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ssem Suleimani）
在其乘坐的车内遭遇美军空袭身亡。与之一同遇袭身亡的，还有另外两名和近期一系列神秘事件密切相关的亲伊朗武装的高层人士。这一事件不但导致波斯湾的紧张局势加剧，点燃了新一轮的中东乱局，也让“定点清除”、“无人机”这些词语再度回到人们的讨论焦点之中。
1月8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出于报复向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了数枚导弹。同一天晚上，伊朗的一枚导弹击中一架乌克兰客机，造成机上176人丧生。
据报道，美军利用卫星、无人机侦察以及人工情报网络等方式，获取了有关苏莱曼尼的大量精准情报信息。同时美军的数据处理和大数据分析系统，帮助美军去粗取精、定向筛选，从细枝末节中抓到有效信息，保障了准确掌握苏莱曼尼的行动轨迹，为定点清除奠定了扎实基础。
美军拥有丰富的定点清除经验，并且喜欢使用无人机实施定点清除。不过，作为一种军事战术，“定点清除”最初由以色列使用，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历史上，国际社会并不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以色列经常因为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是如今，“定点清除”的战术似乎在美国获得了更广泛的应用。
究竟什么是“定点清除”
（Targeted Killing）
？这项最初由以色列发明的战术，又是如何被美国熟练运用的？在关于以色列历史的著作《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一书中，两位军事记者雅科夫·卡茨和阿米尔·鲍伯特从无人机、坦克、卫星、火箭弹拦截系统、情报机构、网络病毒和军火外交等方面介绍了以色列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以及以色列所面临的历史和国际处境，其中所谈到的有关情报系统和网络病毒的内容或许能够给我们理解当下的事件以启示。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著，王戎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情报系统
[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
1
对穆罕默德·戴夫的“定点清除”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经过多年的追踪，以色列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辛贝特终于锁定了加沙地带一名行踪诡异的头号通缉犯：穆罕默德·戴夫。对于情报官员来说，这可是职业生涯难得的成就。在特拉维夫郊区，辛贝特总部的特别指挥中心灯火通明，官员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旁，他们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等离子屏幕，来自线人、无人机和卫星的情报不断被送到这个房间。
在空军指挥部，人们对戴夫疑似藏匿点的建筑结构进行了分析，专家们正在仔细考虑轰炸该建筑应使用的炸弹类型。为了减小附带毁伤，炸弹当量不能太大；但为了完成任务，击毙这名多次死里逃生的通缉犯，炸弹的当量又不能太小。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戴夫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是，情报必须反复验证。在经过一段看似无比漫长的时间后，行动终于被批准，两架战斗机起飞后向目标所在的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一座小型公寓楼飞去。
当时是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针对哈马斯
（Ḥamās，伊斯兰抵抗运动）
的“护刃”行动已进入第五周。
戴夫可不是一般的通缉犯。他是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之一，20年来总能神奇地逃避追捕。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试图暗杀他。上一次是在2006年，在那次袭击中，戴夫受了重伤，但活了下来。他总能鬼使神差般地逃掉。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全国各地仍在遭受火箭弹袭击。在这时清除戴夫可提升以色列低落的士气。获得关于戴夫精确位置的情报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身边几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保镖之外，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而以色列竟然能够确定他的具体位置，这是情报战线取得的重要成果。
炸弹在公寓楼爆炸后不久，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很快传开。被确认死亡的是戴夫的一个妻子和她8个月大的儿子。现场还发现另一具尸体，但无法确定是否为戴夫。不管怎样，哈马斯武装卡桑旅因此受到重创，因为戴夫是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和精神领袖，也是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杰出代表。如果戴夫死亡，他将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最高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以为自己的上级已经丧命，之前一直躲藏在暗处的两位哈马斯重要人物露面，准备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他们分别是哈马斯南部地区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马拉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拉伊德·阿塔尔。他们在这时“现身”，究竟是听到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后在惊恐之下做出的鲁莽决定，还是为了赶在对方之前接替指挥官的位置，直到今天人们也不得而知。
暗杀戴夫行动两天后，以色列就得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辛贝特在加沙地带南部小城拉法发现了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的行踪，这座城市靠近埃及边境，是哈马斯的一个重要据点。以色列人开始同时间赛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在这一地区，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逃跑，使以色列错过再次重挫哈马斯权力高层的机会。
以色列无人机开始在该区域上空盘旋，试图掌握地面的情况。所有的信息都被汇集到辛贝特的指挥中心。以色列最终确认两名哈马斯高层人士所在的建筑后，不到1分钟时间，导弹就发射出去了。后来，清理完废墟后，巴勒斯坦承认这两人遇害。这样一来，以色列又消灭了两名重要的激进分子，哈马斯再次受到致命一击。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出生于1974年，年龄上只相差几个月。他们两人都来自拉法难民营，这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当时，即便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都不敢轻易进入该地区。他们两人从小就被作为激进组织成员培养，每天在当地清真寺接受反以教育。17岁时，他们进入哈马斯武装部队，成为哈马斯敏感设施的守卫人员。很快，他们得到上级的信任，接受了激进组织的武装训练。20世纪90年代，他们参加了多次枪击行动，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在1994年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枪杀了国防军纳哈尔旅的盖伊·奥瓦迪亚上尉。后来，在基苏费姆检查站
（以色列进入加沙的主要通道）
附近的一次袭击中，他们又杀害了一名17岁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当辛贝特查明他们参与过这些袭击事件后，他们就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遵循巴勒斯坦逃犯的“逃亡准则”，定期更换住所和身份，避免联系亲人朋友。他们只有经过伪装才会上街，很少向哈马斯其他成员寻求帮助。他们只相信自己。
1995年，他们因涉嫌谋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而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这两人的激进分子的职业生涯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时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回到加沙，他的安全部队也开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不久后，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释放，这是巴勒斯坦“旋转门”的典型表现，激进分子经常被搜捕、囚禁，最终又被释放。出狱后，阿布·沙马拉进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但几个月后，由于想念儿时的伙伴，他居然脱下了军装，重新回到哈马斯。为了表明他对哈马斯的忠诚，他再次谋杀了一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不久后，他们两人再次被安全部队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
（Intifada，阿拉伯语“起义”一词的音译，在巴以冲突中意指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大规模暴动）
爆发后，两人再次被释放，同其他危险囚犯一起加入武装反抗以色列的运动中。
得知他们被释放的消息后，辛贝特重新对他们进行追捕。10年后，阿布·沙马拉成为哈马斯南部地区指挥官，负责指挥之前由他的好友拉伊德·阿塔尔指挥的拉法旅。辛贝特多次发现两人的藏匿点，但每次他们都得以逃脱。
多年来，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策划与执行了数十次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行动中多次利用地道穿过边界入境以色列。2002年，阿塔尔帮助策划了对雷姆沙洛姆过境口岸附近一个以色列军事哨所的袭击，造成4名国防军战士阵亡。2004年，阿塔尔的手下将一条地道挖到另一个国防军哨所的下方，在地道里装满爆炸物，然后将哨所炸毁，造成6名士兵死亡。2006年夏天，哈马斯成员利用隧道潜入以色列，劫持了国防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参与了这次行动。沙利特在哈马斯被囚禁了5年，最终于2011年被释放，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
除了挖地道，阿塔尔还成立了一支被称为“努克巴”
（阿拉伯语中“被选中者”之意）
的哈马斯精锐部队。通过训练，该部队成员能够徒步或开摩托车在地道中进行快速机动作战。2014年夏天，“护刃”行动开始后不久，在阿塔尔的亲自指挥下，13名哈马斯成员通过一条地道进入以色列。后来，阿塔尔所指挥的旅的一支下属部队参与了对拉法的袭击，在这次行动中哈马斯带走了一具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遗体。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定点清除后，哈马斯似乎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但混乱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当“护刃”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透露，穆罕默德·戴夫并没有死。显然，当晚投掷的炸弹有很多没有爆炸，戴夫虽然受伤，但再次活了下来。对他的追杀还将继续。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官员在苏莱曼尼1月6日的丧礼上。
2
何为“定点清除”？
在建国将近70年后，以色列成为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艺术”的国家，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以色列在战场上成功利用这种战术的历史有20年之久，这一成功离不开以色列先进的科技、高质量的情报和优秀的人才。
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定点清除是一种有预谋的致命武力行为，各国使用这种方式清除不在控制范围内的特定个人。具体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无人机袭击、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部队突袭等。
定点清除并非以色列首创。在圣经时代、罗马统治以色列地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这种手段都被广泛运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也对敌人使用过定点清除战术。
建国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定点清除和暗杀。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埃及情报军官，因为他们曾帮助“费达因”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和定居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向帮助埃及研发导弹的几位德国科学家寄出邮件炸弹。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谋杀后，经果尔达·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后来政策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仅局限于未来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人。
一位辛贝特前任局长在分析新政策时说：“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
1988年，对以色列发动过多次袭击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阿布·杰哈德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党领导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定点清除的频率大幅降低，双方都在尝试实现和平。当然，在这期间，杀戮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贾奇在马耳他街头被枪杀；一年后，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在他头部附近引爆，导致他当场死亡。除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动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当时，几名摩萨德特工尝试将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里，结果在约旦被逮捕。
这些行动几乎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发动的，虽然以色列很少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暗杀少数激进分子来威慑更多人，让他们明白，不管躲到哪里，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们。
无人机。
2000年底，这一政策再次发生改变。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暴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的对手不再是普通民众，而是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其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频率和效率可以同工厂的流水线媲美。
在一次行动中，身着便装的国防军战士朝塔齐姆军事组织的一名资深激进分子射击，导致他在位于杰宁的家门口当场死亡。几周后，另一名激进分子在手机被引爆后死亡。巴勒斯坦各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明白，以色列很可能又回到了慕尼黑惨案后的暗杀政策时期。这一判断在2000年11月得以证实，当月，以色列第一次公开承认其在伯利恒附近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向一辆汽车发射了一枚激光制导导弹，塔齐姆高级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亚特被杀。几个月后，阿拉法特手下的第十七突击部队军官马苏德·伊亚德在另一次直升机袭击中被杀，以色列声称他正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真主党武装的秘密基地。
武装直升机的使用
（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
标志着以色列将冲突强度升级。每当利用飞机执行暗杀，以色列都会宣布负责。
随着辛贝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人数的上升，以色列境内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之前的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死亡人数比为25：1，但现在，死亡人数比达到3：1。
截至2001年年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公交车、熙熙攘攘的咖啡店和人潮拥挤的舞厅实施了几十次自杀式袭击，因提法达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许多人都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更加强势的行动。不管怎样，要想阻止恐怖袭击潮的蔓延，他们必须做些什么。
以色列无法逮捕每一名激进分子，特别是那些活动在加沙地带腹地的激进分子。所以，国防军指挥官决定精简定点清除的目标，专门暗杀激进组织的领导头目，从而摧毁敌方指挥链。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准则，批准了大体上的战术标准。民众的支持也加快了这一措施推进的速度，根据2001年7月一份报刊的民意调查结果，90%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一战术。
国防军总参谋长随身携带存有数百名通缉人员的信息簿。有时，名单上的人数超过1000人。所有的定点清除目标都来自这个名单，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齐姆等不同激进组织都在名单中被以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记。一旦一个目标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会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众对这一战术的支持率开始下降。哈马斯军事组织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是哈马斯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也是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武装行动方案的制定者。他直接策划和实施了多次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员伤亡的武装袭击，但由于他身处加沙，并不断更换住所，以色列根本无法实施逮捕。
空袭行动被批准，7月22日，一架F-16战斗机向谢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掷了一枚1吨重的炸弹，除了谢哈德和他的助手，还有1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国际社会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甚至向国家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空袭的合法性。
虽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判定定点清除合法，但国防军明白，他们再也不能为了消灭躲在平民中的激进分子而投掷1吨重的炸弹或发射“海尔法”导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毁伤，国防军不得不研发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严格而明确的战术程序。
这一时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种炸药当量仅为200克的弹头，这种导弹可以炸毁高楼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驶在拥挤道路上的一辆汽车或摩托车，却不会对旁边的人造成致命伤害。
情报搜集方法也得到调整，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对实施定点清除前决策过程的控制。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则大幅上升，在无人机没有事先对目标进行侦察的情况下，以色列很少会发动定点清除行动。
武器和情报还远远不够。许多激进分子藏在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这让国防军感到非常棘手。定点清除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权衡袭击造成的整体结果和单个激进分子死亡的利弊。换句话说，如果被通缉的激进分子躲在医院里，那么消灭他带来的价值同对整个建筑物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里，身边只有一两个平民，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会做出袭击的决策。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200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为适应战场的变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敲屋顶”的新战术。当时“铸铅”行动已经开展几天，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从加沙单边撤离后针对哈马斯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前一年辛苦搜集而来的情报显示，加沙地带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储藏点。但国防军明白，虽然这些房屋已成为合法军事目标，但不能直接轰炸。于是，在行动前，国防军和辛贝特会搜集相关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个办法在前54次都被证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时却失败了。
那天，在接完电话后，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顶，并站在那儿向国防军的无人机挥手。在国防军总部，人们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第二天，国防军给另一户人家打电话，没想到，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天在作战室的一名国防军军官回忆说：“当时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战术上的主动权。”
这让国防军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不轰炸这些房子，藏在地下室的火箭弹第二天就可能落在以色列。但由于房屋内有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无法进行轰炸。
这时，来自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想到一个新办法：先打电话，等居民爬到房顶后，命令附近的武装直升机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小型导弹。他们考虑使用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导弹，只要把控得好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在最早使用这一新战术的一个案例中，国防军先按照常规程序，给一栋三层楼建筑中所有住户打电话。根据以色列情报，该建筑地下有一个大规模哈马斯武器储藏点。电话这头的国防军军官用阿拉伯语敦促居民在这栋楼被轰炸前立即离开，这些居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爬到屋顶，朝着天上他们看不见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这时一架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朝建筑旁的空地发射机枪弹。站在楼顶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国防军的意思，匆忙离开了那栋建筑。但意识到自己的房子可能会被摧毁，很多年轻人坚定地留在屋顶。
这时，飞行员得到命令使用导弹攻击屋顶的一个角落。当导弹击中建筑后，留在屋顶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并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毁这栋建筑，于是也选择了逃跑。最后，空军可以从容地轰炸这栋无人建筑。记录轰炸过程的视频显示，建筑的倒塌导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库发生一系列二次爆炸。这一次，以色列彻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顶。
使用新战术后，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国防军每消灭1名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截至2009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0。
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国防军独特的战术，另一方面，空袭中使用的大量精确武器和智能炸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铸铅”行动中，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发射了超过5000枚导弹，其中81%为智能炸弹，这一比例在现代战争中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初期，多国部队所使用导弹中只有68%为智能炸弹；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这一比例只有35%。
随着平民伤亡的减少，以色列政府对国防军作战能力的信心得以提升。由于国防军在成功清除激进分子目标的同时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施压也小多了。
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是定点清除战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发现自己的敌人根本不是常规军队，而是穿着平民衣服、藏在妇女儿童当中的武装分子。为此，美国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到南部战区司令部学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追捕激进分子的经验。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运用的战术，还包括国防军将线人、辛贝特特工、高科技侦察手段、军事情报分析员和空军等因素进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随后，布什政府也决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点清除战术。2009年后，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军透露他们在空袭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时也使用了“敲屋顶”战术。
起源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成为反恐战争的全球标准。
伊朗民众在苏莱曼尼的死讯传出后上街示威游行，抗议美国的行动。
3
为什么是以色列？
但为什么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如何能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世界标准？
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在特拉维夫两座普通大楼里的工作人员身上找到答案。这两座大楼位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贝特总部，这里聚集着以色列最优秀的一线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总部，许多原始情报都汇聚到这里由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和军官进行分析。在这两栋大楼里，以色列的创新战术、高科技武器与情报特工和分析员构成的人才库被有机整合在一起。
在声望上，拉卡兹课程之于辛贝特就像以色列空军飞行学院之于国防军一样重要。每年，数千名25-30岁的以色列公民都为加入这个课程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入选者很少，能完成培训的就更少了。
参加该课程的人员首先需要在被称为“乌尔潘”的辛贝特语言学校上课。在建国初期，大多数拉卡兹学员都出生在阿拉伯语国家，他们在一次次移民潮中来到以色列。而最近20年，许多报考者都不会阿拉伯语，但经过为期42周的强化训练后，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同巴勒斯坦商人、政客和农民自由交流，还能在网上用阿拉伯语通信。他们不仅精通语言，还能熟背《古兰经》，熟知希伯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习俗和文化，了解他们和杰宁、加沙等地巴勒斯坦人的区别。
从乌尔潘毕业后，拉卡兹学员将被送到辛贝特情报学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培训者将放弃之前的身份，成为以色列反恐无形战线上的一员。与此同时，培训者还会得到一个化名，不管是在雇佣线人时，还是在特定地理范围的责任区内从事其他活动，他们都使用化名。
经过培训，拉卡兹学员会尊重敌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当握手时，对方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当他和线人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会记住对方提供的信息，还会注意线人的情绪和语调，甚至线人身边的声音。拉卡兹学员对线人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全面，包括他们的儿子数学考试是否及格、他们配偶的生日是哪天以及当地社区这周的新鲜事。
一名优秀的拉卡兹学员要不断深化自己对责任区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了解。他要不断熟悉不同部族、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掌握当地富人所居住街道的地形，甚至得知道昨天谁结婚了，谁在父亲病逝后能得到一大笔遗产。
经过训练的拉卡兹学员对一切保持怀疑。当他看到一名妇女披着头巾走在街上，他必须仔细排查，确保她不是一名以色列追捕多年的恐怖分子；当希伯伦舒哈达街的商店罢工停业，他必须思考，这里是否有人准备发动恐怖袭击；当纳布卢斯附近的巴拉塔难民营有几个居民突然购买大量罐装食品，他必须想到，他们是不是藏匿了通缉犯或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每一名辛贝特特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并非每件事都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
拉卡兹学员必须不断保持思考状态。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获得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已成为他们的传统。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应该和线人建立非常亲近的关系，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从而维持自己的威信？拉卡兹学员可以让线人冒生命危险去获取情报吗？如果激进分子小组的负责人对一名线人起了疑心，命令他射杀一名国防军士兵以表忠诚，该怎么办？
辛贝特前任局长雅科夫·佩里以前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拉卡兹学员。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说服的艺术”，因为他要说服巴勒斯坦人背叛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同以色列合作。他解释说，辛贝特最得力的线人并不是通过提供金钱、医疗和出国等利益获得的，也不是通过威胁，而是通过拉卡兹学员的个人魅力。
拉卡兹学员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以前，激进分子小组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个小组的负责人都有一个助手，手下还有一批固定的成员。现在，激进分子小组可由海外总部进行指挥，成员虽然都来自约旦河西岸，但互不相识。2015年，辛贝特就在约旦河西岸发现了指挥部门设在加沙、卡塔尔甚至土耳其的激进分子小组。
在这类激进分子小组中，虽然成员相互不认识，但每一名成员都构成暴力袭击的重要一环。比如，第一名成员负责购车，将车停在第二名成员租好的房屋旁，第三名成员在汽车内安装炸弹，第四名成员将车开到目标附近，最后，第五名成员通过电话引爆汽车炸弹。
2014年夏天以色列打击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拉卡兹学员和国防军纳哈尔旅的战士们一同进入加沙北部的贝特哈农。拉卡兹学员对当地的了解让纳哈尔旅的步兵军官非常惊讶：他们熟知街道和部分居民的名字，甚至知道哈马斯激进分子家中厨房暗门后藏着什么。战士们进入加沙前就知道了这一切。
为了获取这些信息，除了线人提供，对加沙地形的研究也很重要。以色列空军在训练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模拟器，飞行员可以在执行任务前通过模拟器操作虚拟飞机演练轰炸操作，模拟器中的地形和未来目标附近的一模一样。
以前，来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威胁主要是枪击、石块、燃烧瓶，有时威胁也来自组装管状炸弹和路边炸弹的炸药实验室。但近几年，辛贝特的拉卡兹学员还需要关注地道、导弹的研发和生产、伊朗导弹的走私以及哈马斯对无人机的使用。拉卡兹学员这会儿可能同一名巴勒斯坦商人在聊税收和加沙烦琐的进出口手续，几分钟后又会和一名挖地道的人聊天，了解最近走私到加沙的一款新型火箭弹的尺寸和型号。
这项工作是头脑的竞争，必须不断尝试领先敌人一步。
2020年1月9日，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市，示威民众高举“不要和伊朗开战”的标语。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4
特殊情报小组：“沙特兹”
在特拉维夫另一边也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建筑，这里是军事情报局总部。以色列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汇集到位于总部的情报研究处。该处的工作就是将从间谍、卫星、无人机、媒体等信息源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并对未来形势进行预判。伊朗会违反2015年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
（被称为P5+1）
签订的协定吗？马哈茂德·阿巴斯会无条件答应同以色列重启和平谈判吗？约旦阿卜杜拉国王的政权究竟是否稳定？
对于这些问题，情报研究处需为以色列军队和政治领导人提供最合理的预判。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牵涉许多不断变化的因素。
2014年8月中旬，许多情报分析员聚到一起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时，“护刃”行动已开展40多天，以色列迫切希望缩短行动时间，尽早结束战斗。但最终，这场行动又持续了一周时间，成为1948年以来耗时最长的一场战争。情报军官在进入会场前将手机放在场外一个棕色的特殊盒子里。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正在对以色列进行窃听，即使关机，手机仍然可能通过远程控制被用作窃听设备。
战士们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沙特兹”，只有拥有最高安全权限的官员才能进入。房间的入口是一扇厚钢板做成的门，通过旁边的电子键盘控制。闭路摄像头对这里保持全程监控。房间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真主党旗帜，上面写着对不久前一位退役军官的祝福语，这面旗帜时刻提醒着人们敌人的存在。房间里另一扇通过密码键盘控制的门通往一个小型作战室，室内有很多电视屏幕、电脑和能直接接通相关国防军和辛贝特办公室的加密电话。在这里，不间断值班的战士们紧盯着屏幕，分析各种画面，为无人机操作员提供寻找目标的线索。这些工作看似徒劳，一旦成功，收获巨大。
“沙特兹”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精锐单位。每次在加沙开展行动前，该小组的成员都会负责拟定暗杀名单，寻找那些以色列试图消灭的目标。
为了做到这一点，“沙特兹”小组需要掌握关于目标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住所、经常去的地方，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幽会之处。这些信息需要不断更新，以便在袭击命令下达后他们能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目标。
让我们回到2014年8月的会议。在会上，情报军官们提出了几个重创哈马斯从而使其放弃火箭弹袭击的方案。他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必须清除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国防军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位置，但问题是，他们大多隐藏在医院、清真寺等地，或故意让很多平民生活在他们的住家周围。考虑到附带毁伤，特别是对平民造成的伤亡，大多数袭击行动都无法顺利开展。
但这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方针：全天候搜集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增加可行的袭击目标。与此同时，安全内阁随时可能授权这些分析员消灭某个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他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几天时间已经过去，“沙特兹”办公室中，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星期五，连续11个周末都在值班的S中尉（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公布情报军官的全名）
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会。但没想到，几小时后，他的“山玫瑰”手机
（Mountain Rose，军队配发的一款由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加密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里，他的指挥官说：“行动被批准了，我们现在去找古勒。”
原来，安全内阁刚刚批准了对哈马斯的资金募集者穆罕默德·古勒进行定点清除。古勒之前将数百万美元调拨到该组织的武装部队，并资助了多条通往以色列的地道的修建。但相对于他手头一沓沓的美元和谢克尔，他头脑里的信息更有价值。他知道银行账号，熟悉开罗和安曼可靠的货币兑换人，也知道在埃及边界通过哪些走私地道能将钱运到加沙。
“沙特兹”的电脑屏幕显示着无人机从古勒家上空发回的画面。他一直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躲在家里，但根据最新情报，他妻子准备带孩子回一趟娘家，古勒将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这正是以色列苦苦等待的时机。不久后，一辆汽车停在他家门前，古勒的妻儿上了车。但不到1分钟，古勒也走出了房子，来到车上，驾车离开。无人机确认了车上没有其他人。
从家里出来时，远处以色列空军轰炸该地区的爆炸声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沙特兹”军官已经对他可能经过的道路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一些理想的袭击地点，最终选择了一个既能杀死古勒又不会伤及他人的地点。在这一过程中，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还打来电话，询问行动进展。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名正在值班的空军高级军官，只有他能下达最终袭击命令。
无人机跟踪了古勒一段时间，他将车开到另一户人家，从车上拖出一大袋东西，可能是交给一组哈马斯人员的现金。虽然已经得到授权，但这位空军指挥官还在等待时机，他希望不造成任何平民的伤亡。当导弹最终发射后，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强烈的爆炸炸碎了古勒的那辆银色小轿车，他当场死亡。许多美钞被炸到半空中，然后飘落在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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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点清除”战术的不同意见
据报道，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多年来被运用在国家各条战线和相关“利益地区”。由于目标每天都在变化，以色列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东正处于历史性动荡当中，传统边界也在变化，这一点在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监控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支等级明晰的军队。但到2016年，叙利亚的局势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有真主党武装分子、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基地组织小组和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座叙利亚城市可能被巴沙尔·阿萨德控制，但几英里之外另一座城市却被“伊斯兰国”控制。
国际社会并不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以色列经常因为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违反国际法。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迫使以色列加强对行动开展和目标确定的法律监督。
由于周边和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与常规军队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以色列虽然仍需袭击对手的关键基地，但实现这一点变得极为复杂。哈马斯、真主党或“伊斯兰国”等组织没有明晰的权力来源，它们通常没有领土，更不要说明确的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们始终拥有领导者，其关键指挥官或武装人员的死亡能给这些组织带来致命打击，迫使其终止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沙特兹”的使命所在。
本文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一书，文章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节和调整。
摘编丨杨司奇
编辑丨余雅琴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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