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一隅(当年吴三桂兵力是清军的2倍之多)

囿于一隅，当年吴三桂兵力是清军的2倍之多？

吴三桂的兵力大约只有清军的三分之一。

松锦大战时。明军主力被围，唯独吴三桂跑得快，他的嫡系部队，大概两万多人，全部从清军的包围圈中突出。后来这些人，就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的骨干。

明朝灭亡之前。吴三桂的正经职务是辽东团练总兵，不是山海关总兵。当时的山海关总兵叫高第，他麾下有约一万人。

吴三桂和高第，兵力合计约三万多。

这里插一句。山海关守将原本只是蓟镇东协的一路参将。后来是因为后金崛起，辽东战略地位凸显，山海关守将的级别才从参将升格成了总兵。山海关升格的同时，原辽东总兵也被一扩为三：镇守锦州的叫“辽东镇守总兵”；镇守宁远的叫“辽东团练总兵”，镇守前屯的叫“辽东分练总兵”。这三个总兵都归辽东巡抚管，而山海关总兵则归山东巡抚管。

吴三桂、高第接受大顺朝安抚后，李自成派明朝降将唐通接管山海关。他带了八千兵去到山海关接收防务。但没想吴三桂却突然反悔，他又被打跑。其部人马被吴三桂收编。

后来一片石大战前，吴三桂临时征兵，又征召了大约七千多新兵。

三万多+八千+七千，合计五万多人。这就是当时吴三桂的所有兵力。

吴三桂有五万多人，清军有多少呢？

具体数字不清楚。

根据明史专家顾城先生推算，多尔衮带到战场的八旗兵大概有八万人。但这肯定不是清军的全部。我们按出动一半人，留守一半人算。清军能动员的人数绝少不低于16万。

另据《清史稿》和《辽海志略》记载，八旗军的动员兵力为22～24万之间。（网上一般说18万，是编制人数，不太准确）

当时常年战争，八旗肯定不满编，但我们就算打个对折，再加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的兵力，至少也有十五万人。也已经是吴三桂的三倍多了。（三顺王和吴三桂都没有入旗，不属于八旗，也不是绿营。他们的地位很特殊）

所以回到问题本身来说，这个提问其实是不成立的。

如果吴三桂真有两倍于清军的兵力，手握三十万大军，他就不会归顺任何人了。他既不会降清，更不会降大顺。他谁也不会降。他只会自己做主，自己当老大！

而他既然投降了，而且是两面押注，这就只能说明，他的兵力不足以让他当老大。就连割据也够呛。

说到两面押注，这里再插一句。很多书上都只提吴三桂归顺李自成，但却往往漏了吴三桂也押注多尔衮。当时吴三桂两面受敌，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再加上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被李自成俘虏。为保全家人性命，吴才答应与李自成议和。但他又不信任李，为防李自成有诈，所以他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

后来多尔衮复信吴三桂，说只要他开关，就许诺封他为清朝平西王。也就是不接受吴三桂提出的合作关系，想改合作关系为受降关系。吴三桂权衡利弊，便决定降李自成。但就在这个关头，京城传来消息，说刘宗敏把陈圆圆据为己有。原本就三心两意的吴三桂这才下定决心降清。才有了后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事情。

当然，实力不如人也好，自己的爱妾被人抢了也罢。都只是吴三桂降清的直接原因。他投降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如果他不降清，他的部队有哗变的可能性。

说到吴三桂的军队，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觉得是关宁铁骑，战斗力爆棚。然而其实，吴三桂的兵是关宁军不假，但关宁军并不等于关宁铁骑。

真正的关宁铁骑在袁崇焕死后，被朝廷故意拆分掉了。曹文诏带一部分打起义军，曹文诏死后交给曹变蛟带。这部分在松锦大战全灭；祖大寿带了一部分在辽东抗清。但松锦大战惨败后，这部分人就投降了清朝；吴三桂手里有一点关宁铁骑，但人数并不多。

明朝灭亡前夕的关宁铁骑，就跟所谓的京城三大营一样，除了名字外，名不符实。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不能说当时吴三桂手上有五万多人，就说这五万多人都是关宁铁骑。

既然并不都是关宁铁骑，那当时的情况显然就很复杂了。

因为一个虎将统领一群精锐，主将往往可以凭借人格魅力加军纪控制军队。即便他让全军赴死，都不是问题。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良玉的白杆兵。死战八旗兵不退，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但是当一个虎将统领一群乌合之众时，很多时候，部队的情绪往往就不是部队主将的个人意志能左右的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时期的黄得功，他决定抗清，可是部下都不同意。部下大部分人都觉得投降好，于是清军一到，黄部上下一触即溃。白瞎了黄得功的报国热情。

吴三桂当时的情况比黄得功好一点，但也不乐观。高第和唐通的部队就不说了，他根本不可能马上树立威信。就算是他的嫡系，那也是典型的军阀部队，毫无忠诚可言。

像这种军阀部队，体现大部分人意志的方式不是主将把大小军官都召集起来开个会，传达个人意志。而是主将下令之后，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犯不上为了这事反对大帅。就接受。反之就使坏，不配合，或者暗地里把大帅搞掉。

当年在松山，吴三桂就是因为这样才把部队带了出去。坑苦了洪承畴。如果他当时下的命令不是提前跑，他很可能控制不住下面的人。就像后来的黄得功一样，被自己的部下出于保命和荣华富贵的考虑，抛弃了。

当然吴三桂在山海关时面临的情况不同。放弃大明是当时关宁军将领和山海关守军的一致共识，这一点谁都没有意见。但是在放弃大明之后，选择投大顺，还是大清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脑袋浆糊。心里没底。

大清这边，皇太极新死，新的清廷会对汉族降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长期统治中原的能力？关宁军的将领们不好预测。

别说他们了，估计多尔衮心里也没底。

大顺的情况也一样。一团浆糊，李自成没有表现出领导力，貌似起义军对前明的旧势力也不友好。关宁军上下对大顺朝也是非常犹豫。不能下定决心降。所以我们才看到，吴三桂两面下注，给自己留后路。

这个时候，关宁军上下的核心诉求是和吴三桂相同的：即首先要保住性命，必须站在胜利者一方，其次是要保全自己已有的财产地位，最后是要取得更高的荣华富贵。

所以他们也支持吴三桂两面押注。

一开始吴三桂说咱们去投大顺，大家觉得反正不亏，部队很利索地执行了，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是一种符合传统的军阀思维的军阀部队的正常选择。京城里换皇帝了，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继续当兵吃粮，谁给我们发饷我们就替谁砍人。管他天下姓朱还是姓李呢？谁给我们粮饷，我们就跟谁。

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京城里不断传来各种对大顺朝不利的传言，什么殴打官员，逼迫士绅捐款。让吴三桂又觉得投降李自成不太妥，就又跑回了山海关。

这其实是一步臭棋，要降清，那就应该一开始就说降清。朝令夕改的，只会损害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事实上，吴三桂的做法也的确造成了思想混乱，有一些本来和他同行的官员，比如辽东巡抚黎玉田，直接逃走了。

回到山海关后，面对来追杀他的李自成，吴三桂只坚持了一天多就抵挡不住。这其实并不是关宁军的战斗力烂到了这种程度，而是由于军无战心。大家都彻底被这个局势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要争取什么前途。而且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因此，关宁军中也就出现了一部分人向顺军倒戈的情况。虽然关宁军还不了解大顺，但是毕竟大顺有皇帝，有朝廷，有大军，有文官。关键是有钱，发了几万两军饷。

吴三桂不傻，如果这种情况下维持下去，部队很快就会崩溃。下面的人兵变干掉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吴三桂在这个时候，只能搬出另一个强有力的朝廷来背书，断选择投降清朝，以维持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力。

就在部队要崩的当天早上，吴三桂亲自到清军营中请求清军出兵，这次不再与多尔衮讨价还价。多尔衮也很爽快，挥军入关。立马击溃了顺军。

顺军退走后，关宁军中的不满情绪也就立刻被压了下去，上上下下不再犹豫。因为打了胜仗的将领永远最有理。眼见清军打败了顺军，关宁军自然也就认为跟着清军会更有前途了。吴三桂的判断果然英明，吴三桂之前的做法不管有多不靠谱，这时都无所谓了。

而如果吴三桂这个时候再朝令夕改，他的下场你懂的。都不用多尔衮下手，估计关宁军内部就把他解决了。

这种情况在后来很常见。一个将领在明、清之间横跳，都是不得好死。部队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远不如效忠清朝时有凝聚力。

囿于一隅的近义词？

近义词：故步自封（拼音：gù bù zì fēng）

是一个成语，故步自封（封：限制在某一范围内）指把自己限制在原来的地方；比喻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创新进取。

成语出处

东汉·班固《汉书·叙传上》：“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故步自封”。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具体是怎样的形象？

北宋庆历年间，陕西关中大学者张载（1020年——1077年）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创作了一个新学派，强调“通经致用”的思想，给宋明理学的“气本论”注入了许多生机，是我国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起来的重要标志。研究此学说的学问家都集中在陕西关中平原一带，所以，就以“关学”给它命名。

（朱先生和白嘉轩）

自张载创立“关学”后，此学说便一直以薪火相传的方式，在陕西关中传承和发展下来，对本地区的文化的普及，教育的普及，民风的改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近现代时，那个发扬“关学”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清末民初的举人牛兆濂（1867年——1937年）先生。

（牛兆濂）

牛兆濂在陕西素有“牛才子”之称，又被誉为自北宋张载以来的关学第一人，他实际上就是陈忠实先生名著《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他不仅仅是关学大儒和优秀理学家，还被誉为杰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德艺双馨，以高尚人格和高深学问赢得了许多人的膜拜，其中就有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

朱先生是以智者形象出现在《白鹿原》中的，他饱学诗书，独具慧眼，对世事洞悉得非常透彻，又具有亲民爱民的崇高情怀，影响了周边很多人。同时，他又是一个传统道德的卫道士，做事很有原则性，身体力行地维护着白鹿原的公俗良序，对乡约民规和传统道德规范严格遵守，尤其在对族长白嘉轩的精神影响上至关重要，常常对他指点迷津。

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形象时，陈忠实是以严谨的历史态度来刻画的，基本上按照牛兆濂的故事来衬托他。像20岁出头就考取令旁人羡慕的举人，这是牛兆濂身上的真实事件。关中闹饥荒时，为避免生灵涂炭，他一马当先，想方设法募集财物，进行赈灾。日寇在山海关流露出狼子野心时，他自掏腰包招募义勇军，准备誓死抵抗，等等，这些故事都是才子牛兆濂当年的义举，为众人展现了一个可敬可爱的形象。

朱先生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格理想的传承和发扬，把小我的命运紧紧跟大我和集体联系在一起，既是在向身边人传授修身养性之道，又是在帮助每个人寻找到心灵家园和精神归属感，体现了儒家思想里“圣”的理念。

如何评价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曹操这个人历史上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太有名了，绝大部分人还是从小说里了解到这个人的，但是专家学者大多是从史料出发评价一个人物的。

所以，对曹操的评价就存在两种观点的对立——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的对立。

大众对于曹操的印象，通常是“乱世只奸雄”，而很多历史学者则更倾向于“治世之能臣”。

说他是奸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篡夺汉朝的江山，逼迫汉献帝退位，狭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这种事历史上干过的人太多了，比如周武王消灭商纣，你说算不算篡权？人家纣王又不是退位，主动禅让给你对吧。所以说篡位这种事情很难讲，除了尧舜禹时代，又有哪个朝代不是通过武力方式建立政权的？

第二，曹操为人自私，疑心极重，常常觉得别人会害自己，所以常常把人家的好意当成歹心。比如他与陈宫逃亡路上，叔父一家本来准备款待他，却被他当成要杀他，于是讲人家全家灭族，明知杀错了人，也将错就错。最后还要为自己辩解，拽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其实一个被朝廷通缉的人在逃亡之中，做出这样的事很正常，自古帝王又有谁不担心别人害自己？如果读史书就会发现，比这严重的多了去了。比如李世民杀死自己两个哥哥。

第三，曹操从小就奸诈狡猾，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这点其实也站不住脚。奸诈狡猾这个形容其实很难区分，你说诸葛亮用计谋算不算奸诈？同样是使手段，怎么到了曹操这里就成了奸诈？

说他是治世能臣，理由也很多。比如曹操为结束三国分裂完成全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诛董卓、讨袁绍、灭刘表，这些都有利于统一的大局。

再加上曹操统治期间实行了一些列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政策，推行屯田制，兴修水利工程，奖励农耕和桑植，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安置流亡的百姓。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租调制”等。

另外，曹操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学天赋的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三曹”之一，建安七子之一。他的诗歌气势宏大辞藻优雅，用典恰当，表达自己宏大的志向和宽阔的胸襟、不凡的气度。

鲁迅先生就曾说，“曹操是改革文章的祖师爷”。赞扬他在改进文章表达和形式上所做的突出贡献。

你孤芳自赏时？

意思就是说：假如自己像那些墙角的花，没人理，孤芳自赏，那就对外面的世界之大太不了解了。犹如井底之蛙，囿于见闻。也像夜郎自大喽！

扩展资料：

诗的哲理是依附于形象的，要通过贴切的形象恰当地表现出来。“墙角的花”，便是这首诗借以抒怀的形象。诗人用“墙角的花”来形容孤芳自赏者，准确生动，形神兼备，足见诗人视角之独特、构思之精巧。

生长在墙角的花，由于不能充分地得到阳光的沐浴和雨水的滋润，因而缺乏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花朵开得枯黄瘦小。然而，当它“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天地便小了”，一方面，是说“墙角的花”如井中之蛙，困囿于狭小的视野，而看不到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也表明它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只能是偏狭的一隅，只能是那缺少阳光雨露的“墙角”，可谓一语双关，发人深省。

这首诗通过对墙角小花孤芳自赏的委婉嘲讽，意在告诫人们做人处世应当谦虚，切勿骄傲。生命之花，总是在谦逊的心境中绚烂开放。一旦陷入孤芳自赏之中，就会枯萎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