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寻（一位理想主义建筑师在中国大项目里找到春天）

71 岁的建筑师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以设计美术馆和文化教育类的公共建筑著称。这些场馆大多在欧洲和美国，大小几千平米。他拒绝过大量商业项目，认为公共建筑才是建筑师参与改变社会的方式。但在中国，斯蒂文·霍尔的形象完全不同。如今他被称为“继库哈斯之后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建筑师”——自 2003 年起，他名下的斯蒂文·霍尔事务所（SHA）在中国已落成的项目超过 10 个，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项目，是包括成都来福士和北京当代 MOMA 在内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动辄几十万平米。

“如何理解这种反差？”我们问斯蒂文·霍尔。他正坐在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里，身后是那具著名的 Ex of In House 模型。Ex of In House 是霍尔的一处私人房产，不到 100 平米，却拥有夸张的弧度和切面，被用来研究室内空间的切割。从三月开始，它在四方当代美术馆的“斯蒂文·霍尔：建筑创作”展览中展出，一道展出的还包括斯蒂文·霍尔的水彩画手稿、模型、实物和著作。

斯蒂文·霍尔亲自把展览带来了中国。他常驻纽约。去年展览在新帕尔茨的纽约州立大学持续了 5 个月，之后又去往韩国首尔，斯蒂文·霍尔在 3 月 23 日下午的演讲中说，他觉得在四方当代美术馆里展出应该是最好的。

斯蒂文·霍尔在 2003 年设计了这座美术馆。它是一座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反重力的结构新奇大胆。但霍尔希望强调它的历史性：由中国古代卷轴画提供的灵感，物料取自周边竹林和南京的老胡同——这些细节都透露出他初来乍到时理解贴近中国的努力。四方当代美术馆是斯蒂文·霍尔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也是目前为止最小的一个。他在一段视频里说，接手这个项目时，陌生的文化和哲学让他感到“紧张”。在那些他熟悉的地方，霍尔以重视历史语境和因地制宜著称，2017 年他在伦敦市中心设计的玛吉医疗中心外立面使用了哑光白玻璃，和周围古建筑产生了有趣的协调。

中国是新鲜的，中国商人也是。之后经历的事多少有些出乎意料。2011 年，斯蒂文·霍尔在 SCI-Arc 做演讲时，有人问他在中国做项目的感受。斯蒂文·霍尔回答：就像开始是要去钓三文鱼，结果发现咬住鱼钩的是一条巨型章鱼。

有多巨型？Open 建筑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李虎在 2013 年接受《设计家》采访时说，2003 年斯蒂文·霍尔设计的北京当代 MOMA 项目 Linked Hybrid 比他过去 20 年里所有建成项目的总和还要大。李虎曾在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工作，他也是 Linked Hybrid 项目的负责人。

1970 年，22 岁的斯蒂文·霍尔从华盛顿大学建筑系毕业，前往罗马和伦敦学习建筑。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扎哈·哈迪德是他的同学。他们有过合作，后来成了朋友和彼此有力的竞争者。

30 岁那年，斯蒂文·霍尔来到纽约，不久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只能接到一些小型的私人委托，勉强维持。4 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谋了个教职，执教至今。他一直告诉学生，不要过分看重项目的规模大小。为此，他常举的例子除了 Ex of In，还有他在华盛顿上学时做过的一个学生习作，在 8*8*8 英尺的方块里设计一个一应俱全的家。

斯蒂文·霍尔事务所第一个重要的公共建筑项目位于芬兰赫尔辛基，奇亚斯玛当代艺术博物馆。公共建筑总能帮助建筑师打响名声。斯蒂文·霍尔在 1993 年的设计竞标中获胜。斯蒂文·霍尔喜欢竞标，他将建筑界多年来形成的这套游戏规则视为对他想法的最大肯定。这个充满弧形和弯曲的项目在芬兰引发了巨争议，斯蒂文·霍尔上了当地报纸，被漫画家嘲讽。奇亚斯玛当代艺术博物馆直到 1998 年才建成。

不过在那之后，艺术相关的建筑成为斯蒂文·霍尔的拿手领域，包括位于美国的路易斯艺术中心、约翰·F·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扩建项目、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扩建项目、温特视觉艺术中心、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的当代艺术学院。斯蒂文·霍尔习惯使用某种艺术形式解释设计的灵感来源。有时关联看起来非常迂回，像是来自尤利西斯的小说，或者爱因斯坦的科学之美。

某种程度上，和他喜欢的建筑师柯布西耶一样，霍尔代表了某一类现代建筑师的形象——在建筑之外，漂亮的绘画手稿和出挑的理论观点让他们更受欢迎。和那些只会做项目的建筑师相比，他们看起来更理想主义。

过去几年，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在伦敦、休斯顿、弗吉尼亚和里士满都有项目建成，在丹麦设计的悬空天桥“哥本哈根大门”停摆八年后也终于重新开工。但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可能是位于纽约西村的 T-space，是住宅也是一处私人艺廊。斯蒂文·霍尔有很多艺术家的朋友，“我们总是想把建筑、诗歌、音乐、绘画和雕塑结合起来”。《纽约时报》在 2017 年的一篇报道称，T-space 里收藏的好些艺术品都是斯蒂芬·霍尔交换所得——为朋友设计一个房子，朋友回赠一件自己创作的艺术品。

他标志性的工作习惯——在 5X7 英寸的纸上画图，延续了 40 年，已经和他设计的建筑一样出名。“建筑创作”的策展人尼娜·斯崔兹勒-莱文写道：“霍尔仪式性地在每天早晨作画……对霍尔来说，整个项目的过程中画出上百幅水彩画太稀松平常了。”从 1978 年起，斯蒂文·霍尔在《建筑手册》（PamPhlet Architecture）中发表关于公共住宅、城市化、以及艺术与建筑关联的文章，他出版了《锚固》（Anchoring）、《交织》（Intertwining）和《视差》（Parallax）几本书，讨论建筑与选址的关系、空间内部的知觉体验和他的“基础结构思想”。霍尔时常引用“现象学”来解释他的设计理念，尽管解释并不总能深入（可能也没有必要）。

与此同时，斯蒂文·霍尔还批评建筑师日益电子化和流程化的工作方式。过分追求商业和技术让他反感。今年 3 月霍尔又向《大都市杂志》表达了对现代建筑的沮丧之情。

对整个事务所来说，斯蒂文·霍尔是事务所的大脑和灵感来源。“事务所里大部分人习惯于按照 Steven Holl 的草图一丝不苟地来发展一个设计。”李虎说。 2017 年《纽约时报》去采访斯蒂文·霍尔时碰巧看到了这一幕：他刚刚画完，用 iPhone 拍下，传给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他们正在接手一个当地的运动中心项目。

斯蒂文·霍尔本人则更希望强调事务所的纯粹性。在 3 月 23 日的采访中，斯蒂文·霍尔说，建筑界如今有一种糟糕的文化。“他们做一部分真正的设计，也会接一部分的活儿只是为了钱。对我来说，这就像白天做‘贤妻良母’，晚上做‘娼妓’。（注：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却说：“建筑师全都是娼妓。”）一家很大的建筑事务所，养了 300 多个员工，不会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垃圾，只为了支付账单，让事务所运营下去。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不会那么做，我接受不了双重标准。”斯蒂文·霍尔事务所在纽约和北京的团队大约有 50 人。北京办公室在 2006 年成立。

时隔 7 年，斯蒂文·霍尔再来中国。3 月 23 日，他还受邀做一场名为“建筑创作·当代亚洲的灵动空间”的演讲。演讲在四方当代美术馆旁、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会议中心里进行，座无虚席。

斯蒂文·霍尔没有谈论他在亚洲如何制造了那些“灵动空间”，但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来到亚洲的。他一上台就先祝贺矶崎新在 3 月初获得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茨克奖。他称赞矶崎新不仅是个伟大的建筑师，还总不忘提携后生。“是矶崎新把我带到了日本，也是他把我带到了中国。”霍尔说。在日本福冈，霍尔建造了“世界公寓”（Void Space Housing），那是 1989 年的项目，当时霍尔在纽约的事务所还在艰难度日。

至于中国，斯蒂文·霍尔说，是 2003 年 8 月 13 日，他们来到了这里。他清楚地记得日期，显然认为这是个无比重大的正确决定。

矶崎新 2003 年介绍斯蒂文·霍尔来中国时，接待他们的是南京的地产商人陆军和他刚从剑桥毕业的儿子陆寻。当时陆军正在筹划一个大型建筑实验项目，他拿下南京佛手湖附近一大块依山临水的空地，打算邀请世界顶级的建筑师盖二十栋座漂亮的建筑，但没有对设计提出任何限制。尽管之后这些建筑的用途不好保证，但对建筑师来说，艺术追求可以得到满足。霍尔设计了整个园区里最重要的一栋建筑，四方当代美术馆。

这是斯蒂文·霍尔对中国开发商的第一印象。

3 月 23 日晚，陆寻——四方当代美术馆的现任馆长设宴招待斯蒂文·霍尔。晚宴开始前，陆寻说，很少有建筑师和客户能维持这样的关系，十多年过去了还能回到同一个项目上。一般来说，建筑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次性的。只有这种非盈利的文化项目才能如此。希望友谊长存。他问霍尔，“知道你很累，但要不要简单讲几句？ ”霍尔说：“我只想说，谢谢。”

几乎和四方当代美术馆的项目同时，开发商当代置业找到了斯蒂文·霍尔，这是个 22 万平方米的大型住宅复合体项目，除了住宅，内部还有餐厅、影院和幼儿园。他们希望斯蒂文·霍尔能对规划图做些修饰加工。这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个体量超过斯蒂文·霍尔此前所有建成建筑总和的项目——北京当代 MOMA。李虎说，斯蒂文·霍尔有点犹豫。对于如此巨型的项目，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斯蒂文·霍尔在 3 月 23 日的采访中称，他不能接受的是“加工规划图”的提议。“我说，我不做那个——但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和一点设计费，我会做出一个漂亮的理想方案。我在泳池之间架起了桥。在区域的中间，我放了一个水上花园。我把方案递过去之后，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都没有回音。然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里说，你的方案超出我们的预算太多。但是——我们打算提高预算，按你的方案来造。什么都不会削减。”北京当代 MOMA 在 2009 年建成，拿了包括 AIA 纽约分会可持续设计奖在内的几个奖项。斯蒂文·霍尔称这个项目为“Linked Hybrid”，意思是连接的混合体。

“在美国，这样的事已经不会发生了。大部分美国的客户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他们都只是在使唤建筑师。”斯蒂文·霍尔认为，这是他在中国的项目和在西方差别巨大的原因。那是因为，西方的建筑行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衰退了。“我不反对做商业建筑，但方案必须是理想主义的。你必须有好的客户。当然不全是，但我在中国碰到的那些商业项目，客户都很好，他们就是想要实现我的想法。”

“我觉得可能那时正好也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中国，他们非常想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中国的开发商们相信，这些备受赞誉的西方建筑师能帮助展示最好的一面。得知今年 3 月斯蒂文·霍尔会来中国，他们把他的时间占满了。一周里，斯蒂文·霍尔几乎每天都要去一座不同的城市。这和他们是否理解了“自然光切割建筑”的理论、或者公共空间的意义无关。

开发商也一定意识到，建筑师的声誉可以帮忙推销房子。各地 SOHO 项目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扎哈·哈迪德在中国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就是和 SOHO 中国合作的一系列商业办公楼——他们的合作也不是一次性的，包括 2012 年落成的北京银河 SOHO，2014 年落成的北京望京 SOHO 和上海的凌空 SOHO。创始人兼董事长潘石屹曾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时表示，正是 SOHO 给扎哈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更大体量的建筑设计机会，以及更多的建造支持。“她说张欣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潘石屹说。

不只是 SOHO，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都是如此。尽管 2014 年后出现了波动和放缓，但新加坡研究机构 Stansberry Churchouse 数据显示，中国现在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房屋市场，去年的房屋销售额为 1.7 万亿美元，是美国的市场交易总额 7 倍。中国的城市飞速扩张更新，从 1978 年到 2017 年的 40 年里，城镇住房从大约 3100 万套增加至 3.03 亿套。

建筑师则获得了罕见的机会。对斯蒂文·霍尔来说，他可以尝试在大型商业项目中创造公共空间。斯蒂文·霍尔 2007 年在成都设计的来福士广场，规模超过了北京 MOMA，有 31 万平方米。“客户的方案是，造一个购物中心，和一座办公塔楼。我说，不，让我们做一个公共空间。我们会（让商场下沉）在屋面上做一个水上花园，做一栋关于光的建筑——自然光切割了建筑。”再一次，“他们接受了我的想法。”

之后，斯蒂文·霍尔又在深圳的万科总部里安置了一座大型花园。旭辉北京七里庄项目一年前开始建造，斯蒂文·霍尔提供的设计方案里有 5 个花园。

不过，在这股风潮中斯蒂文·霍尔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很多情况下，中国开发商追求名气，但并不知道各个知名建筑师之间的区别。他们很少定点邀请，而是采用公开竞标。虽然建筑师参选，具有决定权的还是甲方——建筑师会对甲方赞不绝口，因为它们比全球其他地方的客户更慷慨、也更“宽容”。

过去几年，项目变少了，竞争者却在变多。斯蒂文·霍尔事务所几天前递交了一个深圳公共建筑项目的方案，项目包括会议中心和酒店。“是个基于凹凸曲面的漂亮想法。”斯蒂文·霍尔说。他酷爱曲面。但这个项目有包括 Foster + Partners 和 OMA 在内的 7 家国际事务所参与竞争。

2013 年，斯蒂文·霍尔曾在青岛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中击败雷姆·库哈斯创立的 OMA 和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但三年前，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就没能在深圳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方案中胜出。当时他们提交的方案是在两座建筑之间建造一个公共的广场。ArchDaily 的报道称，这一方案获得了大部分评委的投票，深圳的政府官员则选择了另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