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熔炉（何日告别“上帝之城”）

政府打造的“上帝之城”

电影《上帝之城》里，那个肮脏、混乱而悲惨的贫民窟街区，其实是政府亲手“打造”的。

殖民时期，这片南半球热土成为咖啡与黄金的代名词，国王曾试图废除奴隶制，但又被拥护奴隶制的共和派推翻。工业革命年代，钢铁与蒸汽的热浪开始席卷这个农业国，它的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农民成群结队地离开土地。

在里约热内卢的历史上，对贫民的驱逐，从20世纪最初几年就开始了，一次名为“都市更新”计划的行动中，约有两万名穷人被逐出市区的廉价公寓。在非虚构作品《在上帝之城与魔鬼共舞》中，美联社记者茱莉安娜·巴巴莎描述：巴西社会的上层架构从未根本动摇过，对穷人阶层的关心，将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20世纪中叶以后，在一系列的高层争斗与政变后，承载着巴西底层民众生活的贫民窟，迎来了更加残酷的命运。1954年，民选总统瓦加斯在军事政变威胁下，在办公室开枪自杀，最高权力易手，新政府的右翼里约州长，拟定了史上最激烈的铲除贫民窟计划，从1960-1965年，共有42000名穷人被驱逐。

1964年，巴西再度发生军事政变后，对城市底层人口的驱逐开始加速，军事独裁政府针对贫民窟制定的计划是：彻底铲除。该计划的英文缩写名叫CHISAM，截止时间为1976年。“上帝之城”的故事，是所有那些移民计划的典型遭遇：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工作机会，基础建设付之阙如，官员弃之不顾，居民生活困苦潦倒，最终，它们落入毒品走私犯的手中，随之，暴力问题日益严重。

正如“上帝之城”的悲剧，关于里约热内卢魔鬼的故事，从来不是纯粹的民间演绎，它与这个国家的上层政治架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联系甚至显得很吊诡：几十年来成为里约梦魇的黑帮组织“红色指令”，最初却是脱胎于反对独裁专制的理想主义团体。

山丘之王，从理想主义脱胎的怪兽

将视线调离科帕卡巴纳的白色海滩，来到距离里约南边海岸160公里的格兰德岛，这里埋藏着“红色指令”最初崛起的秘密。

格兰德岛是一座山脉苍郁的原始岛屿，一座臭名昭著的监狱坐落于此。它最初修建于1903年，关押着各种最危险的犯人，也因此得名“恶魔熔炉”。一位名叫威廉·席瓦尔·利玛的银行抢劫犯，讲述了“红色指令”在这里发家的故事。

巴西军事独裁时期，“恶魔熔炉”坎迪多门德斯监狱，经历了某种吊诡的蜕变。原本，它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到后来，它竟然被某种理想主义的光环笼罩。政变后的巴西独裁政府，于1968年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它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政治犯的出现。这群被称为LSN的囚犯包括学生领袖、神职人员、学者以及工会干部，他们进入“恶魔熔炉”，然后彻底改变了这里。

LSN囚犯开始在监狱定时读书，集体决策，并将其他犯人组织起来，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要求改变监狱的生活条件。“红色指令”的成员，在最初写给外面世界的信件里，甚至会使用他们那种带着强烈理想色彩的座右铭：和平，正义和自由。

政治犯缔造了红色计划，但这个后来控制里约贫民窟、并屡次发动恐怖袭击的黑帮组织，在它随后的故事里，将不会与任何理想精神相关。随着独裁统治松动，政治犯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到了1979年8月28，特赦令颁布，政治犯的刑责被免除。

1981年4月3日的一次暴力事件，让崛起于监狱的“红色指令”进入巴西民众视野。几名抢劫银行的强匪躲进一栋三层的公寓，利用强大的武器与警方展开对峙，那场长达11个小时的围攻中，有3名警员丧生，6名警员受伤。在电视转播镜头里，巴西民众惊悚地看到，那位嘴巴上半部蓄着黑胡子的强匪，正在向世界展现他们的力量：他朝一个被击倒的警员嘲讽地说道，“我为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颗子弹”。

这一事件，是“红色指令”第一次公开露面，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他们将成为里约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红色指令”在贫民窟内，甚至扮演着某种亚政府的角色，一名叫皮亚尼奥的成员曾在1984年对《巴西日报》说，他们会为那里的居民提供食物、医疗、衣物、教学设备、孩子的制服，或者直接给予现金，他们甚至还为居民支付丧葬费，以及调解夫妻矛盾。这些做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黑帮在贫民窟里的地位，增强支配力。实际上，他们还会直接教育这里的居民，对他们说：政府不会为你们着想，但我们会。事实还证明，这种思想灌输卓有成效。

为了战胜魔鬼，不能将自己也变成魔鬼

黑帮不能被扫除，除开他们自身的强大之外，当然还存在其他外部原因，腐败警察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警员收受贿赂，对非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敲诈勒索，走得更远的警察，则直接向贩毒的黑帮贩卖枪支、提供情报。

在里约的警政体系中，有一种特别警察作战队，他们拥有最好的训练与武器，无论是镇压监狱暴动，还是挺进毒贩掌控的贫民区，都是他们冲在最前线。而这个满腔正义怒火的团体，也毫不掩饰他们的凶残，许多队员都有一种纹身，形象是一颗被匕首刺穿的骷髅头，人们也因此带着敬畏称呼他们为：骷髅人。

就是这样一群代表警方最强火力的武装人员，在毒贩面前，却不堪一击。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骷髅人杜尔特还记得，在一次攻入贫民窟清剿黑帮的行动中，面对毒贩从屋顶射下来的密集子弹，他们却只能用手枪还击，参与进攻的每支小队，只有一支半自动化武器供集体使用。

这样的状况在1994年得到改变，新上任的里约州长马塞洛·阿伦卡尔，对扫荡犯罪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志。他改变了两项政策，其一，是为里约警察更新装备，让他们成为全球最强悍的警力；另一项是通过一条被称为“西部狂野奖金”的法律——警察合理射杀罪犯，可以领更多的钱。

于是，警察的杀人行动开始了，在警察与歹徒交火中，嫌疑犯死亡人数激增，从以前的每月平均16人，上升到32人。威慑力增加的代价是程序正义的丧失，一项调查显示，被警察击毙的嫌犯，83%没有证人，61%头部中弹，65%背部中弹——后两项数据意味着，警察在故意杀死这些嫌疑犯，或者在他们转身逃跑时，将其射杀。

随即，这项鼓励警察杀人的法律，引发了强烈的人权质疑，最终，它在1998年底被撤销。在里约与魔鬼的战斗过程中，这不是最后一次，正义被文明束缚着手脚。实际上，从后来里约与毒贩们的作战过程看来，制约他们取得成功的，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被称为文明的东西。

这个兵荒马乱的时期，距离泛美运动会开幕只剩不到七个月，这是巴西有史以来主办过的最大规模国际盛会，是它在国际上亮相的重要时机，因此，安全问题，备受瞩目。2007年新上任的里约州长，在人事任命时，终于打破长久以来的裙带关系，任命了一位非圈内人的公共安全厅长。就像三年以后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巴西的政治行动，终于在外部压力下展现出力量。

接下来，里约用一场“屠杀”确保了泛美运动会的安全。那一年，只是根据警方的记录，就有1330人被执勤警员杀死，其中902起发生在市区。针对运动会之前警方在阿莱芒区造成的19人死亡事件，联合国法外处决特别报告员奥斯顿直接了当地表示：“谋杀并不是一种可以接受或者有效的犯罪控制方法”。

赶走黑帮，自己成为山丘之王

经历90年代前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到90年代中期趋向稳定，还要再过十年，巴西的经济才会迎来显著增长。2007年，巴西在近海发现大量石油，一跃成为世界五大产油国之一，跻身备受世人瞩目的金砖国家。

然而，巴西百余年经济发展留下的疤痕，却一直没有被抹除，那就是对穷人和底层的忽视，大量常年存在的贫民窟即是证明。这个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国度，在实现民主转型13年以后，才以一项标志性的政策扭转它忽略贫穷者的传统。

来自底层的传奇总统卢拉，在2003年开始推动一项名叫“家庭钱包”的社会福利政策，直接给巴西最贫穷的民众注入现金，到2013年，这笔经费共占政府总支出的2.7%。在作者巴巴莎看来，这项计划“在许多方面都获得惊人成效”，三分之二的受助者会工作，九成人表示将用那这笔钱购买食物，它是“协助巴西中产阶级扩大的因素之一”。

消灭贫民窟的治本之策是调整社会结构，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走出历史峡谷的巴西，正逐步展现出更强大而有效的政治行动力。

然而魔鬼不会自动消失，战争仍在继续。

2007年，为确保泛美运动会安全，警方采取“屠杀”治安手段，那之后，巴西警方曾饱受非议。而幸运的是，这样的压力可以产生实质的政治效果。泛美运动会甫一结束，那位政治圈外人公共安全厅长即着手规划未来，打造了一项名叫UPP的计划，警察现在要做的是，赶走黑帮，然后自己成为山丘之王。

第一个UPP计划，在2008年11月开始执行，这支由女性担任指挥官的“维和”部队进驻一年后，那座贫民窟的抢劫案和汽车盗窃案减少了一半，并且没有一起命案发生，有线电视业务员、收垃圾的清洁员以及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开始畅通无阻地进入。

2010年，里约成功取得奥运会举办权，2010年11月，警方攻下了黑帮老巢阿莱芒街区，并让一支UPP队伍留下。政府承诺，到2014年，将有40支UPP成立，“不费一颗子弹，不费一滴血。”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里约与魔鬼共舞的终曲，正如巴巴莎在书中写下的，“里约社会的长期结构出现了瓦解和改变，但是，此时将在这里创建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又是为了谁？”

她的担忧有着切实的根据。为迎接奥运会而提出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卡里欧卡”，到了2014年，40项工程里，只有两项开工。某种拆除安置计划也在进行，它们看上去，跟数十年前独裁时期导致“上帝之城”的行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贫民被迁往偏远地区，腾出的高价地，则落到开发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