信。岳钟琪拿过来一看，只见这封信的封面写着“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他马上就感觉到气味有些不对头。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臣服于当局，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那么，这封信的内容可想而知。果然，岳钟琪把信拆开仔细看完以后，吓得不禁大惊失色，浑身直冒冷汗。他立即下令，将奉曾静之命前来送书的张熙关押了起来。

原来，信中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

这十条罪状，囊括了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皇帝进行攻击的总归纳，把雍正皇帝描绘成了一个谋皇篡位的伪皇帝、不讲人论的败类，如果属实，那雍正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了。

信中还说，自雍正皇帝继位以来，湖南、湖北多地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江苏、四川、广东多地更是不时传来旱灾。普天之下，山体崩塌、河水枯竭、天昏地暗，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这是上天对雍正皇帝的不满。只要岳将军举旗一呼，天下百姓定会响应，到时候驱逐满人，恢复中华就是分分钟钟的事。

那么，民间的反清力量又为什么要请岳钟琪出面当天下兵马的领头人呢？这是因为，这些反清力量认为，首先，岳钟琪贵为川陕总督，手握重兵，由岳钟琪领头起事，定然一呼百应；其次，据说南宋名将岳飞死后，他的子孙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就有一支逃到甘肃定居了下来，这就是岳钟琪的先祖。岳飞为了抗金，不惜身死，而满清又跟金国同宗同源，作为岳飞的后人，岳钟琪一定会反对清朝皇帝的残酷统治。

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迂腐文人，夸夸其谈还可以，真遇到有损自己利益的时候，只要把错误一股脑都推给他人。岳钟琪虽然是一名武将，但他也不会被曾静的几句胡言乱语糊弄了。于是，他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密折，请求将张熙押往北京，请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也许是要考验岳钟琪是否对清廷忠心不二，也许是要通过岳钟琪公开处理这件案子摆出自己的立场，雍正皇帝作出了批示，要求岳钟琪全权审查此案，并且不要重刑逼供。

岳钟琪接到皇帝的批示以后，就将张熙偷偷放了出去，把他当做上宾一样招待，并夸奖他是一条硬汉子。岳钟琪说，自从雍正皇帝的近臣年羹尧死后，自己就有了反意，只不过皇帝暗中派了不少人来监视自己，处境十分的危险，之所以先前扣押张熙，就是想验证一下，张熙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自己的。岳钟琪说，现在终于知道张熙是真心反对满清的，希望张熙能当自己的老师，共举义旗，推翻满清，光复汉人的江山。

张熙听了岳钟琪的话，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戒备，激动地说出了如何奉老师曾静之命前来投书的经过给岳钟琪听。岳钟琪取得了张熙的重要口供，立刻露出了真实面目，大笑一声，把张熙重新投入了监牢，把案情上报给了雍正皇帝。

原来，张熙的老师曾静是湖南永兴（今湖南永兴县大布江乡较头村蒲箕塘）人，生于康熙十八年，是一个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的落魄书生，平时靠在乡野开设私塾勉强糊口。张熙25岁的时候就跟着曾静读书。

康熙年间，浙江有一个理学大儒叫吕留良，一生拒不入仕，隐居乡里编书著作，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反对满清的统治。由于吕留良的这些观点大都写于他的日记、诗词、文集之中，并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一直到吕留良去世也没有被清朝统治者所发现。

曾静认为，吕留良隐居乡野跟自己在乡野授教一样，都是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吕留良是真的大儒，康熙年间，清政府数次请他出来做官而不去，为此还剃度当了和尚；而曾静就是一个学渣，考了一辈子科举，到五十来岁连个秀才都没中。曾静派人到了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后人，表示他们对吕留良是多么崇拜，吕留良就是照亮他们人生一盏的明灯。一番忽悠之后，吕留良的后人就将吕留良饱含民族情绪的遗作全部交给了曾静，却不料，就是曾静这个无耻文人，在吕留良死了四十多年后，给吕氏家庭带来了滔天大祸。

曾静到案以后，就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了吕留良身上，反正吕留良死了快五十年了，也跑不出来跟他对质。曾静说，他就是乡下一个教学先生，一辈子也没有看过几本书。自己的这些反动思想全部来源于吕留良。现在，他知道错了，只要能留下自己一条命，愿望写一篇《大义觉迷录》向天下的读书人宣讲，来讴歌雍正皇帝的丰功伟绩。

于是，雍正皇帝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当场就释放了曾静师徒，并任命曾静为全国道德模范宣讲团团长，巡视全国，向读书人宣讲。曾静所到之处，受到了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和礼遇。曾静把一个无耻文人的嘴脸演绎得淋漓尽致。

雍正皇帝对吕留良的家人和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处理方法。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已去世多年，仍然被劈棺戳尸，枭首未众；吕留良的众孙辈及学生全部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隶；吕留良的全部家产没收充官，作为浙江工程费用。

雍正皇帝难道真的死于吕留良后人吕四娘之手吗？

吕家的悲惨遭遇，受到了很多的人同情。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为在安徽乳母家中而逃过一劫。吕四娘听说吕氏一族惨遭灭门，便写下“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为报家仇，吕四娘下江南拜大侠甘凤池为师，苦学本领。学成之后，吕四娘只身入京，混入皇宫，杀死了雍正皇帝，并割下了雍正皇帝的首级，用来祭奠自己的先人。

这个传说虽然说流传甚广，但真实性不高。雍正皇帝当时查办吕留良之案时，属于高度机密，吕氏一族不可能有漏网之鱼。另外，甘凤池倒是历史上一个知名人物，但是自雍正七年，被李卫擒后，就归服了李卫，并没有授徒吕四娘之说。

吕留良案的罪魁祸首曾静，虽然在雍正朝侥幸躲过了杀身之祸，但是到了乾隆皇帝继位以后，他就不顾雍正皇帝生前保全曾静、张熙的叮嘱，下令湖广巡抚将曾静、张熙押解到了北京城，凌迟处死，并将与此案有关的《大义觉迷录》及吕氏著作全部收回销毁，严禁流传。

吕留良案至于才告一段落！

吕留良被灭族，冤吗？

我认为，吕留良被灭族，既冤也不冤。

说他冤，是因为曾静、张熙这两个无耻文人为了保命，将罪责全推到了已死去四十五年的吕留良身上，换来了一时的苟且偷生；说他不冤，这是因为，自顺治皇帝从龙入关，特别是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三征葛尔丹以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饱受战火之苦的天下老百姓们越发渴望和平。康雍两代皇帝顺应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此时，吕留良的不能与时俱进，仍然大讲“华夷之余发大于君臣之义”，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

其实，早在西汉的时候，儒家就指出，华夏和夷狄二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谁是真正的华夏，谁是真正的夷狄，不能以地域和血缘来区别，而是要看人民实际达到的道德文化进步的水平。显然，清朝取代明朝是大势所趋，不能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而忽视清朝统治者对社会、文化的进步，这明显是有失公允的。

雍正为什么要写大义觉迷录？

【任微言卿观点】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涉及到“正统之争、华夷之辩”，雍正为维护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挺身而起，主动发声，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与反清舆论势力进行正面交锋，意义深远。

让无数汉人纠结的问题——到底何处是中国？

“中国”“华夏”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

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在地方为“中国”，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华夏”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中国”“华夏”之外，则为“四夷”。

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辩”，包含着歧视“四夷”的思想，“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句古训，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实际上，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摒弃所谓长城外、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的误解和曲解。

清朝初年的正统之争、华夷之辩

清朝初兴时，在满人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无论崛起中的满人，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入据北京，顺治帝告祭天地，称大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向天下郑重昭示，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清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

但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则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

虽然早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对汉人的怀柔政策，开“博学鸿儒科”、开“明史局”，六下江南亲自祭拜朱元璋，但仍无法彻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特别是士人中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仍在叫嚷“夷夏秩序”，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

曾静案始末

曾静（1679—1735年），湖南省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平时授徒为业，性格迂阔，满脑子“华夷之辩”的思想。

曾静应试时，得到大儒吕留良评点的时评文章，见到论述“夷夏之防”等语非常赞叹。曾静派门人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因为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家人把吕留良的遗书全部交予张熙，曾静见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信。

当时雍正帝正在整治“八爷党”，曾静以为清朝末运已至，顿时上来了一股书生气，派张熙去游说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张熙，并亲自审理。

雍正认为仅仅惩治一个曾静，并不能改变汉人的反清观念，于是他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亲自做工作，竟然说通了曾静这个书呆子，曾静亲自到江南地区宣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为清廷做“统战工作”，但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吕氏一门，雍正则大加诛戮，吕留良遗著全部焚毁。

雍正《大义觉迷录》的主要观点

《大义觉迷录》主要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和表白心路历程的《归仁录》。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满洲人出身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汉人所尊崇的亚圣孟子也讲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雍正继续讲到，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是以文化定位的。

雍正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

后话

雍正通过辩白，真诚地向臣民表示了对汉人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但汉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太根深蒂固了，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收服的了人心的。

《大义觉迷录》除了辩白“华夷之争”，还谈到了当时不少宫廷秘史，这是雍正刊印此书的一个败笔。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怀疑雍正帝位来之不正，他说的话不管正确不正确，人们都不愿意相信。

乾隆继位后，觉得雍正有些矫枉过正了，宫廷密事、君臣对话到处乱传，恐怕会以讹传讹，所以乾隆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禁止了这本书，并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但是乾隆以后，经过百余年融合，广大汉人们在心里上已经趋于认同清朝为“本国”，满汉融合得到了加强。至清中后期，在人民心中，清朝皇帝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

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大义觉迷录》当时虽然没有达到雍正皇帝的初衷，但至少在臣民心中种下了和解的种子，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在清朝后期正式形成，雍正帝做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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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吕四娘杀了雍正皇帝吗？

小说有历史的影子，但不等于历史。经过文艺加工的小说往往比历史更吸引人。当年玄奘大师一个人出发去印度取经的经历，远远不如《西游记》精彩。同样，吕四娘复仇的传奇故事，也比雍正的真实宫廷生活更吸引人。我来叙述一下这段故事的“影子”与历史。

吕家被满门抄斩的大案

雍正六年（1728）九月的一天，受曾静的派遣，张熙来到西安，将书信递进正在回署的岳钟琪的轿内，封题称岳为“天吏元帅”（奉行天命的元帅），落款是“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无主游民，即不承认清朝统治）。

上图岳钟琪画像

岳到署，拆阅书信，吓得“心摧胆裂，发上冲冠”。书信原文已无，但其内容从《大义觉迷录》及有关上谕可以推得：

（1）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攻击清朝得位之不正，否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2）数说胤禛是缺德的暴君。攻击胤禛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

（3）反清时机成熟。社会陷入了不可解脱的贫富对立。荆、襄、岳、常等地，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频仍，湖广、广西及粤、赣、云、贵六省百姓，已陷绝境，一呼而起；

（4）策动反叛，推翻清朝。说岳“系岳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应乘时反叛，光复宋、明”。

“逆情”如此严重，岳钟琪愤怒万分，亲审张熙，而张熙宁愿舍生，取义成仁，也不肯透露真实姓名、里居，即使重刑夹讯，也只字不吐。岳钟琪不愿审理此案，担心介入太多，害及自身，遂奏请圣上，欲解张赴京。胤禛安慰他，指出岳的密审，用刑“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还替岳设计了诱供手段、言语。岳照办了，对张予以优待，还与之设盟，指天誓地，永不背负。这一招真灵，张很快地上了圈套，供出他们师徒姓名、住址和一切有关人员。

岳钟琪不愧是胤禛的忠顺奴才，将审理情况奏报给胤禛后。胤禛下令逮捕曾静、张熙师徒，押至京听审。酷刑之下，曾静招供：他的反清思想，是误读浙江文人吕留良的著述所致。还招出从吕留良儿子吕毅中家里，得到《吕晚村文集》并《备忘录》，以及与吕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来往投授的过程。上图吕留良画像

此案的处理上，胤禛宽恕了曾静，严惩了死去40多年的吕留良及其亲友。胤禛的解释是“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析，俾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未为无功。”胤禛果然宽释了曾静、张熙，让他们作文批判吕留良，到各地演讲，宣扬“圣德同天下之大”，“本朝得位之正”等等,还谕令后世子孙，不得以任何借口，戕害曾张二人（弘历即位，立斩二人）。

对著书立说的吕留良，则恨之入骨。胤禛说，吕留良“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罪恶甚于曾静。又说：“曾静只谤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圣德；曾静只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看来，在胤禛的眼里，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更为危险，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不能不抓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作文章。在读书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吕留良，就成了胤禛大作文章的靶子，因而对吕留良的惩治也格外严厉。

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连降谕旨，将吕留良及已故儿子吕葆中戮尸枭示，儿子吕毅中斩决，吕家孙辈人数众多，全部发往边地为奴；所著文集、诗集、日记等，尽行烧毁；弟子严鸿逵及沈在宽凌迟处死，刻书人及与其交往者全部问斩，此狱被杀者百余人，流放者数百人。

小说的演绎：吕四娘复仇

吕家罹难时，适值吕葆中的女儿吕四娘外出，惊闻阖家抄斩，悲愤万分，当即刺破手指，写下“不杀雍正，死不瞑目”的血书，立志为父、祖报仇。

那年，她才14岁，独自一人从浙江来到少林寺，拜一名僧为师，学艺练武。她很刻苦，每天闻鸡起舞，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总要站桩练功；也不管风天雨天，总要坚持打拳踢腿，舞刀弄棒。一晃4年过去了，少林长拳、飞檐走壁、空中飞剑等，样样武艺，精到超群。有些传奇说先去了黄山，后去了天台山，还有拜师明朝朱姓“独臂神尼”之说。

一天，四娘正在练鞭，突然飞来几枚飞镖，只听噹噹作响，被抽落坠地；接着又飞来几把飞刀，四娘纵身上梁，飞刀把把落空，低眉一瞧，原来是师傅在旁。师傅对她说：“你武功已练成，报仇时机到了。”后来，她泪别师傅，赶至京城，很快地摸清了胤禛在圆明园（一说为“乾元宫”，而紫禁城和圆明园无此地）内的居址、通往途径。

一天晚上，她乔扮为宫女，潜入宫中，静候一株古柏上，见一太监打着灯笼，带领宫女向寝宫走去，她轻轻落地，紧随其后，混入寝宫外室听命。胤禛进来，一眼看中四娘，四娘故作顺从，频频向胤禛敬酒，灌得胤禛大醉，晕卧在床。四娘见状，拔出利剑猛刺，割下头颅，用锦布裹好，提着首级而去。后来，大内传出消息，说胤禛暴死，又说胤禛无头，不得已铸个金头，完尸下葬。

这则故事，绘声绘色，流传很广，听起来像是真事。但是，同其它胤禛被刺的传说一样，都不可能是真的。当然，均非史实。

吕留良文字案，在雍正朝乃至清王朝都是一桩特大的案件，又遇上胤禛这样精明的君主，审理便更加严密，不可能有疏漏，即或有之，也难逃以缉捕著称于世的浙江总督李卫之手。况且圆明园警跸森严，内有护军营护卫，外有巡防营梭巡，园内殿堂座座，哨卡林立，怎么能想象出一个弱女子会接触上鼎鼎尊严的皇帝呢？

所谓胤禛被刺，无非是人民在想象中并借助想象的力量，去反对邪恶、反抗压迫的美好愿望而已。就像《九品芝麻官》中的街头说书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包龙星被十几个壮汉强奸”而大众鼓掌欢迎一样，反映了一种情绪和民心，而和事实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