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亡者,生田斗真最新电视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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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悲剧的启示?
一、诸葛亮的性格注定最后的悲剧
始于才华
学富五车:晓天文知地理,神机妙算。草船借箭,借东南风火烧赤壁,暗设马岱作内奸锦囊杀魏延,火烧博望坡,空城退魏军;口才出众:舌战群儒奠定孙刘联盟,骂死王朗,气死周瑜:军事谋略:名成八卦阵图。政治才能:隆中对奠三分大势。
终于人格
鞠躬尽瘁,为先帝夙愿六出祁山;忠君为国,执意匡扶汉室。
他的人生短板,都出在品质方面:
一是忠诚过度就是愚忠。
无视大局,蜀国力弱,已难以支撑北伐所耗;无视向背,汉室既倒已难扶正;无有自知,虽本人谙熟兵法,但不足据此一统天下;无视民心,大魏新立需要休养生息。
二是健康原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靠身体换成功,终不是上上策。
二、诸葛亮的人生失误一、战略误判
诸葛亮在隆中制订三分天下的战略,为蜀汉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后荆州战略失误又为蜀汉灭亡埋下失败种子。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曹、孙、刘要吞并四海称霸天下,就必需先占荆州。诸葛亮在赤壁大战中捷足先登,一举夺取了荆州,并以此为基地,又取得四川和汉中,初步实现了实现三分天下的局势。然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当四川吃紧时,刘备授意诸葛亮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他清楚关羽的致命要害,把孙刘联盟,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一再告诫关羽,最后诸葛亮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显示出诸葛对时局估计严重不足。后又令关羽孤注一掷破樊城,樊城未下而荆州失守,关羽败亡。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执意出川讨伐东吴,破坏联吴抗曹战略决策,诸葛亮仅点到为止,以致刘备之败。本应该刘备汉中称王后,诸葛亮应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荆州的防卫,才是执行隆中决策的正确方针。诸葛亮战略误判,使荆州地失人亡,夭折了隆中战略。荆州之失,关羽责任为次要,主要领导责任当由诸葛亮承担。荆州战略失误与诸葛的大意密不可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意失荆州”。
二、认知不足
诸葛后半生缺乏对蜀汉实力与环境的自知。匡复汉室的时机与实力已不存在。三国统治集团中蜀汉最弱。失荆州及刘备死后,蜀国由盛转衰,一统天下已不可能。对手十分强大。诸葛亮自知有了司马懿,出师必不利,故听说曹睿封了司马懿后大惊:“必为蜀中之大患。”后听说司马懿被罢官又大喜。司马懿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后,诸葛亮则“顿失跌足,不知所措”。蜀魏百姓均已厌战。诸葛亮连年北伐,是逆天之行。
诸葛亮对自身认识不足。在五次北伐失败之后,六出祁山之前,谯周又奏种种不祥,劝其谨守待时。而诸葛亮不顾一切,坚持出征。六出祁山是他最后的北伐,成功寄托在上方谷,然而又是“天不祚汉”,司马父子濒死而得救。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他之后,姜维继承遗志,九伐中原,最后也连连失败,三国“分久必合”,一统于晋,诸葛亮和姜维都没有改变蜀汉的命运。
三、不善育才
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躁、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这些给西蜀带来一次次的致命打击。
首先,虽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陈寿评诸葛亮:蒋琬、费一“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其次,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薄”,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四、用人失当
诸葛亮深知荆州之险要。诸葛亮对守荆州人员方面的严重估计不足,做出关羽守荆州,导致荆州地失人亡。让马谡去守街亭,表面看来马谡失街亭及被斩都是咎由自取,极不公正。马谡街亭之战前为参军,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屡出奇谋,克敌制胜。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马谡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而诸葛亮却把他推到了主将位置,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错位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五、不知授权
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六、赏罚不明
首先,罚不平。关羽华容道放曹操,事先立下军令状,但因刘备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赎罪”,诸葛亮饶了关羽,放纵了关羽,致后有荆州之败。
其次,赏不信。诸葛亮一次北伐,赵云与邓芝为疑兵,因诸葛亮错用马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在兵弱敌强“的形势下,”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退军无损失,却被诸葛亮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在查营时发现兵将、军资无损,从邓芝口中知道是赵云亲自断后,才使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的实情后,也只是以赵云将士保存下来的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而赵云则以”军事不利,不应有赐“谢绝,建议全部充府库。军事失利完全是诸葛亮拒谏、专断用个人爱将马谡为先锋所致,赵云为补救他用人的失误亲自断后以保将士、军资无损撤退,本应有功,诸葛亮却推卸责任将其贬职,即使知道了实情,诸葛亮也不肯为赵云恢复原职,这就不仅有知过不改的错误,而且更有错上加错之嫌。可见,诸葛亮赏罚不明。
七、不听谏言
第一,平定南中时,诸葛始并不接受马谡“攻心”战略,而是采用武力镇压,待到严重受阻后,才想起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
第二,北伐时,大臣曾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指出“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可诸葛亮宁肯不用国内有才之人,对叛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但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给了无可奈何的诸葛亮当头一棒。
第三,北伐时“数有战功”的魏延,提亲率精兵五千奇袭长安,诸葛亮领主力出斜谷,一举定咸阳西,争长安、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亮以“危计”拒绝,后也不纳魏延之策。
第四,马谡为诸葛亮深为器重。刘备生前的警示抛之脑后。“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的应是“宿将魏延、吴懿”等将领。而亮却拒“众意”,执意任用马谡为先锋,“统大众在前”,导致街亭惨败,枉送了一大批将士的性命。
诸葛亮出师20载,对蜀汉的建立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无论是用贤纳谏、南征平叛,还是挥师北伐等,都犯有严重的错误。特别是蜀汉建立后没有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精简机构、用贤任能,导致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致蜀汉速亡。蜀汉最先灭亡,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在饭桌上吃饭时扣饭碗是什么意思?
得挨揍。在我老家,当时我外公还在世,他喜欢喝酒,饭桌上我老公不小心把杯子倒扣了,被外公一顿教育。倒扣应该是家里有亡者才会这样摆设,家里平平安安的,却把碗或者杯子倒扣,特别不尊敬,没礼数,甚至别人会认为在诅咒主人家,所以吃饭千万不要倒扣碗
这披麻是啥讲究?
(原创)丧葬文化由来已经非常久远了,披麻戴孝就是丧彝文化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种封建陋习,而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的一种。直至目前,不仅在农村,即使在城市也是一样讲究,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上古时候,因为经济水平和科技落后,虽有丝绸,那是富人穿的。普通老百姓穿的衣服大都是用麻织成的布。所以披麻带孝是普通老百姓常穿的衣服,丧服当然是麻衣方便。久而久之,“披麻”便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了。
披麻戴孝的出处众说纷纭。有说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当然这种说法也许是一种猜想罢了。
有说出自古时候,有一个母亲,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不孝顺,并且互相远离母亲。母亲到了晚年,将两个儿子叫到面前对他们说:“我死后你们不必安葬,用一床席子裹着尸体,抛向乱岗坟中就行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天天看着,那门前大树上有一对喜鹊和一对猫头鹰”就算是尽孝了。
两个儿子一听,喜出望外。想到母亲逝世后,不用花费银子了,天天望着门前那棵大树上两对鸟儿。
眼看着那两对鸟儿,从下蛋、孵蛋到幼鸟长大。小喜鹊长大后,将母亲留在窝里,每天从外面寻食让母亲享受三天,然后再离开。这就是“反哺之恩”的来历。那小猫头鹰长大后不仅不喂食母亲,反而将其食之。
兄弟两被喜鹊报答母亲的孝举深受感动,从此精心地侍候母亲。待母亲逝世后,一个穿着与喜鹊羽毛一样的白色衣服,一个穿着黑色的衣服送葬,表示白色学习喜鹊,黑色是以猫头鹰为戒。从此白色和黑色衣服便成了孝服。
孺家文化在中国古人中是深深地扎根于民间,由于文化人的带头,民间便流行起来。
比较靠谱的是传说是孺家的始祖孔子先生,周游列国传授他的孺家学说。有一天,家里传来消息说他母亲已经病故。孔子急坏了,也不讲究,急忙随手抓了一件麻衣披在身上,并戴上白帽,立马赶回家安葬母亲。所有的宾客见孔子这身打扮,认为这么有学问的人的穿戴一定有道理,是一种很好的纪念方式。从此披麻戴孝流传下来,便成了后人丧葬的礼服。
随着人类的发展,在我们家乡有穿白衣服,头上裹着一条白帕为丧葬礼服的;有腰上缠着一条白帕,头上裹着一条白帕送葬的。到目前,也有手臂上戴着象当年红卫兵一样的袖笼,只是袖笼的黑颜色代替了丧葬礼服。
至于丧葬的讲究,那真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了。
在我们家乡,老人去逝后,自有专门的所谓支客士根据当地的时俗,安排各项治丧活动。亲人首先是儿女都要穿孝服迎接宾客,并行跪拜礼。这个跪拜礼是不分辈分大小,都要行的。当地有句俗话叫做“孝子头,值狗球”,也就是孝子看到狗都该磕头的意思。
接着就是亲朋好友参灵。参灵前,后人以长子为首,全家按长幼、辈分依次从左到右一字排开,向前来悼念的亲朋好友、左邻在舍行跪拜礼,以示对前来悼念者的感谢。直到悼念结束。
披麻戴孝的主要讲究是从儿女开始至孙辈及以后辈分,家中无论大小都得穿丧服。丧服至少要穿戴三天才能脱去。这就是家乡当地的讲究。
传统的丧事礼仪并不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习俗,它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且是对逝者无尽缅怀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是文明的,它不同于风建迷信活动,又不污染环境,是值得传承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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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歌路完整版歌词?
开歌路
一对鼓锤拿在手,孝家请我开歌路。
歌路不是容易起,未曾挎鼓汗长流。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仁义礼智信,生老病死苦。
歌郎把路开,擂响三通鼓。
日吉时良,天地开张。
开天天有八卦,开地地有五方。
开山山有山向,开水水流源长。
开人人有三魂七魄,开鬼鬼有一道毫光。
昔日有个魏三娘,所生五个好儿郎。
大郎朝中为宰相,二郎跨马守边疆。
三郎鲁班当弟子,四即南北跑船帮。
只有五郎年纪小,背上锣鼓赶歌场。
锣鼓一声响,金炉满上香。
多烧钱和纸,请神到上方。
一请丰都大帝,二请冥府地藏。
三请三官神主,四请四大天王。
五请五方土地,六请六合城隍。
七请七星北斗,八请八大金刚。
九请九天玄女,十请十殿阎王。
再请孝家宗祖,还请东厨灶王。
各路神仙坐正堂,来为亡者添风光。
天地初生如鸡蛋,经历一万八千年。
天也昏来地也暗,天连地来地连天。
无风无云无水源,无草无木无人烟。
无极太极生盘古,长了一万八千年。
盘古出世面貌丑,身长一丈二尺五。
左手拎把开天剑,右手拿把辟地斧。
开天辟地主沉浮,天阳地阴分高厚。
日月星辰天上走,山川河海地上留。
开天辟地破洪荒,始有天地人三皇。
天皇所生十个子,地皇所生十二郎。
人皇九个来出世,一万八千寿最长。
有巢构木筑巢房,燧人取火烹羮汤。
伏牺教民织鱼网,女娲养蚕制衣裳。
神龙皇帝尝百草,轩辕黄帝立朝纲。
仓颉造字启人文,伯益驯养马牛羊。
有连山,有归藏,三坟五典书之详。
唐尧虞舜相揖禅,可怜洪水又泡天。
淹了山川和庄田,淹了百姓少人烟。
禹王治水多辛苦,疏通江河分九州。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年后江山丢。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
纣王无道宠妲妃,助纣为虐害忠良。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幽王烽火戏诸候,春秋战国乱悠悠
如何能做好修身养性?
孟子认为,人性虽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善,但人性之善能否充分体现出来,还需要人们不断地按照儒家教义进行修身养性才能达到。在孟子看来,人们必须通过养心、修身、慎行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才能符合儒家教义的“善”。
保持本心,减少欲望
“心之官则思”,“心”是人体之中最重要的器官。正是由于“心”具有思考能力,才有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才有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弟子公都子问孟子:“同样是人,有的成了君子,有的成了小人,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能依从心志这样的大的要求下功夫就可以成为大人君子,被耳目之欲这样的小的要求所牵制的人只能成为小人。孟子从儒家等级制度的理念出发,将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身体的使用方面与偏爱程度上划分出了君子与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孟子举例说,只知道吃喝的人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因为他注重了口腹之欲而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如果喜爱饮食的人没有丢弃(善心的培养),那么他的吃喝就不仅仅是为了形体上的健全了。
由此看来,君子与小人之分,根源在于人心的不同。因而,人性之善的根本在于“养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能够保持本心。君子把仁放在心上,把礼放在心上。
那么,人应该如何保持本心呢?“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修养善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他的为人如果欲望少,那么,即使善心有些缺失,也是很少的;他的为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即使善心有所保存,保留的也一定是很少的。
人欲是无止境的,人的很多恶行也多由欲望所至。孟子竭力反对权贵无休止的贪欲,居高临下地表示自己与他们挥霍无度的行为划清界限,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清高的骨气。“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游说诸侯,就得藐视他,不要在意他们那高高在上的样子。殿基几丈高,屋檐几尺宽,我要得志了,不会这么做。面前摆满美味佳肴,侍奉的姬妾数百人,我要得志了,不会这么做。尽情饮酒作乐,驰骋射猎,随从的车子上千辆,我要得志了,不会这么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我所不愿做的;我所愿做的,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孟子认为,养心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修身养性。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人,都必须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孟子·尽心下》)。山坡上的小路很窄,专心致志地走,它便成了路;如果隔了一段时间不走,就又会被茅草堵塞住了。
遵循仁义之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学说的基本精神,主张严格遵循礼义之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不符合礼制的‘礼’,不符合正义的‘义’,有德行的人是不去做的。
孟子认为,仁是人们最安定的住所,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不行仁义反而诋毁仁义的人就如同自己抛弃了自己。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孟子·公孙丑上》)。仁,是天(赋予人的)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定的住所。没有谁阻挡他(行仁),他却不行仁,是不明智的。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只能当别人的仆役。当了仆役而觉得当仆役羞耻,就像造弓的觉得造弓可耻,造箭的觉得造箭可耻一样。如果真的觉得可耻,不如就行仁。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自己戕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什么话说;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作为。说话诋毁礼义,这叫自己残害自己;自认为不能守仁行义,这叫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们最安定的住所,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空着安定的住所不住,舍弃正确的道路不走,真可悲啊!
学习别人长处,与别人共同行善
孟子认为,人必须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做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子路这个人,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高兴。大禹听到好的言论,就向人家行礼。伟大的舜更加了不起,好品德愿和别人共有,舍弃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的长处,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并以行善为乐事。舜从当农夫、陶工、渔夫,直到成为天子,没有一样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吸取众人的长处来完善自己,如同与别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同别人一起行善。
人若让别人明白道理,自己本身必须是明白道理的人。孟子所说的道理,显然离不开儒家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基本教义。“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贤人用自己清楚明白的道理使别人也清楚明白,现在的人却要用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的道理想使别人清楚明白。
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孟子认为,人应该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人只有做到了有所不忍、有所不为,他忍心去做和愿意做到的事就符合仁义了,仁义的行为是人从每一件点滴的事情中得以推广、充实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人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这种心理推及到他所忍心去做的事上,就是仁;人人都有不愿意去做的事,把这种心理推及到他所愿意去做的事上,就是义。一个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仁就用之不竭了;一个人能把不愿扒洞翻墙(行窃)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义就用之不竭了;一个人能把不愿受人轻蔑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无论走到哪里,行为都是符合义的了。
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道德的要求,并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就成了无耻之徒。“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对无耻不感到羞耻,那就不会有耻辱了。
人若不知耻,就必然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最终将会自取其辱,甚至招致毁灭的命运。“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不仁的人还能同他讲什么呢?他们面临危险还自以为安全,灾祸临头还自以为得利,把导致亡国败家的事当作快乐。不仁的人如果还能同他谈什么,哪还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从前有个童谣唱道:“沧浪的水碧清哟,可以洗我的帽带;沧浪的水浑浊哟,可以洗我的脚。”孔子说:“弟子们听着!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了。这是由水自己招来的。”一个人必然是自己招致侮辱,人家才来侮辱他;一个家必然是自己招致毁败,人家才来毁败它;一个国必然是自己招致讨伐,别人才来讨伐它。《太甲》上说:“上天降灾,还可以躲;自己作孽,别想再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反求诸已,真诚待人
孟子认为,凡是遇到不顺的事情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都要多从自身找原因。“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离娄上》)爱别人,别人不来亲近,就要反过来检讨自己仁的程度;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就要反过来检讨自己智的程度;礼貌待人,别人却不回应,就要反过来检讨自己恭敬的程度。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效果的,就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附他。
做人之道在于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身居下位而又不被上司信任,是不可能治理好百姓的。要取得上司信任有办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也就不会得到上司信任了。要被朋友信任有办法,如果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欢心,也就不会被朋友信任了。侍奉父母让他们高兴有办法,如果反省自己不诚心诚意,也就得不到父母欢心了。要使自己诚心诚意有办法,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行,也就不会使自己诚心诚意了。所以,诚是来自于“天”的道理,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极端诚心而不能使人感动,是从不会有的事;心不诚是没有谁会被感动的。
人如何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呢?孟子在这一段文字中给出了一个逻辑的推理过程。人是社会中的人,人要面对自己的上级、朋友、父母。人若想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必须真诚地对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张来自社会的大网就这样织将起来。人在网中,终生结网,每一个个体的人格都无法真正地独立起来。诚固然重要,但一个人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关系”,谁也没有能力十全十美地处理好。如果将能否诚心地对待每一种“关系”上升到“天之道”的高度,“诚”也许只能沦为远离真理的庸俗关系学的代名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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