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的军令什么时候有用,二火初兴有人越此?
阴平峻岭与天齐,玄鹤徘徊尚怯飞。景耀六年(263年),司马昭分三路大军伐蜀,钟会十余万军队与姜维在剑阁相持不下,即将断粮之际,有意撤军。然而邓艾却想出奇谋,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到司马昭允许后,邓艾率军三万,凿山开路,搭桥造阁,每一百里留下三千兵下一寨。自十月出发,耗时二十七天,行程七百余里,穿过摩天岭后,只剩下两千人马,到达江油。
这是演义中有关邓艾偷渡阴平的描述,邓艾大军穿越摩天岭之后,正准备要走,忽然看到道路旁边有个石碑,上面刻着诸葛武侯所题诗文: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两士争衡,不久自死。于是有人便有疑问,二火所指什么?两士又是个人?是否真的应验?以下依据演义内容做简要分析。
首先分析二火初兴指的是什么。这首诗句确实暗藏深意,二火初兴,这里的二火,普遍认为是个炎字。初兴,也就是刚刚兴起,而当时刘禅的第四个年号就是炎兴。炎兴元年,这一年刚好是263年,也就是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的那一年,而邓艾偷渡阴平,刚好在石碑之上看到了。初字与元字刚好又是一个意思,因此二火初兴,应该就是指炎兴元年。
其次分析有人越此。显然这句话应该是指邓艾偷渡阴平,越过摩天岭,刚好到达石碑的地方。邓艾也是个军事奇才,更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猎手。阴平古道,绵延265公里,其中沟壑纵横,荆棘遍地,天气更是变幻莫测。而邓艾为了能争取灭蜀之功,居然率领本部人马,遇山开路,逢水搭桥,穿越无人区。即便粮草很难共计,即便士兵多有染病、抱怨,这些都没有阻挡邓艾前进的步伐。
当全军到达摩天岭之时,被峻壁岭崖阻隔,不能前进,西面都是绝壁。将士们哀嚎哭泣,声称前功尽弃,都愿意放弃。而唯独邓艾,第一个用毛毡裹住自己,滚下去。随后将士们大多也跟着滚下去,没有毡杉者,用绳索束腰,攀木挂树,鱼贯而进。翻阅摩天岭之后,只剩下两千军队和一些开山壮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邓艾看到了诸葛亮在石碑上题的这首诗句。演义曾这样记载:
艾曰:“吾军已到此,已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再次分析二士挣衡,不久自死。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邓艾与钟会相互争夺功劳,不救后相继死去以下做简要分析。
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刘禅惊慌失措,听取光禄大夫谯周的建议投降。邓艾兵不血刃就取的灭蜀之战的胜利,可以说他是头号功臣。刘禅投降后,又命令在剑阁抵抗的姜维放下武器,即刻投降,姜维为了能够复国,向用兵十万的钟会投降。
姜维投降钟会,也是想借钟会手中的兵马复国,他首先想到的是策反钟会。于是姜维便利用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二人都想夺取功劳,挑拨离间。邓艾灭蜀之后的所有所为,更是为姜维挑拨二人的关系提供可乘之机。邓艾擅自任用蜀汉的官吏,比如任命刘禅为骠骑将军,蜀汉太子为奉车都尉,蜀汉大小官员都有任用。
邓艾还扬言,如果是大家遇到其他的魏军,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于是大家都感激邓艾的恩惠,邓艾在蜀汉的人气也迅速飙升。远在长安的司马昭,早已对一切了如指掌,他最害怕的就是邓艾或者钟会在蜀汉做大。于是司马昭多次着书信给邓艾,要求其凡事都要奏报,而邓艾却认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既然让我奉诏专征,有何故干预。
邓艾又在绵竹地区修筑高台,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彰显功劳。而此时钟会却早已安耐不住,在他看来邓艾只不过是先头部队,大军尽在自己手中,灭蜀的第一功劳应该是他钟会的。于是钟会召集姜维商议,姜维建议钟会上书司马昭,弹劾邓艾在蜀中私自任用官吏,扩充军队,图谋不轨。
钟会又暗自截获邓艾给司马昭的书信,派人模仿邓艾笔记,改动内容。司马昭在朝堂之上读邓艾的书信,尽是傲慢无礼之词。司马昭安然大怒,让钟会派人收押邓艾父子,并押回洛阳。钟会于是派遣监军卫灌,成功收押邓艾父子。
姜维、钟会见到邓艾都破口大骂,钟会责怪邓艾夺取功劳,姜维则是痛恨邓艾灭蜀。然而此时钟会却收到司马昭的书信,声称其亲率大军坐镇长安,防止钟会不能收服邓艾。钟会也是个聪明之人,司马昭明知道他的军队数倍于邓艾,有怎么会收服不了。
姜维则劝说钟会,司马昭这是在怀疑你,主上怀疑臣下,臣下不久将死,邓艾就是个例子。钟会于是慌慌不可终日,听取姜维的建议,率军谋反。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钟会宴请众将士,席间钟会大骂司马昭背君弑主,号召大家讨伐司马昭。然而众人都是魏臣,并不愿意谋反,于是司马昭派人在殿中挖个大坑,准备将不服之人坑杀。
这个消息却被胡烈部下丘建传播出去,胡烈当时也在被收押的官员里面。丘建将钟会谋反之事,告诉胡烈之子胡渊,胡渊集结本部人马连同卫灌,杀进成都。钟会猝不及防被乱箭射死,姜维见大势已去,拔剑自杀。
姜维钟会死后,卫灌觉得自己错抓好人,不应该冤枉邓艾,但如果让邓艾安全回到洛阳,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卫灌令护军田绪率军追击邓艾。追至绵竹地区,刚好赶上,邓艾以为是本部人马,并没有防范,被田绪一刀斩杀,邓艾之子邓忠也死于乱军之中。这样也就刚好应验了,二士挣功,不久自死。
你是如何看待邓艾钟会的?
欢迎关注,讲述三国故事,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三国杀军令会不会用完?
三国杀军令可以用一次。军令由某些武将通过技能发起,发动技能的角色称作军令发起者,技能目标称为军令执行者,发起者从军令牌中随机抽取两张观看,然后选择其中一张,将此军令交给执行者,令执行者选择。
接着,若执行者执行军令,则暂停当前结算,立刻结算军令,待军令结算后将军令牌放回军令牌堆并恢复之前的结算。
若执行者不执行军令,则直接将军令牌放回军令牌堆并继续当前结算。
成语草木皆兵的来历及意义是什么呢?
草木皆兵和风声鹤唳是一组近义词,它的来历和中国历史上的淝水之战有关。
指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皇帝苻坚讨伐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大败。苻坚一路败退,在路上因为过度害怕把树林和野草都当成了追兵。
这段记载存在于成书于唐代的《晋书》之中,被后世用来形容人因为过度害怕而疑神疑鬼的不正常精神状态。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被入塞的游牧民族所占领,代表汉人正统的东晋王朝只能龟缩到了长江以南。在当时的北方一带,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建立了数量繁多的王朝,其中最为强大的就是氐族人建立的前秦。
前秦的皇帝苻坚在位时,攻灭了周围的仇池、前燕、代国、前凉等政权,又出兵攻下了东晋的成都地区。在整个五胡十六国中,前秦的国力最为强大,远远超过十六国里其他王朝,这也是自晋朝永嘉之乱以来最为接近统一的一次。
当时,只有东晋小王朝还龟缩在长江以南,而野心勃勃的苻坚打算灭掉东晋,统一全中国。不过,当时前秦内部已经出现了统治危机。他的谋臣王猛在去世前曾劝他说:东晋王朝虽然弱小,但毕竟是汉人的正统,没有大的统治危机,内部还有谢安、谢玄、桓冲这样了不起的人物相助,轻易相攻,恐召来祸患。
但在王猛死后,利欲熏心的苻坚逐渐被眼前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并在降将慕容垂、姚苌等人的大力怂恿下,真的发动全力南征东晋,大起马军、步军80余万人攻击淮南。
为了补充兵源,前秦征发国内所有的壮年男子入伍,实行五丁抽三,三丁抽二,声势浩大。后军还未出发,前军便已到达淝水前线,前后数百公里长的队伍,士兵络绎不绝奔赴前线。对此,苻坚骄傲地说,我的军队每人投下一根鞭子,就足以使东晋的长江断流!(投鞭断流)
可是由于准备仓促,前秦军队先胜后败,在淝水之战被东晋军队用计击败,苻坚本人也被箭矢所伤。前秦的慕容垂、姚苌等将领只顾保存实力,迅速逃回北方。
在逃跑的过程中,苻坚饥寒交迫,身边只有残兵数百人跟随,心里十分害怕,就连看到田野里的草和树林里的树木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来了,战栗不安,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由来。
后续: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领地,东晋则趁势追击。苻坚虽然逃回了北方,但由于淝水之战损失过大,已经无法控制国内的叛乱。
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前燕国,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国,而前秦国内的匈奴人、鲜卑人也纷纷举兵叛乱,原先已被前秦灭掉的代国余孽拓跋部落复国,建立了北魏王朝。这一支力量就是后来统一中国北方的拓跋鲜卑人,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淝水之战后,原先已经被前秦帝国统一起来的北方黄河流域,再次因为分裂而陷入激烈的战火之中。苻坚统一全国的梦想破碎了,而他本人也被自己的老部下羌族人姚苌所杀。
明粉发明的历史有哪些?
明粉发明的历史有哪些?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下我的观点。
首先,什么是粉丝。我查了下百度,粉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说,粉丝是中国的一种食物,是用绿豆、红薯淀粉等做成的丝状食品;第二种说,属于舶来语,英文为fans,指的是崇拜某明星、艺人或者事物的一种群体,多数年轻人,有着时尚流行的心态。
显然这道问题的粉丝属于后者,那么明粉的意思就可以理解成对明朝历史有着深度热爱的人。
再说历史。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改变的就是历史。因为历史是过去式,每个人都是在发生了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去解读,所以历史不可能被改变,也不可能被发明。
那么所谓的发明,应该属于一种解读。对于历史我一直持的态度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各种蛛丝马迹都是从书本残页中一点一点搜寻出来的,基于现有的认知再凭着喜好得出个人认为合理的答案,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这些答案我觉得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它们立论有些偏驳或者狭隘。事不辩不明,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存着对历史的敬畏心,然后一点一点去把真相还原。
再多说一句:历史没有对错。
▲土木之变,樊忠锤杀王振
基于我上面的观点,我就来妄言的说一说明朝有名的土木之变。
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近来在解读土木之变早已定论的历史中突然有了新观点,那就是文官阴谋论,甚至还有往下引申的说是于谦私通瓦剌,做的一次卖国举动。不仅这样,还隐隐有洗白明英宗跟王振的趋势。
土木之变是历史存在的,文官阴谋论从客观来讲也是因为从一些事实出发而得出的结论,所以并不存在发明一说,但对于这些结论我并不赞同。
所谓的文官阴谋论主要指文官集团为了压制勋臣武官集团的势力而进行的一次策划行动,甚至不惜用共偕亡的壮烈来对武官集团做一次犁庭扫穴般的打击,最后终于使得朝廷上再没有了能制衡者,也让大明朝彻底失去了平衡之道,但换来的文官集团的指点江山。
当然在这个理论中明英宗跟王振都成了背锅侠。
土木之变是明朝276年国祚中极为著名的一段屈辱史,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明英宗跟王振误国的定论到底是不是历史的谬误?让我们暂时把这个放在一边,先说说文官偕亡这件事。
在所有朝代里明朝是最注重平衡之道的,正是有了这个原因所以明朝才能出现天子二十年不朝,但一切还能相对正常的运转下去的奇迹。
纵观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乱世时武将可撑起天下,治世时文臣必占上风。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初跟着开国老祖打天下的那帮子人哪个不是功高盖世的,而且因为当时的需要手中都握有重兵,就算没有反心,但一帮子老人真要倚老卖老起来,皇家的后世子孙们还真要忌惮几分。再说大部分情况除了开国皇帝需要马上打天下以外,剩下的基本都是没上过战场的,说不知兵也不过分。所以,武将虽然能掌一国利器,但必须要套上个紧箍咒。
但是不知兵始终是皇帝的一大弱项。针对这一点,历朝历代都会有大批的功勋武将慢慢转变成文臣。这样既能打消皇帝的疑心,又能巩固住自家地位。
这点在《郦生陆贾列传》里面有句很著名的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就能说明这一点,也能说明历代君王对武将的态度。
所以,文臣集团压制住勋贵武将是必然趋势,即使没有土木之变,这个趋势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再说,土木之变文官集团同样损失惨重,甚至都不能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来形容了。一仗下来,整个当朝内阁受到严重打击,随军的两个尚书三个侍郎全部殉国。非但如此,还捎带上五十来人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最后直接导致在朝内阁成员陈循、苗衷、高毂因为声望资历不够而无法掌控时局,最后只能由兵部、吏部以及礼部这三部的部堂参与讨论,事实上最后提出关键建议的于谦,当时只不过是个刚刚晋位上来的兵部尚书,并没有进内阁。
下面请看当时文官集团阵亡名单就能说明问题。
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内阁首辅)、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内阁成员)、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余人。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些文臣要不已经位极人臣,要不就有着远大前程,他们能这般舍身只为未来不可知的又或许跟他没什么关系的朝局实在是太高看这些文人风骨跟伟大情操了。
再说当时正值乱时一众文臣虽然拿手的是内斗掣肘,但作为内阁成员应当明白眼下打仗才是当务之急。那么就算文臣集团要打击功勋武将,也不可能在这种敏感的时候,要知道乱世之时武将的生存几率要远远高过文臣。
不过文官阴谋论恰恰来自这个地方,就是武将消亡,而文臣还有一部分活着,而且把持了朝政,还推出了个代宗。
再说这个理由是否正确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段记载:
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从引用话里的数字可以表明,土木之变对大明王朝军方造成多么毁灭性打击。而且,单纯看这些数字还没什么,最要紧的是当时大明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也毁于一旦。这个无疑是很致命性的,即使到了后期重新组建完成也无法达到原先战力,可以说假如文官集团真有私心的话,那真是百死不足赎其罪。
看完上面这些触命惊心的数字,不知您有何感想?要是还觉得没有什么的话,那么就跟我一起看看另一个名单。准确来讲是另一半名单,跟刚才不同的是,这份名单里面只有武将。
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
后面自然还有,但已经并不太重要了,因为打头这几个人就已经代表了一切。
好吧,其他的都不说,就只说开头的那位英国公张辅。
张辅乃是张玉的长子。张玉曾追随朱棣,被倚为左右手,后来在东昌之战为救朱棣力竭战死。张玉死后,张辅继承其父职位,继续追随朱棣,转战四方,又在建朝永乐后被封为新城侯。永乐四年以右副将军之职随成国公朱能南征安南(没错是成国公,这个是世袭,在土木之变的朱勇为朱能之子,曾两败蒙古,终年五十九岁,也算是一代名将)。征战时候朱能在军中病逝,张辅继任为主帅,指挥大军,于次年灭亡胡朝,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布政司。后还有三去交趾平乱,史称“凡三擒伪王,威震西南”。不要认为这点功绩就是张辅的全部,他还曾参与过朱棣的三、四、五次北征,平定过朱高煦叛乱,虽然后来被解除兵权,但加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与“三杨”、蹇义、夏元吉等人同心辅政,促成仁宣之治。
这个张辅可以说是标准的功勋了,但早已转成文臣,而且当时年龄已经高达七十五岁,据记载虽然随军出征但未参与军事。可以这么讲,朝中的诸多文臣都能拐外抹角的算是他徒子徒孙,所以不说别人,就说此人,文臣集团就此算计似乎也有些太不讲情分了。
况且文官阴谋论还有个最大说不通的地方就是明英宗的御驾亲征。假如要为了制衡武将,那么文臣集团必定要想尽办法去阻止明英宗随军。一旦事有不偕,以我个人观点是即使有所阴谋,也会即使叫停。无他,忠君二字。
纵观中国历史,皇亲宗室曾经弑君过;外戚权贵曾经弑君过;藩镇武将曾经弑君过;内臣阉宦曾经弑君过......但独独没有科举文臣做出这样的事来。也许,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就是老祖宗给文臣专门下的定义。这些文臣可以误国,可以卖国,但基本不会背负上弑君恶名的。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更何况是明朝的那些清流呢?
说到这里似乎就可以推翻掉文官阴谋论了,那么接下来再说说王振、明英宗朱祁镇跟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起因首先是因为瓦剌部在统一蒙古以后由于实力增强,开始生出了图谋中原的野心。在英宗正统年间蒙古大军不断扰边,当朝有识之士曾经劝谏过英宗加强对边疆的防护,但在王振的蛊惑下这事没有被英宗放在心上,这促使瓦剌部越发有了觊觎之心。在1449年瓦剌部派使者2000余人诈称3000人向明朝送贡马并邀赏,中间也许是出现了一些技术性原因,反正结果是得罪了王振。王振示意秉公而断,以实到人数赐赏,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这一举动触怒了瓦剌部,也成了土木之变的导火索。
那王振为什么又有怎么大权势呢?王振这个人早年就服侍过朱祁镇,被称为大伴。等朱祁镇继位成了英宗以后,王振作为贴心人一跃而成司礼监掌印太监。但这个时候英宗年纪尚幼,一切都有太皇太后张氏听政。
张氏这人虽然秉政,但不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她把所有权利都交予内阁大臣“三杨”处理,所以王振虽然成为了英宗代言人但完全被节制。这时的王振还算收敛,只是做些上讨好英宗,下培植私党的事。
等到张氏亡故后,压在王振头上的大山瞬间崩塌,而且“三杨”也出现了变故(杨荣病死,杨士奇引咎辞职,杨溥老迈精力达不到),致使王振趁虚而入,开始了专权生涯。
当然这些还是跟英宗纵容是分不开的,这点从英宗总是称王振为先生而不呼其名就可见一斑。
王振专权除了要得到英宗宠信外,还有个重要点就是必须要隔开英宗与外官之间的通讯往来,这样才能达到欺上瞒下,歪曲篡改谕旨的目的。
正是因为这样,瓦剌进犯初期许多军报并没有及时到了英宗眼前。等到英宗知道了,已经是几次大败仗之后的事了。
按说这么大的事应该惊动内阁,然后六部合议,至少也要听听兵部意见,可是早已习惯了私底下把事办了的王振跟英宗并没有这么这么做,而是直接就拿定了御驾亲征的主意。
主意既然定下来,谁劝说也没用,终于在两日后英宗朱祁镇率领一众文臣武将还有数十万兵马匆匆奔赴战场。还没有到大同,粮草开始就跟不上了,再加上天气原因,致使道路难行,军容军纪涣散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
文官阴谋论在这里也是两个论据所在,一是为什么身处朝廷的文官集团没有做好后勤工作;二是随军武将为什么没参与行军军政?
首先当时后勤工作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很多情况下随军出征,跟粮草有关的车辆、人员几乎要占据整体军队的一半,甚至还多,英宗仓促起兵注定这些调配不足。这样的话,就需要从国内补粮了。当时的北方并不是产粮大地,各种粮食还需要从南方运过来。这种属于有计划运粮,每年都会固定在某段时间内。但战事属于临时情况,需要紧急通知调粮做配合。这么做就更需要时间好让地方筹粮。之前说了英宗亲征属于临时决意,他出兵的时间基本跟内阁行文的时间相同,甚至还要早于行文时间,那么地方配合失力应该也属于合情合理。
至于第二点,不光是武将没有参与军政,就连文臣也没有参与。比方说,兵部、户部两个尚书看情形不好,曾劝英宗回京,但让王振直接扔在外面罚跪。当时不比在京中,英宗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王振之所以还能如此专横,必定是得到了英宗的授意。
顺便再说个别的事,就可见王振被荣宠到什么地步了。说起来还不是王振自己的事。王振有个手底下的亲信太监叫喜宁,在土木之变的两年前曾经想侵占张辅的田产。张辅当然是不答应,两边闹得很不愉快。有一天喜宁的弟弟喜胜带着随身的自净奴(当时有很多由于生活不下去而打算进宫当太监的人,但缺少门路无法进宫,最后被一些权贵收为家奴)去张辅家佃户的家中闹市,致使孕妇身亡,一尸两命。张辅愤而诉状,但结果英宗只是让喜宁花钱赎罪,同时把喜胜家的自净奴发配。这板子已经是落得轻了,但后续事情更让人大跌眼镜。喜宁转过头来又告张辅家也有自净奴,一来二去,本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的张辅家奴也给发配了。你说,还没到王振,只是手底下的一个比较得势的太监就能让英宗拉偏手把个四朝元老欺负成这样,那一帮子武将谁还能得势?
所以,随军只是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属于靠边站的行列。
最后提醒王振,或者说是提醒了英宗的人到底还不是文臣或者武将里面的人物。在行军进入大同以后,得到的消息是瓦剌军已经北撤。英宗跟王振指挥大军继续追击,但有许多大臣(包括文臣还有武将)都觉得事有蹊跷,纷纷劝阻,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王振手下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密报前不久战败真相,这才让王振警醒,于是在次日指挥大军撤出大同。
在进退之间,都说是王振在指挥大军,但我认为英宗既然出征,他的心气肯定很高,一路高歌猛进也许王振能做的了主,但撤兵必须要奏请圣意。换句话来说,要是英宗不同意撤军,王振也做不成这事。那当时怎么说服的英宗,亦或者英宗怎么改变的主意,现在仍不可考。
接下来就是明军撤军的迷之路线了。现在众做周知的是明军取道紫荆关退兵,但走了40多里后突然改道宣府。长久以来迷之路线被理解成是因为王振害怕家乡的庄稼被踩踏,因而改道。这理由......倒也是这么一说,因为许多在外面横行的大人物一旦回到家里都会有所收敛,生怕被自家人戳脊梁骨。可是,依照王振的种种过往,似乎有点说不通。
把王振的私心先放下不说,再回头看看二者的撤军路线。两条路线经过现代研究发现,从紫荆关撤兵应该是条比较好走,而且比较近的路线,但这条路线会经过平原,虽然路好走,但更适合瓦剌的骑兵突袭。而且,由于明军辎重等方面不能舍弃,所以也容易让瓦剌从后追上。再有,明朝九边之地虽然有七成是在正统年里逐渐修葺完善的,但到了土木之变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只有两个地方可用,把它们比作四处漏水的筛子也不过分。
▲九边示意图,其中★为九边
但走宣府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宣府沿途还有数个强有力的防守据点,这样就能快速阻击来敌,从而保证英宗的安全撤退。也许是英宗跟王振突然醒悟了吧,又也许是因为撤军使得这对儿能听进去一些劝谏,总之迷之路线走出来了。
曾经有大同参将郭登及大学士曹鼐等劝谏不应再突然改道,而是继续走紫荆关。这个跟刚才的分析并不冲突。因为首先,军令最怕朝令夕改,数十万人一旦进入操作流程光惯性就停不下来;再有既然已经选择走紫荆关了,那就要继续走下去,因为兵贵神速,强行改道必将导致时间上的浪费,从而加大危险性。
但最后还是选择改了路线,结果是在8月10日才算退到宣府(大约从8月2日退的兵)。最终果然让瓦剌追上,只能靠断尾脱身。
再往下又是要批判王振为等两千车辎重而不进怀来,一直被瓦剌合围,这才退入土木堡。但这个也有点说不通。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假如你我是在舍了数万条人命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这个时候还会想起什么辎重?保命要紧吧,毕竟有命才有一切。
好了,这个猜测在史书中并没有被提及(至少在我看过的书里面没有),所以也是猜测,但不管怎么样得到的结论都是王振误国,英宗一手葬送了数十万大明将士。
当然在土木之变里面需要论证的事还有很多,比方英宗为什么会主张出战,还一意孤行的御驾亲征;再有为什么总是针对文官集团;为什么还要再复辟后压制文臣集团不再攻讦王振......等等都不重要了。
因为重要的事已经说完了——文官集团阴谋论并不能成立,而且王振跟英宗纯粹是让历史染黑也不能成立。
由于是答题,所以没有过多斟酌,基本属于想到哪就写到哪,要是您觉得有些凌乱,还请原谅。
雅贼文抄,妄言之。
军令状什么意思?
军令状为戏曲和旧小说中所说的,接受军令后写的保证书,表示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愿依军法治罪。军令状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军令状的起源和军队行军作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目的是加强指挥官的责任感,确保战斗的胜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立军令状是有极大风险的,因为军中无戏言,下军令状,白纸黑字,那是要兑现的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9回:“云长曰:‘愿依军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书。’云长便与了军令状。”
三国中的马肃是谁?
题注问的应该是马谡吧,作为一名狂热的三国爱好者,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保护世界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那我今天就来稍稍讲一下马谡吧。
马谡(190年-228年),字幼常,襄阳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侍中马良之弟 ,三国时期蜀汉官员、将领。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嶲太守。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史书上说他才能过人,喜欢和身边的朋友谈论国家的形式和一些军事观点,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兵出征南中(包括当时的益州、永昌、越隽、四郡)讨伐雍,临行时马谡送他几十里。诸葛亮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希望你能为我这次出征提一些意见。马谡回答说,南中的叛乱势力,凭借地势险要,距蜀又远,不服已很久了,即使今天打败它,明天也很可能还会重新反叛,如今您正要全力出兵北伐,以对付强贼。叛乱势力知道我们国内空虚,反叛也会加快,用兵的原则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您能使他们心服。
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完全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他率部进入南中,捷报频传,斩了他们的头领雍。孟获看不下去了,想要继续为了独立而战斗。孟获是当地少数民族心中神一样的存在,十分有影响力。诸葛亮命令部下一定要想办法活捉他,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后一次捉到孟获时,还是要放他回去,这时孟获心服口服地说,你真是有神威的人,我不再造反了。
南中平定后,面临着一个治理的问题和如何防止反叛的问题。诸葛亮依然采取马谡“攻心为上”的策略,蜀军在南中不留下一个官员或者士兵,让孟获这个当地领袖有对诸葛亮服气的人物管理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部落的人去管理当地的百姓,去管理当地的事务。这一战略思想的运用,大得人心,一直到诸葛亮去世,这里的少数民族再也没有反叛。这对于平定南中、稳定蜀国后方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北伐中,使诸葛亮能够集中兵力对付曹魏,从而避免了两线作战。由此可见,马谡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
后来因为马谡的骄傲自大导致街亭被破,街亭对于蜀魏都至关重要,而且领军的人偏偏又是诸葛丞相十分赏识的人,因为,当时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在危险中,为了安抚朝野上下,不得不用马谡的人头来换取民心。诸葛亮此举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唯一,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争霸天下。马谡被斩是必然的原因,因为,蜀国的势弱和他自身的重要性,这两点注定了他失了街亭被斩的必然性。这就是著名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马谡被杀后,诸葛亮亲临祭祀,痛哭流涕,安抚马谡的遗孤,并说要很好地照顾他们。据有关书籍的记载,说马谡临终行刑时,有10万人因为他而哭泣,可见马谡的死影响是相当大的,怀念他的人大有人在,这一切都与他的才能、功绩是密不可分的。听说马谡被杀,蒋琬来到汉中,对诸葛亮说:“从前楚国杀掉得臣,晋文公那高兴的心情从他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如今在天下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您杀了‘智计之士’,难道不感到可惜吗?”蒋琬在这里将马谡和楚国名将得臣相比,应该说是很恰当的,是很有分量的。至于蒋琬,在蜀中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密表中说:“我若不幸死去,我身后的事应该交给蒋琬。”诸葛亮死后蒋琬拜尚书令,升为大将军,总领尚书事,封安阳亭侯,第二年又加为大司马,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
蒋琬对马谡的评价非同一般,可见马谡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在我们谈论马谡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想起刘备的那句话,马谡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这话有什么根据,马谡在哪些地方言过其实,史书上似乎没有记载,也许是因为马谡有时候喜欢高谈阔论,引起这个以草根出身的皇帝不满,因而认为马谡夸夸其谈,不可大用。笔者认为,刘备的评价未必是客观公正的,这里必定含有他个人的成见。后来的读书人总是喜欢拿马谡失街亭一事和刘备的话对号入座。这些都是没有依据的。
小说里一直对马谡这个人以贬低的态度写的,但那是小说虚构,并非历史真实。一个“庸才”能有如此才能和功绩吗?一个“庸才”之死会有如此轰动效应吗?世上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战无不胜的统帅,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垓下失败,就认为他不是英雄,我们不能因为诸葛亮任命马谡而导致失街亭,就认为这个人不是优秀的军事家。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一事,就否定他的才能以及他为蜀国所建立的一些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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