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的代表作,唐代楷书的风格面貌及艺术成就?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书法以求规隆法为指归,真草篆隶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其中楷书成就最为突出,体现出“尚法”的精神。
欧阳询其书法杂糅南北之风,而更偏于北碑的险峻峭拔,用笔凝重沉着,结体方正浑穆,于雍容大度中又见险劲之取。
虞世南其书法得王羲之笔法,又融入了北碑特点,结体端庄秀丽,用笔圆瑞遒劲,不露锋芒,外柔而内刚。其传世作品有碑刻《孔子庙堂碑》。
褚遂良其书风前期较古朴,后期绰约多姿,以劲炼疏瘦见长。今存碑刻《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属其前期作品,《雁塔圣教序碑》为其后期代表作品,后者最能体现褚遂良的书法特色。
颜真卿其楷书布局茂密,结体宽博大度、方正端严,用笔雄强有力,浑厚刚劲、一派雍容宽博、庄严伟岸的气度。《颜卿礼碑》、《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楷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柳公权的书法骨力劲健,刚劲挺拔,后世有“颜精柳骨”的称誉。
被尊称为书圣的古代书法家是?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况:“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梁,第二次“洪峰”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新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末、元、明、清渚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盂颊,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王羲之书法变古制今,末年更妙。其子王献之早熟,趁势而起。献之风流倜傥、 恃才傲物,书风较之羲之更加妍媚,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门生羊欣说他‘骨势不及父, 而媚趣过之’(《采古来能书人名》)。由于羊欣、薄绍之等人的鼓荡和弘扬,在东晋 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大约一百四十年间,王献之的书风笼罩书坛,形成了世人但 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
南朝宋虞《论书表》 说:‘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 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这里明确了‘子敬穷其妍妙’,比羲之‘固其宜也’。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 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争奇斗妍,推陈出新。这 种趋新的势头,到南朝梁时突然转变,关键人物是梁武帝萧衍。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 有好古崇古之癖,善书善鉴,主张返朴归真。他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 又不及钟繇古肥。他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 自省览,有异众说。’又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 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 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据传,梁武帝曾下令殷铁石,用集王羲之字的办法,推行周兴嗣奉旨新制的《千 字文》,作识字习字的启蒙课本,从而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在梁武帝的提倡下,书论家随之展开评论。袁昂《古今书评》为奉敕品评之作, 涉及二十五人,特别推崇‘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 洪芳不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 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庾肩吾《书品》以三等九品 评论自汉至齐梁三百年间一百二十八人,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 将王献之等五人列为‘上之中’ 。 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 “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 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梁武帝认为袁昂的书评未达他的旨意。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羲之书 法作出了著名的评语:‘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到了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王书为己任,他将集王字的《千 字文》临写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
推崇王书最烈、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是唐朝第二代君主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文武兼备,他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晋书》专为王羲之立传,唐太宗亲作 赞词。赞词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颂王羲之。他写道: 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钟虽擅美一时,亦为 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 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 丈夫之气。……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 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 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 论哉!(《晋书·王羲之传》) 唐太宗敕令购求书法妙迹,尤重王羲之遗墨,悉数藏入内府。‘右军书大凡二千 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 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 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大令书不之购 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二王等书录》)。
照唐太宗‘书定一尊’的旨意,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他把始 于秦世、终于唐世的八十一人,分为十等。将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王羲之的正 行草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半行书,称为‘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的 ‘旷代绝作’。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 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 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 可谓书之圣也。 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绣其七采, 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 NE067卷舒, 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 (《书后品》) 在此,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书圣’之誉。
过了大约十年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鉴赏家张怀在《书议》中说: ‘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在《书断》中说:王羲 之‘尤善书,草、隶(楷)、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 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宋以后的书家,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没有超出前代评价的基调。
柳公权的代表作有兰亭集序吗?
没有兰亭集序,有神策军碑
柳骨指的是谁?
柳公权的书法,柳体是唐朝最后一位大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权的书法作品字的总称。柳体取均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他的楷书,较之颜体,则稍均匀瘦硬,故有颜筋柳骨之称。
柳公权官至太子少师,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9为书法圣品。
书体代表作?
秦代李斯《峄山碑》
唐代李阳冰《三坟记》柳公权玄秘塔碑王羲之的《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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