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想要培养怎样的人？理想的大学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以何种方式传承、创新与发扬？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由著名学者杜维明、浙江大学教授周生春共同创立的“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以下简称“文化中国”），通过一种近乎理想化的人文教育，让我们窥见了何谓“大学之精神”。
这是第一次有外界媒体对“文化中国”项目进行深入报道。尽管该计划的400多位参与者中不乏媒体从业者，但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着刻意的低调。
突如其来的变故，为这一次的记录提供了契机。
2022年8月22日，杭州郊区的径山山麓，整个山头黑压压的站满了年轻人。正是杭州最炎热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的气温达40℃，这些人在烈日下站了40多分钟，静默无言，只有《大鱼》的钢琴声悠悠传出。
在茶园和竹林环绕的墓地里，他们正在送别一位老人。看到来来往往的青年才俊，墓园摆渡车司机难免好奇，向来宾打听：今天下葬的，是什么人物？
2022年7月20日，他们视为一生精神支柱的老师周生春病逝，生命定格在76岁。听闻这一消息的亲朋和学生悲痛不已，百余位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下葬仪式，海外的学生也遥寄哀思。
学生冯冰特地请了年假，提前从北京回到杭州。下葬前夜，她和当年的班长一起为第二天的到场嘉宾准备黑纱。她们把黑纱一个一个扎好，和答纸礼一起放进特制的书袋，搬运到来宾下榻的酒店，好像在为老师做最后一件事。
下葬仪式安静而肃穆，人群中的冯冰发现，前面站着的师兄在暗自抹眼泪，身后也传来轻声的啜泣。
周生春生前照片。
老先生的大计划
冯冰听说周生春身体不太好时，是在2022年7月。接到电话那一刻，她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掉，但即使那个时候，她也没想到老师的病情会这么严重。
要不是刻意提醒，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老师已经是个老人。
过去几年里，周生春依然陪着他们访学、参加活动，依然吃西瓜、喝冰可乐，特别是他走起路来飞快，学生都跟不上。
但最近几年，学生们又意识到，文化中国的大小事宜，周生春都让学生自己安排和联络，他只在一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似乎有意在为文化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铺路。
1999年，周生春获得包氏奖学金，赴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与时任社长杜维明相谈甚是投机。二人都十分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致认为推动中国文化传承创新、走向世界，教育无疑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一环。
上世纪80年代，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在哈佛大学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三层逐渐向外扩散的含义，覆盖了从中国到世界所有认同中国文化的人。
2003年，周生春再度访学哈佛燕京学社，二人不断深入的谈话让彼此看到一种传承中国文化的新可能。
经过漫长的计划和筹备，直到2008年，在浙大校方的支持下，周生春才与杜维明共同成立了“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并在中心内设立“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
周生春（左）与杜维明（右）的合影。
张燕飞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一天，她正参加一场面试。彼时她是浙江大学高分子系的大二学生，本打算加入竺可桢学院的公共管理强化班。知道了她对文史的兴趣，招生的人向她推荐了另一个项目——文化中国人才计划。
创办之初，文化中国人才计划委托竺可桢学院公共管理强化班在浙江大学代招30位本科学生，不限学院、不限专业，在保持其各自主修专业的基础上独立成班。为了帮助张燕飞顺利通过选拔，高年级的学长为她亲手写了一封推荐信，密密麻麻的字迹写满了信纸的正反两面。
2008年5月12日，第一期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面试的日子来临了，60位浙大本科生被分成四人一组，轮流接受小组面试。面试官有四位，都是浙大的教授。
张燕飞注意到同组的竞争者相当优秀，这让她感到了不小的压力。面试结束走出教室后，她紧张地折返了回去，问道：“我是不是被淘汰了？”
“回去等消息吧。”眼前答话的老师清瘦且儒雅，正笑眯眯地看着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老师便是该项目的发起者之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生春。
到2022年，文化中国已经在浙大进行到第14期，选拔的难度也与日俱增。通过选拔的学生将在未来1—2年内，接受知识高强度、高密度的“轮番轰炸”。几乎从每个周五晚上一直到周日晚上，其他大学生的自由时间，文化中国的学生都在全天候地学习——内容往往看上去与他们本身的专业无关。
周生春认为，培养既“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之精神”，又“具有全球性视野的未来社会各界的领袖人才”，需要博采众长。因此，文化中国特意请来社会各界的导师，学生会在导师的带领下学习经典研读、中国历史、世界文明史、创新与领导等8门常规课程，此外还会参加各种专题讲座、读书会、游学考察、公益实践等活动。
从设立之初起，几乎每一期文化中国的学员都保持着理工科和文科各一半、男女各一半的比例，有时候，甚至会做到南方人和北方人各一半。这样的人员构成保证了每一期的小集体足够多元，总是有来自不同领域的观点碰撞，但也把管理的难题抛给了学校。
通常来说，大部分的培养班都归属高校的某个院系，资金、招生、行政管理都发生在院系内，而文化中国就像在浙大切出一个横截面，把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召集在一起，谁来管、谁出钱，都成了问题。
好在，浙江大学当时的校领导大力支持这个项目，在杜维明、周生春和当时的博士生李军、孔祥来等人漫长的筹备后，文化中国第一期得以顺利开办。
不过，为了让学生接受到最理想的教育，文化中国多少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压力，于是他们决定在资金来源上另谋出路。
2009年秋天，在杜维明的牵线下，周生春邀请到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到浙大与文化中国的学生交流。
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启宗和弟弟陈乐宗又先后去了两三次浙大。最终打动他的是文化中国计划参与者们“身上的那股理想主义”。
这些年轻人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警惕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对于其他文化，要去理解而不是盲从……
最终，陈氏兄弟的晨兴基金会决定为文化中国提供资金支持，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从2010年开始，“文化中国人才计划”前面加上了“晨兴”二字。
十多年来，文化中国得到了包括陈启宗、曹其真在内的多位企业家和机构各种形式的支持，很多寒门学子因此能够到达更高的平台，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去国外锻炼自我的机会。
在文化中国十周年庆典上，陈启宗在发言中说道：“我们要训练一班有中国根、又要明白全球事务的中国年轻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主席曹其真的同济慈善会为文化中国提供了留学奖学金。另外，曹其真还额外提供全额奖学金支持有志学习葡法的法学生赴葡萄牙进修。
“各显神通”的导师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文化中国的小集体是大学生涯中美好到像梦一样不真实的存在。一批又一批有着相同信念的学者和老师远道而来，将广阔天地带到他们眼前，许多人毕业多年后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最初，受杜维明之邀，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教授成为了文化中国的指导老师，他不仅授课，还参与招生，每年要去两三次浙大。
除了在学校讲课之外，热爱昆曲的郑培凯会带着学生一起去听昆曲，甚至还把浙江昆曲团的演员从舞台请到教室讲台来给学生表演，让他们了解中国传统舞台艺术到底在追寻什么。在杭州丝绸博物馆举办自己的书法展时，他也会请学生来参观，带着他们看书画，感受文化的熏陶。
刚开始，文化中国的学生们叫他“郑老师”，后来叫着叫着，大概是发现这位老先生和蔼可亲，学生们就改口叫他“郑爷爷”了。
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教授、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曾带着学生们去西湖边，一边喝茶，一边读梅尧臣的诗、讲古代中西艺术；研究传统思想史的李明友老师曾带着学生们到灵隐寺去上佛学课。
冯冰至今仍对中国台湾的宋铠教授的量子管理学课程印象深刻。讲到隐形人际网络对企业的影响时，宋铠告诉学生，有的人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公司里隐形人际网络中的核心，“隐形人际网络中的暗流涌动，对公司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张网，他让学生们去杭州的一家企业实地走访调研，试图画出这个企业的隐形人际网络，找出他们的核心员工。尽管最后学生们并没能找出这个“目标”，但这种实践过程，让原本停留在课本上的知识活了起来。
在往期众多学员关于文化中国的记忆中，外出访学总是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2019年，正在读大二的陆丹琦刚通过文化中国的选拔，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当年暑假的美国访学活动。
他们打算从东到西去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7座城市，拜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世界银行行长金墉（Kim Yong）、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等人，而所有的行程、要拜访的对象，都是学员自己去分工、联系和安排的。
陆丹琦的任务就是联系学员们想见的这些人。那时的她不过是个大二本科生，一个年轻姑娘要全英语和这些世界上最显赫的“大人物”沟通，不仅要合乎礼仪，还要确保达到此行的约见目的，这项任务的挑战性不言而喻。
她还记得，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前主席乔纳森·范顿（Jonathan F. Fanton）在邮件中提出想要和她打个电话，沟通一下活动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宜，到了打这通电话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抖”。
不过当她真正在美国见到这些人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紧张了。每一个会面的对象都认真地聆听和回应这群中国学生的提问，让他们渐渐有了自信。
密集的行程排满了每个白天，学员们不仅要高强度地和学者、名人对话，还可能要两地奔波，赶赴下一个会场。有的时候，一场讲座长达六七个小时，而面对如此宝贵的机会，每个人都不得不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吸收。
每个夜晚，回到酒店之后，他们会对白天谈话的内容进行总结、复盘，并且计划第二天的学习——所有一切，周生春都会全程参与。当时的他已年逾七十，但投入程度不输任何一位学生，甚至到了这群年轻人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依然是精神最好的那个。
大洋彼岸的阳光下，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先生，带着一群正当青春年纪的中国学生，西装革履，谈笑风生……这样的经历对于20岁出头的大学生来说，堪称梦幻之旅。
后来，回顾访学的经历时，文化中国的学生逐渐懂得了老师的心意：他带学生们访学的目的，并非让每一个学生都争做“大人物”，而是通过与这些人的交流，打破心中莫须有的天花板。
他想让这群年轻人知道，一定要有理想，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到那些原本自以为不可能的事。
2019年，周生春和文化中国的学生们在美国访学。
在许多学生的回忆里，文化中国的很多老师不仅给予学生专业上的指导，本身也是学生亲近的朋友和长辈。
听说学生之间有互相爱慕又不好意思捅破窗户纸的，一些老师不仅和同学一起八卦，还会试图撮合，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机会。
有一次，刚上完周五晚课，一位老师就被学生们拉到校门口吃烧烤、喝啤酒。没想到，有的学生酒量不太行，胆量却不小，两杯下肚就开始和老师“煮酒论剑”。
这位老师刚夹起盘子里的毛豆，结果被喝多的学生一拍肩膀拍掉了，带着醉意问他：“老师，到底什么是英雄？”当他夹起一个花生米时，又被另一位学生一拍：“老师，什么是正义？”东西还没吃进嘴，下一位学生又问：“老师，你怎么理解美？”
一场场关于美、正义和英雄主义的讨论，就这样夹杂在毛豆和花生米掉落的缝隙间，飘荡在杭州的晚风和酒香里。
沂水春风
《论语》中写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聊各自的志向，子路想成为治国之才，冉有想要经世济民，公西华想在宗庙祭祀中做一个小小的司仪。
孔子问曾皙，那你呢？
正在弹琴的曾皙慢慢停了下来，说，我和他们三个不太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吧。
于是，曾皙答道，我的志向，就是在晚春时，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一群朋友和孩子，到沂水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
孔子听了感叹道，我和你一样。
后来，人们用“沂水春风”来比喻令人如沐春风的儒学熏陶。
在文化中国里，周生春和学生的交往，带给学生沂水春风一般的感受。这便是文化中国项目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学生们在背后叫周生春“老周”，或者用论语里的习惯，私下里尊称老师为“周子”。
老周走路特别快，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林荫道上，老周总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一群20多岁的学生则“亦步亦趋”地追赶，就像屁股后面跟着一群小鸭子。
最开始，老周走得太快，学生张淳映总是跟不上。在香港访学时，他们走在比较陡的坡道上，老周在前面走，张淳映在后面追。看到她这个样子，老周认真地说：“你以后要去纽约、去伦敦，这个步速怎么跟得上？”
后来，张淳映去了纽约，也去了伦敦，还成了首批中国“罗德学者”（注：即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这一奖学金的设立意在资助“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导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学深造）。她的步子也和老周一样越走越快，经常被身边的人说跟不上。
关于老周走路的故事，学生之间还流传着很多。
有一次，老周刚和一位学生聊完天，两人一起往外走，他又走得飞快，学生在后面一路跟着。走着走着，他突然转头问，你知道我要去哪吗？你跟着我干什么？你不能跟着别人走啊！
有一年带学生去香港访学的时候，一行人刚从大巴上下来，扎堆站在路边。老周看到了，对他们说，不要站在一起！
通过这样的方式，周生春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在做什么，更不要跟随别人的步伐。
他曾对学生说：“跟着大家走，加上聪明，人生会很顺利。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会很辛苦，一定要付出努力。一切都要看机遇的，可能很老的时候，才会有属于你的机遇。”
当学生陷入自我怀疑、担心自己的想法只是头脑一热时，他总是给予学生适时的鼓励：“不要头脑一热就想着让自己冷静下来，你要努力去实现它。”
周生春1978年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1983年又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先后师从宋史名家陈乐素、徐规、邓广铭。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曾在北大和周生春当过一段时间室友，离开学校后，二人失去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初，刘笑敢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杭州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一家古籍书店看到有人翻看一本冷门古书，正好奇谁会对这种书有兴趣，抬头一看，竟是周生春。
刘笑敢（后排左二）和周生春（后排左四）年轻时的合影。
老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于是把这些理想落实成了育人实践。
学生有什么拿不准的事，都爱去听听老周的意见，他也总是能给出一些目光深远且具体可行的指导，甚至直接翻开脑海里的通讯录，寻找能为学生提供帮助的人。
有时候，他则会说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答案。一位学生说：“周老师的话，不是让人眼前一亮，就是让人眼前一黑。不过仔细想想，你又会觉得很有道理。”
有一次，学生们问老周：“当你面前有两条路，在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后，你觉得这两条路都是正确的，这时该如何进行选择？”
老周回答说：“扔硬币啊。还等什么，赶紧扔。”
当他们还在想老师是不是在开玩笑时，老周补充说：“扔出来是什么结果，就踏实走下去；如果不想走，那就换另一条好了。在路口犹豫，没有意义。”
在一些熟悉的学生看来，老周其实是一个儒风道骨的人，骨子里流淌着一种洒脱和淡然：选好眼前的一条路，走下去便是。
老周有爱美之心，即使上了年纪，气质比年轻时也只增不减。他喜欢穿英伦毛呢西装，搭配也十分讲究。张淳映在纪念老周的文章中开玩笑，说他“颇有些以貌取人的习惯——在每期新选拔学生的时候，他偶尔也带几分促狭地八卦两句，说某个新招进来的学弟长得着实清秀，另外某位虽然脑瓜子好，长得却……吃亏一些”。老周的“颜控”，或许来自于读史的人对“君子”形象的“执念”。
最让文化中国的学生珍视的，是周生春对学生的关怀和体察，永远像春风一样知悉一切，然后轻轻包裹着你，安抚你的灵魂。
一位学生曾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不小的挫折，一度面对巨大的债务压力，甚至陷入抑郁中。但她一直自己扛着这件事，从未把自己心里的困扰告诉任何人。
那一年，周生春带着文化中国的学生访美，正好遇到在波士顿出差的她，就叫上了另外两个毕业后在美国的学生在咖啡馆见了一面。从咖啡馆出来时，周生春突然叫住他们三个人，说道：“其他的我不是很担心，但你们要小心抑郁症啊。”
突然被老周说中，学生心里一怔，老周怎么会知道呢？可他的确是个体贴入微的人，也许他早感受到了学生的情绪状态。
2016年暑假，周生春带着文化中国的学生去欧洲访学时，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人到了意大利，行李还在伦敦。无奈，他只能给当时在伦敦留学的学生王丽乔打了一个电话，拜托她帮忙联系并把行李转运到意大利。
为了帮老师转运行李，王丽乔去了好几趟机场，一直给航空公司、机场地勤打电话，但都没有收获，不禁担心起来。
几天后，王丽乔接到了周生春的电话，告诉她行李寄到了，非常感谢她的帮忙，她连说：“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好在行李是寄到您那里了。”没想到周生春语气坚定地说：“不，他们跟我说了，说有一个人一直在找、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才重视找这个行李的。”
而王丽乔确信：“不会有人在送到行李的时候还跟失主说这样一番话，这完全是周老师自己编的。”她猜想，周生春了解她是一个不够自信的人，因此特意这样说，让她“重视自己所能起的作用”。
谈起周生春，郑培凯教授几度动容。
“周老师是真正的谦谦君子。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他是好的那一面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最好的那一种人。”
君子不器
由老周的理想出发，再到一群人不计回报地投入，晨兴文化中国想培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领袖人才”？
在距离被选入文化中国过去了十几年后，面对这个问题，张燕飞反问新周刊记者：一件衣服哪里最容易脏？
“衣领和袖口，是一件衣服最容易受到外部影响的地方。一个人的衣领和袖口干净，整个人大概也是干干净净的。领子和袖子，决定了一个人呈现给别人的气质。”
张燕飞说，“文化中国想培养的领袖，是能代表整个民族风貌和状态的一批人。他们能在污浊中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是代表着一个时代最有精气神的一批人。”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看来，这些年轻人与众不同的一面是：不仅追求个人的成就，也关心时代和人类的命运。
从浙大毕业前夕，冯冰负责了当年文化中国的招生，到了面试阶段，老周将自己写的招生号召信郑重地递给冯冰，对她说：“冯冰啊，面试的时候要读给他们听，那些我们想要的理想主义者，听了眼里会有光啊！”
招生号召信里，北宋大家张载那句名言，是周生春经常念给学生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一生对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和农学、军事、政治等都有独到的研究成果。主张“实学”，强调经世致用，这是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必由之路。本质上，周生春希望培养在各行各业里都能不仅是做好本分，也可以带领时代进步、关心社会的领军人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叶坦教授最近的一场网络直播上，她提醒文化中国的学生：“经济学的基础是道德哲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前还有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你们要记住，再经济也是人的经济。”
她希望学生们走进各行各业之后，不要为了经济效率而忘记观照实在的“人”。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图书馆。/视觉中国
2022年9月的一个周日，文化中国的学生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上了一堂经典会读课。
八九个学生坐在校园河边的草地上，手捧着电子或纸质版的《四书章句集注》，领读者是文化中国的往期学员，如今也是一名高校教师。他们从古文的字句，聊到现实生活，再延展到古今中外。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谈到了《论语·为政》的“君子不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人被万物的形象与用途束缚，就不能领悟、回归到无形的道体之中。而君子心怀天下，不像器具那样，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
通过读经典，老师想让学生明白，不同领域的前沿知识，不是为了量身打造一批能够被放置在某个高位的“精英”，而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在任何洪流中都保持独立和审慎的“人”。而人，永远不会是工具。
另一方面，君子不器在当下又令人想起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结果可能走向对人的异化，最终失去对人的体恤。在当下，这正是知识分子和精英最容易走进的误区之一。
文化中国多年来的学生中不乏罗德学者、富布莱特学者、全球顶尖高校教师、上市公司高管、企业家、公益组织创始人……但最与众不同的，还是他们身上贯穿的“君子不器”的气质——从事AI研究的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跟你讲四书五经，商科和经济系的学生也能在茫茫的数据和案例中捕捉哲学的“魅影”。
在外界看来，文化中国或许是一个很难再复制的项目：它离不开一个意志坚韧的理想主义者的全身心投入，离不开一群在社会不同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志同道合者的鼎力支持，他们将高度密集的资源倾注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并且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果。
学生们内心被理想主义燃烧着，但面对更加复杂和多变的现实，他们也经常感到责任太过沉重。
“学生在面对老周时，多少会有一丝心虚。”王冰怡回忆老师周生春时，写下了这些话，“我们是如此害怕让他失望，但其实心里又清楚地知道，他不会对任何一个学生失望。他那样生着一颗玲珑心的人，恐怕早就看穿我们的心虚和回避，但从不说破。他像一个笃定的老农，等待着每株植物开花的时候。有的人一年开花，有的人五年开花，有的人也许二十年才开花。有些花他看得到，有些花他看不到，但我总觉得，他其实都看过了，真正的信仰，发生在虚空里，在眼见为实之前。”
但文化中国给予的教育，让学生在人生路上走得更加笃定。因为当他们在被这种责任感压得喘不过气、想要逃离时，身边也一定会有伙伴挺身而出，而到了下一次，这样的勇气也会被传递到下一个人身上。那时，他们就做好准备了。而文化中国的精神便也走出了项目本身，在一代代学生的人生中一再传递。
刘笑敢教授认为，文化中国基本能够自行运转了，日常事务都已经常规化，“所以周老师一点不担心，他相信这个项目没有他也会运作得很好，我观察的情况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也很有信心”。
目前，浙江大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以及一些文化中国往期的学员，正在逐步接手周生春的工作，几百个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学生也在关心着文化中国的未来，他们或多或少地分担着周生春曾经的一部分角色，有的人加入到文化中国的日常事务中，有的人在筹备基金会的运作……
这些人，将一起延续周生春的未竟之业。
尾声
2022年7月6日，学生张淳映听说老师病重后，立马收拾好行李，直奔杭州。在上海到杭州的高铁上，她一直在想见面之后该跟老师说些什么。
“他在医院，突然发现一个上海的学生出现在他眼前，会不会让他感觉自己病得很重？如果大家没有告诉他病情，我是不是也应该瞒着他？我想了很多理由，比如跟他说我只是出差，顺便过来看看他……”
“我还在想，一见面我就要哄他说我今年秋天就去申请博士，要他好好地给我写推荐信，他那么喜欢我这个学生，肯定夸得我天上有地下无……”
可当走进病房，面对病床上瘦得跟枯叶一样的老师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情况比她想象中糟糕太多了。
张淳映听护士说，几个月没有自主进食后，周生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说，他想喝可乐、想吃西瓜。可乐是喝不了了，但手术后医生好歹让他蘸了些西瓜汁。
2022年7月20日凌晨，周生春在杭州病逝。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都试图再多做点什么。
听说自己所就医的医院想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周生春在住院期间多次和陈启宗通信，想方设法促成这件事。
尽管周生春生前交代过后事一切从简，举办下葬仪式那天，还是有上百位亲友和学生前来送别。在40℃的高温下，一直有阵阵清风为他们消暑，还有一朵白云停留在头顶为他们遮阳。在场的学生虽然没有说话，但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周生春。
这风和云，一定是周老师的化身。
再重逢，他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感谢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的指导老师、助教、学员以及工作人员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文中未标注来源的图片均由受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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