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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分析了金融结构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产生的不同作用机理，并通过具有代表性的30个包含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数据，检验金融结构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在考虑技术转移的情况下，适宜的金融结构可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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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是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哥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理论、肖和麦金农（1973）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学者们认识到金融规模的扩张是有边际的，即金融发展水平超过了一定边界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有限甚至没有（Aghion et al.，2009；Beck et al.，2013）,探索金融系统内部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进入深化调整期，更需要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技术创新的支持，研究金融结构如何适应当前经济新形势、特别是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对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视角进行过深入分析（钱水土和李正茂，2016），而在各不同传导途径中技术进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合理高效的金融结构下，资金向着收益率高的部门流动，资金集聚与导向提供激励、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提升。（2）国际技术转移尤其是技术引进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中金融结构扮演着重要的作用。（3）金融结构通过刺激“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等因素，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
而囿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选取等原因，现有研究多为理论分析或其中局部关系的检验，实证多以国内中观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为主，缺乏相对独立金融环境下有力的实证支持，也并没有区分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不同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工作弥补这方面的研究不足。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的贡献体现在：（1）本文推导了实证计量模型，并引入了不同于三次产业比例变化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2）利用跨国数据进行检验，模型安排既体现不同国家金融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考虑了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转移，使得实证结果更具说服力。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模型设计，并解释变量的定义和测算方法，以及样本数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最后为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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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由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这两大金融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实体企业提供不同金融服务，比如银行在面对标准化金融服务、短期、低风险、较强抵押的承受者时，对减少市场摩擦成本具有相对优势，而非集中化的证券市场则在客户定制化安排、创新服务、长期、高风险等无法确定的项目上更有效率（Rajan and Zingales，1996；Demirgüç-Kunt et al.，2002；Levine,2002）。因此，不同产业结构所需要的适宜金融结构不尽相同，换而言之，不同金融结构对特定经济结构起到或促进或阻碍的不同影响作用。国内的学者对金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课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林毅夫等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陈雨露等提出的最优银行集中度，伍海华和张旭（2001）对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对两部门传导模型的推导，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对于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以及钱水土、姚耀军、江春、张成思和刘贯春等分别从产业聚集、融资约束、企业家创新、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金融结构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时，主要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区别。
1. 金融结构对技术进步作用机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不同效应
传统观点认为，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这两个金融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影响技术进步时，由于自身的特点导致其在面对创新时反映大相径庭（Allen and Gale，1999）。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其基本功能在于能动员资本、筛选项目、监管管理层和管理风险。研发类项目由于与未来的经济回报的数量与时间相关，因此更难以评估其内在价值，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尤其显得困难，而金融中介的抵押和清算安排不仅能够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也有利于克服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Benmelech et al.，2009）。贝克等（Beck et al.,2000)基于跨国数据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与资本积累的联系是微弱的。钱水土（2009）和姚耀军（2010）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专利保护水平及其证券化水平之后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解释力。
而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其主要功能在提高风险管理、信息扩散、所有权控制、资本配置等。斯塔尔兹（Stulz,2000）发现，金融市场能够在投资前对该项目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在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监控（如信息披露制度设定等），从而提升研发投入，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创新。Hsu等（2014）发现股票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里，那些更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表现出异常高的创新水平，而信贷市场相对发展的国家则无此特征。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投资的不同特征还由于其对创新项目的收益权不同。由于中介主要是固定的收益索取权，所有中介机构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其贷款风险最小化（Macey and Miller，1997），而金融市场通常关注企业的价值和增长潜力最大化(Morck and Nakamura，1999)。
2.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与扩散的不同作用
根据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技术创新是技术发明或技术成果首次商业化应用，而技术转移和扩散则是大规模的“模仿”活动，技术创新者能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诱发的“模仿”逐渐导致超额利润消失，生产函数由于该技术的普遍应用得到了提升。两者处于一项新技术从产生到普遍应用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受金融结构影响的机理不尽相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也各有特点。
（1）金融结构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金融结构影响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高研发、高创新密度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来实现的，但是这种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和“门槛效应”（张杰和刘志彪，2007）。布朗等（Brown et al.,2012）通过分析欧洲高新企业R&D投入发现，金融市场主导相对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在促进技术创新上更有优势。
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需求结构、改变行业关系、甚至创立新的行业来改变产业结构，而成功的技术创新增加了企业销售和营业收入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产品的工艺和技术的改善。国胜铁（2015）认为，技术进步引致产业要素需求结构变化，并诱致要素在产业间流动和产业增速的分化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性原因。李士梅和潘宇瑶（2016）利用我国1985—2013 年间的数据对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限内两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但是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短期内无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
也有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性质和程度、所处的阶段及创新主体的规模等因素。如王莉（2004）区分了金融结构分别对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出现的不同作用：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轨道基本确定，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更能发挥其节省监督成本和信息费用的特点；而在新兴产业的建立过程中，由于面临的创新风险较大，金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对创新风险、方向性容错等更有相对风险分散优势。
（2）金融结构通过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
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都是一种新技术从由高水平向低水平的传播，如舒尔茨（Schultz）所说，“没有扩散，创新便不可能有经济影响”。学者通过两阶段古诺模型（Blomström et al.,2003；谢建国，2007）或者罗默模型（Helpman，1993；罗德明，周嫣然和史晋川，2015）等经典模型讨论其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其传导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金融结构通过FDI资本溢出和技术溢出效应作用于技术进步。
金融结构可通过FDI带来的资本溢出和技术溢出等溢出效应、关联效应，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后向联系效应（De Mello，1997；Markusen,1999；Alfaro et al.,2010），进而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阿克巴等（Akbar和Bride,2004）通过分析外资公司的投资动机，发现以金融市场为导向的金融系统中，FDI对转轨型国家经济发展起到更积极的作用。竺彩华（2008）的研究深化了德梅洛（De Mello）的溢出效应观点，认为FDI主要通过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影响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其中货币外部性正体现了金融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钱水土等（2011）通过我国2000年以来28个省市数据证实了FDI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市场等方面相对不足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FDI的正向作用。
②金融结构通过FDI产业集聚效应作用于技术进步。
由于产业集聚的形成对于资金和金融结构等外部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适宜的金融结构可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影响产业分布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赵伟，张萃（2007）分别从一般层面、行业层面和集聚程度有别层面对FDI和制造业集聚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国内20个制造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因素的行业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钱水土等（2009）通过对浙江11个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垄断的银行结构不利于产业集聚的发展，且FDI对产业集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盖骁敏（2011）考察了FDI产业集聚的机制和条件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外溢效应是形成FDI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并判断我国产业集聚可能正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扩散与转移。
③金融结构通过促进人才流动加速技术转移和扩散。
阿尔法罗（Alfaro,2003，2010）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成长和先进技术的吸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王永齐（2007）认为金融市场效率将增强资本的可获得性，促进R&D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由R&D企业流出转而建立自己的企业,从而加速技术扩散。李平和许家云（2011）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传导途径，他们采用中国1997-2008 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结构对海归归国创业的影响，得出金融市场通过鼓励海归创业，促进技术转移和扩散效果，最终加速中国技术进步和高新产业发展，而金融中介这一效果并不明显。
（2）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金融结构对技术进步作用的区别
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扩散对不同发展阶段下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如费格伯格（Fagerberg）所说，技术创新趋于扩大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差异；而技术转移和扩散则有利于缩小这些差距。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水平低也导致了技术创新到经济增长传导不畅的各种弊端（Millar et al.，2005）。因此，那些具有更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国家，通常会有更有效的信息披露方式和更高的报告标准，也能提供更复杂和精确的数据，这对那些估值模型来说可以更容易做出判断，更有利于进行投资抉择。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技术进步特点不尽相同，因此对金融结构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对于发达国家,由于已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因此只能通过投入风险较高的技术创新来实现技术进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采用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从发达国家获得成熟的技术，而不是处于研发前沿的最先进技术，因为那可能需要一系列最新的其他生产要素相配合，而无法立刻投入生产（林毅夫等，2006）。贝克等 (Beck and Levine，2004)利用40个国家的146个样本的动态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在控制了开放程度、政府支出等国家特征变量后，金融市场和银行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基比姆等（Binh，Park and Shin，2007)对贝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重新进行了审视，认为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他们通过对26个OECD国家的数据的实证检验后认为，只有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一致，一国的经济才能获得高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考虑到金融结构在影响技术进步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不同作用机理，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
金融结构可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且影响效果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扩散是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传导途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适宜的金融结构仍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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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1. 模型设计
首先，我们参考黄茂新等（2009）对于技术进步的分析模型，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入手，考察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作用：
上式中，Y 为社会总产出，A 代表技术进步水平，L 为劳动力投入，K 为资本投入，参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假设各地区生产函数遵循规模报酬不变的C-D 生产函数，即：。
同理可构建各产业（或行业）的生产函数:
各符号意义同(1)式，下标i分别代表各产业或者行业，*号代表各产业（或行业）生产函数里的产出弹性参数。通过将L作为分母转变为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上两式可改写为：
国民经济由各产业（或行业）组成，因此各产业（或行业）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决定了社会总产出的总体规模和增长速度。假设经济体中包含n个产业（或行业），则社会总产出增长速度可表示为：
上式中的表示社会总产出增长速度，表示该产业（或行业）所占比重，下标i 用以区分不同的产业（或行业）。两边对时间t求导，可得
其中，表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表示产业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上式的经济学含义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及变化受两个因素影响：各产业增长速度，及产业结构变动，后者即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
对上式进行数学变形，可得：
其经济学意义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速变化率中扣除各产业原比例增长速度成正相关。
我们构建一个ISU（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指标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上式变为：
借鉴乔杜里等（Chowdhury et al.，2012）[[i]]的实证研究结果，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呈正相关，且技术进步与金融发展具有互动关系，技术进步分别于股权投资和银行信用有关，因此分别引入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交叉项，构造公式表述如下：
又根据上面的讨论，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等，导致其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发达国家。参考Hsu等（2014）的研究成果，引入虚拟变量，用以区分该国是否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构造公式表述如下：
本文实证部分采用我国230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4年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中，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相关数据收集于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地方年鉴及公开网站，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变量说明
式（9）中 表示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升级效果，下标i表示不同的国家，表示各国的技术进步指标，和分别对应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采用简化的FIR，以金融资产总值与GDP代表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的取值为（1）从金融规模角度衡量的股票市场总市值与信用的比例，（2）从金融活动角度考虑的股票市场总交易量与私人部门信用的比例（Beck and Levine，2002）[1]。作为控制变量，是包括一系列各国经济不同特性的列向量，具体包括贸易自由度（等，selli et al.，1996），政府支出（等，Barro，1991），物质资本强度（等，Barro，1991），初始GDP的对数（等，Alfaro et al.，2003）。根据定义，等于进出口总额对于GDP的比例，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等于物质资本积累占GDP的比重，则是人均GDP的对数值。
虚拟变量的数值为1（发达国家）或者0（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一定义，上式中的的相关系数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技术转移的作用。
考虑到各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各变量定义与具体计算方式见下表1：
3. 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佩恩表（PWT9.0）。
参考乔杜里等（Chowdhury et al.，2012）的研究，我们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来区别是否发达国家，HDI超过0.788共有56个国家，代表着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这部分国家的2014年人均GNI超过2万美元，考虑到其他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样本集共含70个国家，再删除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数据异常国家样本，最后获得1998-2015年共712组有效样本。其中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表2所示：
说明：表格内数据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下同。
具体采用中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度指标CTFP数值（TFP level at current PPPs（USA=1））。
最后，根据样本的代表性，分别从区域分布、经济发达程度、数据完备性等条件选择有代表性国家30个，共343组数据构成不均衡面板数据。其具体国家包括：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
南美洲：巴西、哥伦比亚；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非洲：南非、肯尼亚、纳米比亚、斯威士兰；
亚洲：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斯里兰卡、亚美尼亚；
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士、希腊、芬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由于欧洲国家数据完备性较好，因此样本占比略大于其他地区）
另外，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上述30个国家在考察期内包括发达国家14个，发展中国家13个，另外还有存在着不同年度分属不同类别的国家的3个。
此外，在剔除中国样本后[1]，2015年以上30个国家GDP总和在全球GDP占比超过66.2%。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上述样本库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比较1990-2015年我国HDI指标与上述样本库中部分国家，我国于2011年后HDI指标正式步入0.7后，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定义，从“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变成“发展水平较高国家”，这与我国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时间基本吻合。因此，上述HDI指标同样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不同阶段具有较好的刻画作用。
另外，分析样本库中30个国家在1998-2015的金融结构变迁可知，金融结构（上市公司总市值/私人部门信用总额）长期高于1的只有瑞士、芬兰和南非，比例较高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金融结构指标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后都呈下降趋势。
同期，比较30个国家在1998-2015的金融发展水平变迁发现，金融结构（金融资产总值/GDP）排名靠前的有瑞士、日本、美国、南非和加拿大。于此相应的，样本中人均GDP排名靠前的依次是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因此在直觉上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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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及其含义
在实证之前我们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经过单位根检验，数据集内的各类指标观察值都为平稳数据。利用样本数据库，对上文构建模型式（9）和（10）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两式存在重复解释，因此仅对式（10）回归结果进行讨论。
结果表明，金融结构（本文中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比）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作用，在加入控制ADVANCED变量后，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表明对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间的技术转移是显著存在的。
控制了技术转移与扩散对产业升级的效果后，两组技术进步与金融结构的交叉系数方向一致，其中一组结果在5%置信程度上显著为正，表明适宜的金融结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占比）总是能通过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一方面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高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Castro et al.，2014）；另一方面则通过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激励“企业家精神”创建更高效率的新兴企业，从而促进技术创新进入生产应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Kim et al.，2016）。
同时，我们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了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的结果越不明显。如前文所分析，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面对创新项目的不同机制决定了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有不同作用方向。如拉詹（Rajan）认为，强有力的金融中介会通过加深已与建立关系的大型企业合作，从而起到了阻碍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另外，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型金融中介会在提供融资服务时提出分享创新收益的条款，从而削弱企业通过创新谋取超额收益的主观动机。这个结果也印证了阿坎德（Arcand et al.，2012）等学者的观点，即当金融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私人部门的信贷总额与GDP比例超过一定比例（100%）后，两者关系变成负相关，当这一比例超过150%时这一现象变的非常明显。参考阿坎德的指标，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库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14/30）金融发展指标都超过100%，仅有一例小于90%，笔者认为这是检验结果相关系数为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我国该指标自1998年首次超过100%后，一直处于该值之上，且于2008年后有一个较大的跃升并持续增加，2015年后已超过150%，已到达“消失效应”（vanishing effect）的范围，其间虽然由于我国“房市”的特殊金融角色等原因导致影响不及理论程度，因此，金融去杠杆势在必行，而金融结构调整尤显重要。
另外，对于控制变量的符号方向。自有贸易度（市场开放程度）和政府投资对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也是显著的，而且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程度较高（都在1%的置信程度上显著）。但是包括这两个变量在内的三个控制变量方向皆为负号，这与传统以生产总值Y增长为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相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控制变量有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然而对于结构的提升弊大于利，这在经济逻辑上也是成立的，比如发达国家总是把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这无疑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产值，然后对于整体产业结构来说，却是加大了低端产业的占比。
当然，以上实证的最主要的结果在于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适宜金融结构可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作用，且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在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途径中的起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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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传统道格拉斯生产模型入手，构建含技术进步指标的分析模型。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技术进步的途径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引入了虚拟变量以区分两者区别，另外，我们构建了ISU指标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作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并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公开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不仅验证了前文假设，同时，金融发展水平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通过虚拟变量的相关系数测算，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转移是显著存在的，且金融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提升的作用显著。
检验还发现，FDI的增加理论上对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增长起促进作用，然而对产业结构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笔者认为，这在经济逻辑上也是成立的，比如发达国家总是把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这对于提升整体产业结构高度，优化产业结构合理性来说确有可能是弊大于利。
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越来越靠近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与扩散在影响产业升级时角色逐渐发生转变，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围绕在经济新形势下我国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以更好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现实课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因为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更合适风险偏好较高的创新型项目，具体举措包括降低证券市场的审批门槛，逐步实现注册制，同时积极研究推动退市制度，避免过度包装、估值偏离、新股定价偏高、“壳”资源寻租等现象扭曲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二是鼓励金融创新，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的优势，提高金融对技术进步的支持。鼓励期货、互换、期权等多样化风险管理工具的稳健发展，健全市场定价机制，既有利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市场系统性风险分散，也有利于帮助高风险创新项目的研发和产业化。三是加快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地区之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此外，在引进外资时，一方面要加强引导与监管，推动有关制度和法规的制定；另一方面要完善科学的指标体系，淡化规模数量指标，更加注重技术先进性、环境保护等质量指标的考量；另外，需要注重引进人才对利用外资的推进作用。
本文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钱水土、李正茂。
编辑 张子玥
来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2期
责编 胡晓涛、金天、蒋旭
监制 商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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