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猎场游戏里面金人（霍去病为什么要杀李敢）

1、逆战猎场游戏里面金人，霍去病为什么要杀李敢？

汉武帝时期疆域

汉武帝时期涌现了几个震烁古今的英雄人物，其中首推卫青、霍去病、李广，但他们三人却有着很多的恩怨瓜葛。简单来说，李广当年自杀，卫青要负很大的责任，后来李广的儿子李敢因为心中不平而击伤卫青，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又替舅报仇，杀了李敢。

李广画像

所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疑惑，他问一个算命的：“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意思是我李广自结发以来便开始于匈奴作战，大战、恶战我都曾经历过，但是论个人能力来说，我的几十个战友远比不上我，为什么他们都被封侯了，我却没有呢？分析下来，他认为在因为自己曾经用欺骗的方式杀害了800个降兵。

卫青墓

但是其他人却不是这么认为——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出征中，暮年的李广请缨出征，但是“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意思是汉武帝虽然答应给李广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却又认为李广年老而且“命不好”，便不让他带领主力部队与匈奴单于直接对战。于是，李广被安排称一旅偏师，对于这样的安排“（李）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最终因为军中没有向导而迷路，贻误军期。卫青要李广上军事法庭，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自我批评，而李广最终因羞愤而选择了自杀。

汉武帝雕塑

李敢是李广的第三子，在元狩四年的这次出征中，他以校尉身份跟随霍去病征讨匈奴，因夺左贤王鼓旗，且斩首多，被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部队凯旋归来之后，他得知了父亲的真实死因，对卫青有很大的怨言，必要报杀父之仇，“乃击伤大将军”。卫青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可能是因为自己确实愧对李广，又可能是因为不愿与同僚作对，便没有声张此事。

霍去病雕塑

上篇文章中，国史君（国史通论）讲到，卫青的外甥少年得志，是个暴脾气。他听说舅舅被人打了，就决心要报复李敢。有一次李敢、霍去病一起陪同汉武帝狩猎，霍去病抓住机会将李敢射杀，而“（霍）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意思是当时霍去病非常得汉武帝宠幸，汉武帝就对外宣称李敢是在打猎的时候被鹿撞死了，这事便不了了之。

霍去病远征地图

说起来，在这场纠纷之中，卫青是受汉武帝的命令，不让李广充当主力，对于李广之死，卫青也比较无辜。但是李敢袭击汉朝最高军事长官，霍去病又肆意妄为，杀害朝廷重臣，他们却都是有罪的。

2、为什么却感觉两个朝代之间相距很远呢？

宋明两朝，区别非常大。

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和大臣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出现的问题。皇帝对大臣也非常宽容，不会随便杀大臣，也不会羞辱大臣。而明朝的皇帝把大臣视为仇人，要么屠杀、要么廷杖，要么下狱。总之皇帝对付大臣的手段非常非常多，而大臣只能以死抗争。

特别明朝的中后期，君臣关系极度恶化，每天上朝，大臣就和皇帝都是各种撕逼。皇帝要么廷杖伺候大臣，要么将大臣下狱。

宋朝有宰相，统辖百官，而且权力也相当大，可以有效约束皇权。从诏书的起草到颁布，就可以看出一般。

宋朝的诏书，一般由宰相管辖下的的中书舍人起草，交皇帝批准。如果皇帝自己发布诏令，则需要宰相副署，才可以正式发布到朝廷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如果宰相认为诏令有问题，拒不副署，皇帝要么改诏书，要么把改诏书作废。

既然宰相权力这么大，就有台谏约束宰相。宋朝的台谏，是历朝历代最高效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官员滥用权力。而其中对宰相的监督，也是重要一环。

宋朝是皇权和皇帝和宰相各自自己的权力边界，皇帝不能侵蚀宰相的权力，宰相也不能随便滥用权力。

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朱元璋废掉宰相，自己统辖六部，相当于董事长兼任CEO，大权独揽。后期朱元璋实在忙不过来，就设立了内阁和首席大学士（通常称为首辅），品级非常低。到了后期有所提升，但仍然无法管辖六部。

内阁相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首辅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所以首辅完全不能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有票拟权，就是建议权；皇帝拥有批红权，也就是决定权。到了后期，皇帝让太监代管批红权，使得内阁首辅和六部官员，都得看太监的脸色行事。

内阁和内阁首辅没有单独行事的权力，如果要办事，只能依仗皇帝或者太监。例如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必须和拥有批红权的太监冯保合作，才可能把改革推行下去。如果没有冯保支持，张居正完全没法搞改革。

明朝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所谓的首辅跟无法像真正的宰相那样，制约皇权。例如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当了17年皇帝，换了50个首辅，还杀了其中3个。

宋朝一改以前的重农抑商策略，大力发展商业，宋朝的商业是历朝历代最繁荣的。除了商业，宋朝在农业、手工业方面，也发展良好。宋朝的经济是历朝历代最发达的，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了。

而且宋朝不限制百姓的流动，允许百姓自由迁徙。

反观明朝，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君主，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往后的每个皇帝，几乎都被财政危机所困，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特别是中后期，好几次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只好拿香料充数。

而明朝的户籍制度也很恐怖，和印度的种姓比较类似。明朝把百姓按职业分不同的类别，如军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职业世袭，不能改变，负责严惩。例如你祖上是农民，你家世世代代都将从事农业，不得从事其他职业。

明朝对严控百姓流动，百姓出门10里，要知会街坊邻居，告诉他们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候回。出门50里，要向当地官府申请一张通行证，才可以出门。如果没有通行证擅自出远门，被官方抓到了会严办。

宋朝文化极为昌盛，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6位。可见宋朝的文化实力。

诸如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晏几道、晏殊、苏舜钦、王安石、柳永、司马光、辛弃疾、陆游、李清照、黄庭坚、杨万里、秦观........简直不要太多。

宋朝文化最具代表的东西，就是宋词了。宋词和唐诗比肩。宋词中诞生了大量经典的词作，一直流传后世。

明朝当然也有文人，比如解缙、江南四大才子、沈周、归有光等。虽然有点名气，但是完全不能宋朝相比。他们也有作品，但是作品名气也无法和宋朝相比。

罗贯中和施耐庵倒是写出了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两人都是元末明初人。姑且算是明朝的吧。

从宋朝到明朝，虽然只经历了90年，但是宋明差别很大，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有非常大的不同。传统史学界对明朝的评价也不高，甚至有史学家用“死气沉沉”形容明朝。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宋朝也有自己的问题，不能过分吹捧。靖康之变就不说了。打仗方面，宋朝真的是个弱鸡。西夏、辽、金都能把宋朝按在地上摩擦。

其实，明朝如果稍微争点气，君臣同心，皇帝勤政爱民，官员积极为皇帝分忧解难，再多为底层百姓考虑考虑。明朝取得的成就，可能不会输给宋朝。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3、霍去病的死与他射杀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有没有关系？

这个可能是存在的，前几天写李敢之死就在思考这件事。前119年，汉武帝发动他在位最大规模的对匈战争漠北大战，舅甥名将卫青霍去病各率骑步兵分二路出发，打击龟缩于东北方的伊稚邪单于和左右贤王部，李广第三子李敢跟从霍去病立功封侯，而强求随军出征时已六十多岁的李广，在卫青麾下为前将军，出塞后被卫青把前军改为右军，合击匈奴单于时因迷路无法按时到达合围点，军中官员询问迷路经过，李广感到耻辱自杀身亡。

前118年，李敢才得知事件原委，在质问中打伤大将军卫青，卫青下令不许声张不得追究，不久霍去病得知这件事，舅父受辱感同身受，便在甘泉宫狩猎大会上，放暗箭射死李敢，武帝出于事已无法挽回和惜才等原因“去病时方贵幸”，表面没有追究此事，对外宣称李敢被鹿角所伤致死。事情本告一段落，诡异的是，前117年九月，年仅二十三岁的霍去病却因病去世了，有传闻说是漠北大战时误饮了匈奴人故意污染的水源，不治身亡。

有人驳斥说，霍去病去世时间不符合瘟疫类疾病的发病周期，而史书上对霍去病英年早逝也仅是廖廖几笔，对这位天子贵幸，功高冠天下的骠骑将军给予的笔墨和关注不多，与他的功业身份极不相称。今日头条南方鹏认为，霍去病之死不排除是人为事故，受武帝指使。如此才能解释得通。

卫青在打击匈奴连场战争中成果辉煌，功高难赏，威望如日中天，全国景仰，正是功高震主之时，以武帝的杀伐果断，不会容忍臣属独大，可是匈奴未根除又不能杀，便推出霍去病平衡，所幸又是一个军事天才，武帝深庆得人沾沾自喜，所以容忍霍去病以冠军侯身份射死关内侯李敢的举动：只要大方向对，其他不算个事。大方向是制衡卫青，保持平衡。（今日头条南方鹏首发）

可惜霍去病大方向也偏了，维护太子刘据几乎是卫青最大的念想，也是卫氏一系命脉，一度有流言说武帝要废太子，刘彻听知后特意召见卫青，说并无此事。忌惮到这种地步。霍去病死亡之前半年，做了一件大事，上疏请求武帝封皇子刘闳、刘旦、刘胥三人为诸侯王，并要他们必须“就国”，即去到封国不能留在皇帝身边，这举动一是为太子刘据铲除潜在对手，二是定名份，太子是储君，诸侯王再大再宠也只能是臣。武帝同意了。

让诸侯归藩之事鲜明表达了霍去病的立场，即站在舅父卫青一边，维护表兄太子刘据，这彻底粉碎武帝的计划，打算用来制衡的两派，已合流成一派即卫派。现状逼使武帝重新审视全局，运兵布子。（今日头条南方鹏首发）所以非常有可能指使杀了霍去病。卫霍二人，卫内敛霍张扬，留卫去霍，阻止卫氏势力壮大。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向李敢之死做交代，李敢真正死因不可能无人知晓，碍于皇命不敢宣扬，仇记着。李敢是李广的儿子，李广何许人？文景武三朝老将，代表的是老派军方势力，如此，杀一霍去病断卫氏臂膀，又能换得世勋老将们的支持，架构出另一个平衡。

4、山东一带老虎会这么多吗？

要说现在，山东是没有老虎的，人口太多，老虎的生存对自然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再说了，山东也没有那么多的人迹罕至的森林供老虎休养生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山东没有老虎。所以《水浒传》打虎事件的真实性，我们无从确切得知，姑且相信那时候的山东地界有老虎。

李逵是在沂岭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境内的一座山岭杀死了四只老虎，而武松是在景阳冈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聊城阳谷县城东16公里张秋镇打死一只老虎，两个地方相隔很远，那么如此说来，在山东境内可能存在着很多老虎，那么这些老虎是东北虎？还是华南虎？

李逵杀虎

之所以研究这些老虎到底属于哪一种老虎，是因为武松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我们都知道，现存于世的几种老虎，在体型和凶猛程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境内生存或生存过三种老虎，一种是现在已经濒临灭绝的东北虎，一种是早已经灭绝的生活于新疆地区的新疆虎和刚刚灭绝的生活于中国华南地区的华南虎，那么，生活于山东的老虎哪一种呢？

东北虎

《水浒传》的故事发生于北宋年间，而根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境内三种老虎都还存在，而这三种老虎以东北虎体型最大，平均个体体重在300公斤，比人要大得多，而华南虎要远小于东北虎，雄虎个体体重在150-225公斤，而雌虎在125公斤左右，新疆虎要大于华南虎小于东北虎，从体重上看，任何一种老虎，常人都是难以赤手空拳打死的，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只能是个头比较小的老虎，在这里华南虎是最合适的，否则以一个人的力量打死300公斤的东北虎那是绝对不太可能的，再说山东对于东北虎生长环境来说，过于炎热，所以不可能是东北虎。而新疆虎位于遥远的西北地区，是不太可能跨越戈壁沙漠来到东部沿海地区的，那么，古代山东的老虎只能是华南虎。

华南虎

另有一项数据表明，华南虎并不仅仅分布于中国的华南，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也有广泛分布，因此，北宋年间在山东的确有老虎的可能，而且这种老虎是华南虎无疑，那么相比较而言，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

说到这里，我更为人类失去华南虎这样一种最威猛的同伴而深感惋惜，想想北宋距今一千多年的时间，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三种老虎已经仅剩存东北虎，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保护珍贵野生动物，人人有责，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对生活的地方是否存在过某种美丽的生物而心存质疑。

5、为何清朝还要用大刀对抗侵略帝国？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要纠正的，是明朝的火器、尤其是火炮，并不会比同时代的欧洲要强。

明朝时期的火炮，在明朝初年的统一战争中已经广泛应用，如徐达北伐、陈友谅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都有明确的火器、火炮使用记载。而在当时最有名的火炮，无疑就是铜火铳。

（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铜火铳，年代约为1300-1350年间）

在统一战争中。火炮得到不断的发展，新生的明王朝也将火器放入了重要的军事位置，先后成立了军器局、火药局，分别负责火器的制作、火药生产。而永乐年间成立的神机营，是世界上较早出现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部队之一。除了装备铜火铳之外，神机营还装备了手铳、雷飞石、碗口铳等各种轻重武器，具备较强的战斗力。在实战中，神机营的火器逐渐发展成轻重两个方向，轻武器以单兵及少量人员使用的手铳、三眼铳、鸟铳等。重武器以铜火铳发展到佛郎机、各种尺寸的大将军炮等。

在同一时期，欧洲的火炮也开始逐渐走进战场，从12世纪，末开始，欧洲的工匠们通过中国传播过来的火药，制造出加农炮、臼炮、风琴炮等各种适用于不同战场需求的火炮。

根据现有的史料，欧洲的火炮在出现时并未有超越同时代元末明初中国的火炮，但是很快，欧洲人的锻造、冶金优势让欧洲的火炮技术很快就超过了同时代明军的火炮。

如建造于1450年前后比利时、被称为芒斯蒙哥的大炮，长13英尺2英寸，口径19.英寸，炮重5吨，可以发射330磅的石头。

（芒斯蒙哥）

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乌尔班巨炮

而在火药制作方面，欧洲人在黑火药的基础上，发明了颗粒火药，颗粒火药的燃烧比粉末黑火药更迅速更猛烈，效能远高于粉末火药。而同时代的明朝，《火龙神器阵法》、《武编》等军事史料中黑火药仍然是传统的粉末配方。直到嘉靖年的海防地理专著《筹海图编》出现了西方火药的记录“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获番酋善铳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尤精绝云”，从此西方颗粒火药的制作工艺才逐渐传入明朝。

而明朝后期包括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等资料，明朝在接触到西方的火炮，如佛朗哥、红夷大炮等，都被西方火炮的火力深深吸引。在明朝后期大展威力的定远将军炮、平辽大将军炮、神威大将军炮等，都是依靠向西方购买火炮、或招募西方传教士等人按西方的工艺铸造。

由此可见，在火炮的技术上，明朝早期是领先于西方，但是明朝中后期，火器的水平已经逐渐落后于清朝。

其次我们看看清朝时期的火炮。

并非像一些历史爱好者认为的那样：清朝只重视骑射而忽视火炮。恰恰相反，清朝同样重视火炮的研制与使用。满清在与明朝的宁远、宁锦之战中屡遭关宁军火炮的打击，损失惨重，深刻认识到火炮的威力，所以一直重视对火炮的开发，对抓获或者投降过来的火炮技术人员予以重用，也通过多种渠道用东北特产人参等向他国换取火炮。

（满清入关前拥有火炮，专指红夷炮）

据明人赵士祯的《神器谱》记载：“奴尔哈赤于万历九年，穷三站抢去茶客龚五，凭以制造火器，以貂皮、人参易我硝黄、犁铁套。虏用年前宁夏叛卒并沙湃，抢去川兵制造火器。”而崇祯四年登莱兵变后孔有德的投降，更是给满清带去了先进的火炮及制造工艺。满清的火炮后来居上，甚至更超过明军。末代辽东巡抚黎玉田曾哀叹：“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铜墙铁壁意恐难保......囚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也。”可见在明末，明清的火炮水准已易位。

而清朝在统一中国后，并未放弃对火炮的研制。如《皇朝礼器图式》、《武备志略》等资料对火炮的研制及规格都有记录。天佑助威大将军、神武大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等种类繁多的火炮构成了满清的远程火力。其中，由传教士南怀仁监制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等火炮代表了满清仿制西方火炮的最高水平。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图·武备》记录：“……二十八年造者二，一曰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前合廾后微丰，底如竹节。重自三千六百斤至七千斤。长自九尺六寸至一丈一尺一寸。……。用药十斤，生铁炮子二十斤”

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可以说是代表清代前中期火炮制作的最高水平，该火炮使用的失蜡法，是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制造工艺。与西方同时期的火炮相比并不逊色。

（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同时，清代的火药的制作配方也不断接收西方的技术。其中黑火药的配方比逐渐接近最科学的比例。

在使用上，从清初的三藩之乱、与沙俄入侵者的作战、平定准格尔之战到清朝中期的西南边疆平叛、大小金川之战等战斗，满清一直注重火器、火炮的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平康熙亲征准格尔、和琳平定苗疆、福康安定西藏等画作窥视清朝火器的使用。

尽管清朝时期，火炮一直在缓慢的进步，但是，中国在冶金、制造及近代科学体系的差距，致使满清的火炮普遍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加上清朝中叶，自准格尔平定后，清朝全盛时期周围国家并未有可以真正威胁到清朝安全的地步，清朝的战争更多是平定内部的叛乱及打击周围不听话的小国。轻便灵活的小型火炮成了首选的武器。而类似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那么威力惊人的火炮无用武之处，加上满清仍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与进入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比，火炮的发展被西方国家越抛越远，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落后的工艺、偷懒的制作、对比悬殊的生产力，让清朝在火器上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明朝旧军火库中找出的红夷大炮威力比兵部制造出的火炮还强的笑话。

最后，我们再说说清朝用大刀对付入侵的帝国。

用大刀长矛对付洋鬼子，更多的是百姓、民团等非官方的人员。而满清，在当时是一支从半火器半冷兵器过渡到纯火器军队。

从上述国画中，可以看出，满清的部队已逐渐过渡到以鸟铳、弓箭、骑兵、火炮等多兵种混合的军队。而满清的轻火炮，可以说是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什么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熕铁炮，子母炮，严威炮，奇炮，龙炮，行宫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绥武大神炮等，都是几十斤到几百斤的轻火炮，而这些火炮，无疑在对付周边小国家，只需要轰他一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满清所谓的弓马娴熟，实际上早就变成了只依靠火器，连白刃战都不行的豆腐兵。在对着1840年后世界最强的沙俄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等，满清军队往往在火炮对轰上还可以有来有往一下，但是被别人冲到跟前，普遍的结果那就是直接崩溃了。

满清兵在永安一战，向荣麾下一个1000多人火器营，被七个太平军拿着大刀长矛冲上去后，直接吓得丢弃大小炮位十余，投身激流，宁愿淹死也不敢肉搏。满清军队要是拿着大刀的能力可见一斑。如果对着更加强大、世界霸主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沙俄帝国等，那肉搏的结果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明代的火炮体系，同样部队也是冷兵器为主、火器为辅，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记载的鸳鸯阵的武器配置，可以看得出当时明朝军队在实战中的搭配。

最后，在我心目中，大明冷兵器才是棒棒哒。看看我们的大明“坦克”

6、为何权臣和珅拥有20多件黄马褂？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

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

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清朝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清代黄马褂，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色彩兼备的中国传统服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指出清代“当时以为最特别重要衣着，即‘钦赐黄马褂’。事实上，在《康熙万寿图》、《乾隆南巡图》中，以亲王大臣在这两个大皇帝六十四人抬的大敞轿前排队步行所见而言，原来不过是在朝服外加套一件正黄色普通半长不短的马褂而已。”

有学者认为黄马褂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政权，拿来收买、愚弄、麻醉他的仆从们的一种工具，其显著特征在于其作为皇权象征的崇高地位。”

黄马褂在清宫影视剧中屡有呈现，如《雍正王朝》第29集里穆香阿等十名侍卫到西北军的第一天，与年羹尧亲兵言语相撞，搅闹行辕。穆香阿等人自恃是皇亲国戚，说穿黄马褂的岂能下跪，年羹尧命令周边将官脱去外甲，结果他们无一不身着黄马褂。

第31集中年羹尧凯旋班师，雍正亲手将黄马褂披到年的身上，以示恩宠。第35集年羹尧被贬成看门的，仍身穿黄马褂，彰显鸟尽弓藏。那么黄马褂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在封建王朝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马褂的颜色和用料皆与穿着者的地位与身份有关，按清制，明黄色是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专用颜色。初时只有皇帝近身的侍卫，或者获得皇帝特别赏赐者才可以穿着，他人不得僭越。可见，黄马褂的特性，一方面在于其便于骑射的物质特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作为皇权象征的崇高地位”。

实际上，黄马褂确有明黄色和金黄色之分。据福格《听雨丛谈·黄马褂》载: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皆例准穿黄马褂，用明黄色。正黄旗官员、兵丁之马褂，用金黄色。勋臣军功有赏给黄马褂、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只所赐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亦明黄色。

根据黄马褂的发展历程，这一规制大致可有四种分法:一是随皇帝出行时大臣、侍卫等人穿的，称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离开工作岗位或非与皇帝同行时，就不能穿了。

二是随皇帝狩猎校射时表现好或向皇帝献猎物者，皇帝赏赐黄马褂，这称为“行围褂子”。清代的各皇帝至咸丰为止都有每年狩猎的习惯。在皇帝围猎、校射时表现出息，或者向皇帝献猎物者，都可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黄马褂。只是在跟随皇帝行围打猎时才可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要被治罪。

三是因特殊战功、功勋而得到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者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赐穿黄马褂之事，清初并不多见，直到嘉庆年间都未见于史书。

黄马褂还用于奖赏军坊卓著的高级将领（后来扩大划统领军队的文官），这些人在赏穿黄马褂后，可不受限制，任何时候都能穿。不过，这种“武功褂子”在道光以前较少看到，慈禧执政后才开始盛兴，它被认为是无上光荣之物。

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更多见赏赐于对太平军作战有功者。当然，战败将领也要受到处罚。甲午战争中，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李鸿章：“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

1895年2月13日，光绪谕令指斥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不作为，着即“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可见尊荣全系封建王朝最高领导人一念之间。

四是只要皇帝或者皇太后就可以随意赏给的黄马褂。晚清道、咸之后，获得赏赐者不单是有军功的战将，有时为皇帝（或太后）办事得其欢心亦可能获得赏赐。慈禧太后就曾赏赐给为她开小火车的司机一件黄马褂，胡雪岩也得过黄马褂亦属此类。这就从另外方面显示出在国家衰弱、民命不堪的岁月中，礼崩乐坏导致制度、法纪的规范作用丧失，国家大事成为“人治”笑柄。

作为官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绩殊勋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受赐黄马褂者可以在隆重场合穿。而黄马褂的得失之间，也体现着奖惩的示范意义。

根据记载，和珅一生得到黄马褂20多件，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和珅多么宠信。不过黄马褂没有什么具体作用，顶多让官员有炫耀的资本，也并非有多大的权力。遗憾的是，虽然和珅拥有很多件黄马褂，最终还是没能免于一死，在乾隆皇帝死后，嘉庆皇帝直接处死和珅。

可见，在清朝，能获得赐穿黄马褂代表着皇帝的宠信，是一种个人极大的荣耀。所以黄马褂作为清代政治生活中体现皇权恩泽的工具，其发展过程及其具体运作机制成为朝廷笼络臣工，树立典型的一种有效方式。像我们熟知的尚方宝剑、丹书铁券、免死金牌均是封建王朝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生死全凭皇上一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