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本非常普及的基础历史读物，名叫《上下五千年》。许多人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中国有着长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同时构成了中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基础。
（小学生的手抄报：中华上下五千年）
从今天往上推五千年，时光之针将指向公元前3000年。
根据古埃及编年史记载，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启了法老统治的时代。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向东摇去，在同时代的中国，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历史大事呢？
中国可追溯的最早历史，是被称为“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好比《上下五千年》，开篇是“盘古开天地”，这显然是神话，而非历史；第二篇，就是讲黄帝的故事：“黄帝战蚩尤”。黄帝一般被认为是“五帝”之首，而之前的“三皇”，在这本书里毫无纪事。事实上，“三皇”故事多为神话传说；而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史前大战”，人们也很难辨析到底是史，还是传说，也没法考证它发生的具体年代。
（后人绘的五帝）
“五帝”是谁，说法不一，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
黄帝、帝喾（音酷）、颛顼（音专须）、尧、舜
在史家记事中，尧让位给舜，舜传位于禹；尧、舜、禹合称“三王”，都是上古的著名圣王。这一时期发生的最著名事件，就是大禹治水。
禹死后，由其子启继位，建立“家天下”的夏王朝。
夏之后是商，商后是周，夏商周合称“三代”。
中国上古历史的源流，大致如此。
（上为三皇，下为五帝。从图画可见，三皇还主要呈现为神话，五帝则具有较强的历史性了）
中国历史悠久，可有确切历史纪年，却迟至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周厉王在位的第37年，都城镐京发生“国人暴动”，厉王逃走后，国政由大臣召公、周公共同执掌，次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共和一共14年）。
公元841年之前，虽然历史“大事记”（包括夏立国、商灭夏、周克商等）不少，但均缺乏准确的系年。而“共和”之后的历史脉络就十分清楚了，所以共和元年也成为现在建立我国古史年代框架的一个重要基准点。
历史主要是通过文字记录的。然而我国有文字的历史，过去泛泛地说仓颉造字（传说中仓颉是尧臣），所见最早的文字是西周金文（青铜器上的文字），直到1899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才从近代考古科学的角度首次证实了“商朝”（商代）的存在（请注意，是“商朝”，即作为中国朝代的商，而不是商文化或商文明）。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
一般认为，拥有较为成熟的文字、发达的冶炼业、较大的城市，和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是确定文明阶段的四大要素。文字的意义尤其重大，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时代”，应该从有可确信的文字记载的殷商晚期开始，之前只能算作“传说时代”。殷墟发现了文字，商作为王朝的特性已确定无疑。但夏的文字至今没有找到，尽管夏文明有二里头等文化遗址做支撑，但对于“夏”的文明是否达到王朝的程度，在学界仍未取得完全一致（主要是一些国外学者仍存异见）。
（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二里头遗址。这座遗址可能是夏代中后期的都城）
众所周知，孔子经常“夏商周”连称，如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夏商周”三代相承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应该说，我国自夏代开始，就已进入王权高度发达的王朝时代，文献记载是可信的。我们不能对这样久远而成熟的观念体视而不见，却只拘泥于所谓“科学精神”的实证——在殷墟发现之前，西方人不也照样怀疑商王朝的真实性吗？
2000年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制定了“三代”年表，对一些关键年份做出明确的断代：
夏代为公元前2070—1600年
商代为公元前1600—前1046年（此年即周武王灭商之年、牧野之战之年）
夏代的始年，即公元前2070年，是目前已明确的中国历史的最早纪年。
然而，一个显眼的问题是，即使夏的始年毫无争议，该年距今也才4100年；即使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不像“古史辨”派所考证的那样，全属乌有之人，他们在位的确切年代也是难以确定的（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虽然被一些专家认定为“尧都平阳”，但也只能说此地是尧建都的地方，而没法确知尧是何时在此建都）。至于五帝之前的历史，那更是“茫昧”难征了！
说好的“五千年文明”，还有一千岁，在哪里呢？
那么“中华五千年”之说，是从何而来呢？据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陆扬研究员解释，“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最早既非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是耶稣会士在17世纪首先提出来的”。具体说，就是意大利人卫匡国（马尔蒂诺，1614-1661），在他所编的《中国上古史》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记事从伏羲开始，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从而奠定中华大约有五千年历史的框架。
卫氏的中华史从盘古开讲，历数中国上古的八位帝王，然而他的精准系年显然没有确凿的依据，也基本上不为学界所取。例如，193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来华演讲，就说“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他的讲稿后来登在《北京晨报》上，并无争议。三十世纪就是三千年。此外还有四千年说，如梁启超先生说：“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又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其实，无论三千年还是四千年，都属虚指，大体属于估算，可见当时主张中华五千年说者并不多见。
（1935年，傅斯年陪同伯希和考察殷墟）
那么，中华五千年这一说法，是什么时候普及，广为人知的呢？
清末民初流行的黄帝纪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主张以黄帝纪年者，多将黄帝“开国”的年代推到四千六百多年前（如1911年就是黄帝纪年的4609年），这是一个五千年的近似值，大概在口语中便逐渐转为五千的整数了。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五千年的说法，比如钱穆先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学给博士生做“中国史学名著”讲座时，就多次提到“我国五千年历史”这样的说法。可见此说传播渐广。1979年，《上下五千年》一书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通俗的少儿历史读物，该书发行量巨大，读者众多，借助这套那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的影响力，中华五千年说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这是中国少儿出版社1979年版的《上下五千年》。许多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人，都是通过读这本书学习中国历史的）
由于可确认的历史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年代差距太大，许多人对此深感不安，总希望将其间所差的近一千年历史补齐，不然对不起我们“四大文明古国”的桂冠。其实大可不必，中国的历史时代即便只有“上下四千年”，也不会动摇我们基于悠久文明的民族自信（且考古正不断前探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最大的优势，不在它比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更早，而在于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维数千年而不坠”（伯希和语），并时时焕发新生意的古老文明。这才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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