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一天，济南军区的门口，一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乞丐”十分焦急地对哨兵说：“小同志，我想见你们杨司令，我叫侯礼祥，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
哨兵见状却根本不想理会，漫不经心地回应道：“我们司令不在，您还是回去吧。”
听到这话，老人却丝毫没有回去的想法，坚持问哨兵：“那杨司令什么时候回来？我在这等他。”
哨兵见老人如此不依不饶，也没再多说什么，任凭老人在军区门口等着。
老人执意不走，接待人员安排老人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杨司令员回来了，听说有人来找，但没有马上与这位老人见面。经过一番验证，老人亲手写下自己的经历并确认无误后，杨司令员十分惊喜地迎接老人。
那么这位叫侯礼祥的老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侯礼祥是湖北省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人，1912年侯礼祥出生，幼时读了四年私塾，十二岁时侯礼祥的父母双双离世，十五岁时侯礼祥离开家乡，前往荆州谋生，后辗转到武汉，年纪不大的侯礼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8年5月，侯礼祥到江西南昌，加入到地方革命的队伍中。第二年春节前后，恰逢红军扩编，侯礼祥进入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五连，成为一名普通士兵。
然而恰恰在这个光荣的时刻，发生了一个巧合，由于参加革命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侯礼祥一直被简称为“礼祥”。
因而侯礼祥参军登记之时，名字被错误地登记为了“李祥”，而此后在军伍之中他也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刚刚加入红军的侯礼祥由于年龄小经常被编入预备队，他从不断地观察中总结出了大量的战斗经验，以至于他初次上阵就能游刃有余，冲锋在前的他却很少受伤，作战勇猛的他总能击败他的对手，进而在军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连队中的风云人物。
由于党内“左倾”的错误，导致我军在与国民党部队作战的过程中损失惨重，部队经历多次的整编和缩编。在历次作战中，作战勇猛、表现突出的侯礼祥，被调入了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军团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帅，而团长就是杨得志，营长则是开国中将孙继先，二人的友谊也就此开始。
在长征的过程中，李祥担负的任务很重。作为先锋，他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侯礼祥当时已经受过五次大伤，最严重的一次甚至被子弹直接射穿颈部，好在抢救及时。面对大渡河的对岸、敌人架起的机枪大炮，侯礼祥主动报名，加入强渡大渡河的勇士队伍，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为我军横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因此，侯礼祥在长征途中也升任了一营的营长。
后来据杨得志回忆，侯礼祥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只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被遗忘了。后来侯礼祥“复出”之后，曾经在杨得志家中和老首长谈到过这个问题，两人还一度非常生气。
最痛苦的那次是在攻打陕西的甘泉的时候，他的右大腿骨几乎已经被打断了。他丧失了在战场上的行动力。看着自己的战友们在为作战做准备，休养中的侯礼祥心急如焚。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不断折磨着侯礼祥，他心情复杂。
此外，侯礼祥能文能武，积极乐观，还曾帮助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同志写宣传标语，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扬。
有一次，写完宣传标语之后，侯礼祥幽默地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个“白字大王”。
邓小平惊讶道：“这没有白字呀。”
他说：“用石灰浆写出来的字，都是白字”
邓小平笑道：“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
部队到达陕北之后，杨得志升任红二师师长，侯礼祥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十三团团长，杨得志非常欣赏自己的这个手下，不仅能吃苦，还能打仗，脑子也特别灵活。
组织为了培养他，派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好友许世友（开国将军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当时中国的局势，时刻关注着革命动向。
在深入学习和休养之后，他被调到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肩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侯礼祥在这里很开心，他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那时候，毛主席经常没事的时候和他们聊天，互相谈论自己小时候的趣事，大家有说有笑。以至于后来，主席回想起来的时候，还能想起这段往事，以及当年那个笑得很爽朗的侯礼祥。
这段时间也是李祥最感光荣自豪的时候，经常聆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军许多杰出指挥员的教诲，让他受益无穷。
但是不幸的是，侯礼祥在出任务时受了重伤，到了1939年，由于身体原因，他就无法继续担任团长的工作了。就这样，组织在征求了他个人的意愿后，决定让侯礼祥退到后方工作。但是不管身处何地，他都依旧在为革命工作贡献力量。
1940年县委给他安排了一个地下工作，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协助洪湖地下组织展开工作。这段时间里，侯礼祥接到了县委给他的一个任务，让他以化名的身份担任国民党的保长，深入到敌人的圈子里，与组织展开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侯礼祥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情报，为党组织的工作顺利进行做出了很大的帮助。
不久，侯礼祥娶了一个名叫杨绪儿的农家女子为妻。为了生活，侯礼祥租了一间房子办起了牌室。经过侯礼祥认真经营，这间牌室生意火爆，结果被小偷盯上了，这成为了后来悲剧的开始。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他将所有能够证明他红军身份的资料都秘密妥善地保存了起来，除了他自己，谁都不知道那些材料放在哪里。
巧合的是，家里遭到小偷，偷走了装有身份证明（军官证、残疾军人证等）的皮箱，上级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刻安排他进行转移，毕竟他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之后组织里又出现了叛徒，地下组织遭到敌特破坏，侯礼祥为了保护自己改名换姓伪装成农民，就这样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办法证明身份。
1942年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张秀龙的部队到达了湖北潜江县，李祥听闻消息马上就赶了过去，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希望投到他的麾下继续革命。
但是命运弄人，当时恰巧有敌人来袭，张秀龙怀疑是李祥将敌人带来的，他们便迅速离开了这里。新中国成立后，李祥本想和当地的组织亮明身份，由于证件缺失，他无法说清自己的过去。从此李祥彻底与组织失联，心灰意冷的他开始认命，在家中从零开始当起了农民。
因为从来没有种过地，很多农活儿都做不好，只能帮公社喂牛。曾经的红军高干，如今却只能在这里喂牛，他心中不甘。给村民们讲述自己曾经的经历，引得周围村民哈哈大笑，没一个人相信的。他生气却没有办法，因为他拿不出证明材料。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安插了很多内线，甚至还做着“一统祖国”大业的美梦，企图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进行破坏，当即全国上下也开始了严厉的反革命排查运动。
这本身是很好的，只是当时侯礼祥做地下工作党时，曾担任过伪联保长，也就被扣上了很多“所谓”的帽子。
这也意味着他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处处都受到别人的歧视。
有一天，他在厕所看到一张又脏又皱的破报纸，上面写着曾经的领导获得了将军的头衔，于是，侯礼祥1961年十月一日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及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原因，希望能联系上直接领导杨得志和杨勇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几个月后，收到了直接领导的来信，正以为可以翻身了，可是当他把信件拿出来给当地公社干部看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信件的真实性。
村子里的人故意针对侯礼祥，以伪造中央首长信件的罪名公然打击侯礼祥。
就这样，侯礼祥忍辱负重地生活了10多年，他受尽了侮辱、谩骂，却从未放弃过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
侯礼祥也曾经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四处奔走，然而战争年代局势十分复杂，众多的资料也已经遗失，想要恢复身份谈何容易。
走投无路下，他只能依靠自己曾经的战友了，他相信，这些战友是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利用无人看守的机会，侯礼祥大半夜从林场逃了出来。
此时的侯礼祥，已经60岁了，白发苍苍，面容憔悴，就像是农村里生活贫苦的老农，完全没有当年担任红军团长的意气风发。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迈着蹒跚的脚步，从江陵走到沙市，又从沙市辗转到了济南，这才来到了杨得志所在的军区。
几百公里的路程，让侯礼祥苦不堪言，这段路程中他挨过饿，衣服也破破烂烂，就像一名乞丐。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等到杨得志将军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极为激动，亲自派人去将候礼祥接到了家中。
见到了满面风霜，衣衫褴褛的的老部下、老兄弟，杨得志百感交集，不禁怔在了原地。而侯礼祥努力挺起佝偻的腰杆，敬了一个军礼，随后两人激动得拥抱在了一起，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杨得志将军也是弄了一桌菜为候礼祥接风洗尘，期间，两人嘘寒问暖，侯礼祥也是向杨得志解释到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原因，听到候礼祥的经历以及处境，杨得志将军心中极为悲痛，对候礼祥表示一定会向上级反应。还给返乡的侯礼祥然后又准备了许多用具、200元钱和一封介绍信，请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给侯礼祥证明身份。
随后在杨得志以及杨勇的证明下，经过多方协商之后，最终在1975年，江陵县委经过审查之后，决定恢复侯礼祥红军待遇。自此，侯礼祥红军团长的身份才被认可。
1991年，这位老红军战士，在江陵的冬天与世长辞，享年80岁。
致敬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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