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炮，为什么说西方古代文明是海洋文明？
好问题！曾经的西方文明为何如此成功，它又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呢？西方文明存在已久，但突然间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有些人急于拯救它，有的人则乐于看到它消失。
当日军正在四处侵略忙于二战时？
当然是忙着生产、种田和参军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国内早已是一座转动的军国主义机器，他们不分老少，不分男女，都各司其职，转化成为侵略战争的支持力。相信国人看了都会有所感触。
1938年1月5日，日本东京的小学生在举行集体庆祝活动，庆祝的内容是“南京攻略战之胜利”。
1942年2月，新加坡英军投降，日本人又兴高采烈的来了次庆祝，上图是日本国内的中学生在为攻陷新加坡游行。
1936年，东京浅草寺的和尚们在政府官员指导下进行国土防空演习，演习内容是被轰炸，他们还配备了化学战的防毒面具。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中国自1931年918以后沉寂的和平也即将在37年被彻底扯破。
1939年，参加军事演习的日本和尚，按照当时的日本法律，一切适龄男子都必须从军。虽然这条法规执行的其实也不算想象中那么严格，但的确有不少和尚也参加了战争，他们或者直接以士兵身份作战，或者成为类似西方“随军牧师”那样的“随军和尚”，在阵前为亡灵做一些超度法事。日本佛教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战争相当配合，甚至打出“二谛相资”的解释，意思是僧人们也要出世报国。
实际上，在日本的多个侵略战的背后，都有大量僧人在活动，许多僧人甚至跑到中国绘制山川地图，搜集物资物产信息，或者直接为日军站台，充当战争阴谋推手。比如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 ”的“日僧事件”，就是由板垣征四郎、川岛芳子和日莲宗僧人故意策划的。这些“僧人”其实早已转变成军人。
1939年，在田间除草的“出征士兵之妻”，别看这会儿笑的甜，没准过几天就得当寡妇。她们老公没死被称为“军国之妻”，死了就是“靖国之妻”。
1939年这年中国战场的战争极为惨烈，日苏诺门罕战役、南昌会战、反攻南昌、血战昆仑关、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黄土岭战役。汪精卫这一年通电投敌，常队长这一年翻脸反共，白求恩大夫也牺牲在这年。
1941年10月，参加义务劳动的鹿儿岛县下高等女学校的学生。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因为战争而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同年上台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发布了《战阵训》,要求人人为“圣战”努力，人人要向天皇尽忠，因此许多不能参军的人口成为日本的国内生产主力军。
1942年日本东京国民学校的学生在进行军训，他们被编入了战时体制，开始不断强化军事训练。这种情况随着战争的深入越演越烈，到1944年时，中学生基本上已经完全停课，被送进工厂做工，或者从事各种土木建筑工程。
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子大都送进工厂，或者忽悠进“女子挺身队”搞军事化训练；被忽悠瘸了，上战场给军人当慰安妇的也为数不少。
日本人还把学校的操场和公园甚至自家门前等位置开发成了田地，种上作物以期解决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
上图是日本的“配给所”，看上去小日子过的还不错。实际上，自1941年开始日本就施行了大米配给制度，到1942年又变成了凭票供应制度。酱油、衣服、柴米油盐甚至坐车都需要票，一件西服需要50分，袜子2分，而1人1年也只能买100-80分的衣服。首相东条英机总是早上去扒别人的垃圾桶，发现谁吃好吃的就大骂“犯罪”。
日本“姬百合部队”的队员们，这是一支由冲绳女校师生组织起来的护士队，主要成员来自于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和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她们在1945年的冲绳战役中绝大部分丧生于战火，一部分人战死，一部分人战败后为避免落入美军之手“受辱”而集体自杀。除了“姬百合部队”，日本组织了许多这样的女校部队，大都以花命名。她们也被称为“军国少女”。
日军在战争的后半段突然宣布“解散护士队”，结果许多“姬百合”被士兵们丢下，她们不知所措，也不敢回应美军的劝降，结果让人闷在医疗工事里，一顿喷火器烧死80多人。
除了女学生组成的“姬百合部队”，男学生也组建了“铁血勤皇队”，活着回来的约有一小半，但其中仍有不少记吃不记打的，成为今天日本右翼的中坚分子。
整个冲绳战役，45万居民中有14万平民伤亡，不光是美国人的炮火无情，日军自己也以“间谍嫌疑”、“妨害战斗”、“临阵脱逃”等罪名屠杀了不少平民。
1943年，东京荏原地区的藤仓航空工厂的女工在为出征的士兵送行，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制作降落伞。
日军二战中虽然没有如诺曼底登陆、空降西西里、水星行动那样的大规模空降，但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营级空降玩得相当溜。此外战斗机上也需要相当多的降落伞，一针一线都是她们缝。
上图是岐阜县女子挺身队在大垣三塚町东小学举行的入队仪式，前面站了一小排女生，旁边是家长与见证者们，下面穿军服奏乐的是军方专门拉来的军乐队。
上图是一个穿着防空服的女性，不过所谓的“防空服”并非能打飞机，她们其实是消防队。美军在二战末期对日本发动了残酷的“李梅火攻”，大量的燃烧弹被砸到日本人头上，还专找人多的地方烧。为此日本人组织了许多“灭火队”，穿着厚实隔热的衣服，用沙土、细耙子去对付四处滚落的凝固汽油弹圆筒。
收破烂的妇女，她们一般由年纪略大的妇女组成，平时端着废品回收箱走街串巷，搜集各种看上去能用的东西，然后再进行分门别类，回收资源使其投入到战争中去。这种回收一般靠捡是捡不到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好捡，所以必须敲别人门要求捐赠，这种事儿脸嫩的小姑娘真做不出来，必须靠大妈们连唬带薅的手段才行。
上图.1945年，给神风特攻机送行的女学生们
那么就到这里了，并不是要赞许恶臭的日本军国主义，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国内的老百姓绝对属于“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成为战争中重要的支持力量，日本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能走到最后，他们功不可没。
为什么有人说积弱屈辱的宋代是古代中国发展得最好的时代？
谢谢头条问答诚邀！
小编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积弱屈辱的宋代怎么成了我国古代发展最好的时代？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小编觉得要衡量一个朝代的发展，必须要用综合性、全面性观念来说明，一分为二去分析，既不能笼统说最好，也不能一概否定说不好或最差。
其实每个朝代都有其历史特点，也有其发展的最高点和闪光处，也就是说都有其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有其低迷或堕落处、腐败灭亡之时，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不能笼统地就说宋代是我国发展的最好的时代。比如唐代，人们常称大唐盛世，尤其是李世民当朝时可谓是唐朝发展乃至以前几个朝代中发展最好时期，就整个大唐来说也是我国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比如开创了丝绸之路，各国均来大唐朝贡。还有清朝这个我国最后一个没落王朝，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几乎让人骂的可谓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但清初中，却有着其辉煌阶段，比如康乾盛世，疆域辽阔，社会安宁，百姓福址，也有那么几十年好日子时光。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宋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别之处，以及一些闪光点。大家知道，过去朝代的落后生产力，制约了历史的经济发展，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可谓是国家的根基，是朝廷的支柱性产业，税收主要是以农业税为主，但有个朝代例外，那就是宋朝。北宋熙宁十年，农业税只占了三成，工商税却占到了七成，当然这得利于宋朝的专卖制度。宋朝将盐茶酒醋都收归国有，实行专卖制度，就连染布用的矾和国外进口的香料也由国家垄断经营。国家对走私的打击力度极大，私自卖盐十斤就是死罪。关乎百姓日常生活所用有一半被官府占有，官家出品，向来都是价高质劣，走私的行为屡禁不止，万一再出现个黄巢，以宋朝的军事实力应付也是够呛。
宋王朝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将经营权交给民间。民间怎么获取经营权，要么是政府公开拍卖经营权，价高者得。中标者就承包某项业务（酿酒，制醋和采矿），每年向政府缴纳承包费，承包时间是三年。要么是特许经营，发放钞引，特许经营主要包括盐、茶、矾和香料等。钞引是一份份的，比如盐钞每钞定价四贯八百文，可卖盐二百斤，钞引在有效期内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钞引越多，经营权就越大，资金雄厚的商家会向其他持有钞引者购买，这样就产生了买卖钞引的场所。钞引可以买卖，也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可以说已经有点类似现在的有价证券。
就此这点上，可以说宋朝乃是我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朝代，对比其他朝代而言，商业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农村实行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土地政策，历朝历代都实行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而宋朝却不抑制土地兼并，承认土地私有，把私人占有当作藏富于民，土地被商品化，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也能买卖。户籍制度上有也松动，只要你移居一个地方超过一年，就可以拥有当地的户口，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户籍制度的放宽，农民弃耕从商己成为一个常见现象，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宋朝街市发展的更为迅速，首都开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夜城。夜市最早出现唐朝，但是唐朝夜市是有宵禁时间，宋朝取消了夜市的宵禁时间，不再禁止人们在夜间活动，夜市的开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封闭的坊市被开放的街市取代。查资料知，在唐代的住宅区叫坊，商业区叫市，坊和市都有门禁时间，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日中开市，日落打烊，坊和市上是分开的。而到了宋仁宗时期，住宅区和商业区连成一片，商家沿街设店摆摊。
因此，对比历代王朝，商人的地位在两宋时期也是最高的，对于大多数的封建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制商人的法令层出不穷，比如不能骑马，不能穿丝绸，商人的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可在宋朝时期抑制商人的政策则有所松动，甚至商人的子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出任官员。而且宋朝农村土地不抑制兼并，城市夜市取消了宵禁，商人的地位提高，繁盛的海外贸易，造就了宋朝一度繁荣的经济文化社会景象。
小编认为宋朝繁荣程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朝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归咎于宋朝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因为赵宋皇帝一举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而宋元则统一了金、西夏、大理、藏和南宋，对宋廷而言，统一的国家，稳定的社会环境，才会在民族的极大融合中迸发出文化的辉煌火花。
二，宋朝还有一项国家政策规定。宋朝文化繁荣的原因在于它独特的偃武修文的政策，而且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经济由北向南发展的重要时期，带动了宋朝文化的繁荣发展，但到了元朝及以后的文化繁荣却是科举制度被极度破坏下的产物。特别是到了元朝以后的民族高压政策，大多数汉族文人官场失意下转而从事曲艺、诗词的创作，所以宋以后元朝在曲艺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三，宋朝科技的进步，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华。在宋元时期，四大发明中的三样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就是在那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个时候中国的科技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囊括天文、地理、医学、数学，形成中国科技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四，在对外交流上独树一帜。宋元时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家开明，文化上海纳百川，促进经济繁荣。
五，宋朝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变化。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更为丰富，直接拉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有商业色彩浓重的词曲因而得到普及发展。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确实看到，宋朝经济的发展一度达到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处，弃文从商，弃武从商，却没有重视朝廷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没有重视消除腐败，消除贫穷，反而助长了朝廷官吏的进一步腐败堕落，经济发展，导致一批官僚人士享受荣华，不问朝政，不去大力操练兵丁，巩固国防，导致宋朝命运极具恶化，走向衰败，最终瓦解灭亡。
1683年的世界都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1683年的世界，爆发了两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一次发生在西方的欧洲，一次发生在东方的亚洲。战役双方的规模与技术水平，都显示出很大的差距，同样也为日后300年里的世界总体格局，埋下了伏笔。
先说机动人心的维也纳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1683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战，也是17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大规模战役。因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胜利与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就是西方彻底崛起而伊斯兰东方文明无力阻挡的标志。
这场战役中，依然没有建立全国性常备军制度的奥地利人，依靠德意志各大诸侯部队的援助与波兰人帮忙，将奥斯曼人西征的节点，永远定格在了维也纳城下。战役中，西方世界在军事科技与战争技艺上的优势，一览无遗。过去的奥斯曼人，经常通过获得西方技术，并依靠自己的举国独裁体制来筹集更多人力。但在1683年，这套模式被证明过时了。
此后的几年里，哈布斯堡帝国将从奥地利开始向东方发起一系列反击。先是匈牙利旧地，然后是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地区。奥斯曼人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招架而无力反击。西方经过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军事技术革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新一轮升级，已经在很多地方成为东方的老师。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日益成熟的职业化军事力量，基本上压制了东方的同行和封建部队。
奥斯曼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四处开战。一方面将匈牙利丢给了奥地利军队，另一方面面临传统对手威尼斯的反击。当他们的军队在1683年惨败后，威尼斯人也开始了反攻希腊南部莫里亚半岛的战争。在维也纳帮助奥地利人的波罗和更东方的俄罗斯，也会在之后上门找麻烦。让土耳其人可谓是疲于应付。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是法国人在路易十四时代，拖住了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精力，奥斯曼人可能在这个世纪末就丢掉了整个巴尔干半岛。
当然，让奥斯曼人可以庆幸是，当时他们在东方的传统强敌萨法维波斯人也没有能力来反攻倒算。原因也很简单，经历了之前阿巴斯大帝的强势时期后，波斯帝国的内部开始因为透支而品尝恶果。传统的地方封建势力和中央宫廷找来的客卿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中亚传统商路的持续凋敝，让任何希望靠传统经济模式继续维持强力大帝国的做法，都无法再适用下去。
波斯人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一方面，他们开始无力控制地方和东面阿富汗地区的诸侯。另一方面，他们搞中央军改革所必须依赖的武器都要通过波斯湾的海上从欧洲人那里进口。他们本国的武器制造水平限制，决定了他们必须花费更大的价钱，才能勉强更上技术升级步伐。但这就决定了中央军战斗力的只跌不升。
同样，也由于波斯中央宫廷的衰落，他们对西北边区与周边势力的控制力也在急速下降。曾经他们在西面的对手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不用担心其他势力会强到不服从自己。但现在，一个小小的格鲁吉亚山区王侯，就可能需要波斯人花费很大起立去征讨。而他们的中央军，可能有很多就是来自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投靠者。
此消彼长之下，波斯人的衰退就不可避免。他们将逐步退出世界第一流帝国的舞台，不再成为过去那个可以拖住奥斯曼后腿的重要助力。
在波斯帝国的东方，中亚突厥南下建立的印度莫卧儿王朝，正在享受自己最后的辉煌。著名的奥朗则布立志让他的帝国，控制整个南亚次大陆。在他的帝国已经逐步控制不住阿富汗的情况下，依靠从中亚和欧洲引入的军事技术+印度本土的巨大人力。莫卧儿帝国终于将信德到孟加拉之间的领地，几乎全部征服。
不仅印度本土的王公们无力阻挡他的军队，就是葡萄牙殖民者留在各地的后裔也不得不向他低头。而他的一系列手段措施也非常值得玩味。比如将葡萄牙战俘收入自己的直属部队，让他们承担类似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宫廷与波斯宫廷中的军事职责。其次，他也用葡萄牙人做自己的御医。但自己却是非常坚定的穆斯林，大力打压次大陆本土的印度教和新兴的锡克教。
这种由自己本能察觉的危机感，在他晚年到死后不久，引发了莫卧儿王朝的直接衰退。他自己也就成为了这个王朝世系中，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力君主。他对锡克教的打压，引发了后者同自己信仰的巨大矛盾。他对印度教的破坏，也成为坏名声的主要由来。
还是在1683年，东亚大陆上的清帝国终于消灭了退据台湾的郑氏集团。在郑氏旧部施琅的指挥下，逐步壮大起来的清军水师，在澎湖一战中消灭了郑氏的主要抵抗力量。后者的战船从明末至今就没有获得过提升，反而因为资源困境而规模日益缩减。当水师战败后，岛上的步军还像是当年一样，依靠弓箭和少量的大炮抵抗。失败在所难免。
这场胜利对于清帝国而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清朝自己就可以通过广州等四个口岸，完成他所需要的对外贸易。台湾的郑氏集团，则因为失去了在大陆的立足点和市场而愈发虚弱不堪。他们也没有很好完成对岛屿控制区的开发，更没有想办法很好的融入南洋各地的新贸易体系。面对清帝国的资源积压，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清朝则因此消灭了前明留下的最后势力。
当然，最后将改变世界历史的力量，此刻还在世界的另一头酝酿。国王查理二世，统治着他不稳定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虽然以“快活王”著称，但他面临的问题其实非常棘手。时断时续的英国内战，到他为止其实基本消停。但自亨利八世国王以来的议会，就是英国国教占据主导。查理二世希望模仿法国搞的宽容政策，被看做是对天主教的偏袒。这个指控在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改宗天主教后，愈演愈烈。
查理二世发现，他的国家正被法国和荷兰两股势力控制。前者倾向于天主教，而后者无疑是新教徒阵营的有力支持者。前者也是绝对君主制的新代表人物，后者则是贵族共和体制的长期坚守者。查理二世曾经在荷兰流亡，但在统治时期，选择帮助法国同荷兰开战。结果，赢得第一次英荷战争的皇家海军舰队，在第二次与第三次战争中都表现极差。这就让查理二世的偏袒天主教之名，洗不干净。
1683年，一场针对他的未遂刺杀行动，就被曝光出来。这是他一生努力和晚景的莫大讽刺。
两年后的1685年，查理二世将撒手人寰。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将继续统治英格兰3年光景，然后在光荣革命中黯然下台。英国就此远离法国、远离绝对君主制与天主教阵营，向着现代社会发源地，一路狂奔。
你喜欢在游戏里充钱吗？
不愿意。
作为一个家庭不富裕的学生党，我其实很想说愿意的，无奈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固定的，只够日常开销，日常同学聚会都要挑便宜的地点去，更别说游戏氪金了。
所以不论是梦幻西游还是大话西游3，我都是玩“试玩区”，虽然游戏定期删号，但那种体验是真真切切感受下来的。也认识了几个网上好友。
PS:我还在其他问答上分享跟他们的来往，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哦。当然没有兴趣也无所谓。
后来逐渐迷上腾讯的游戏，对于网易的点卡制游戏敬而远之。不论是王者荣耀还是LOL、天涯明月刀，都有所涉及，都毫无意外的当一个零充党。
现在虽然通过周末兼职有一定的收入自由，但更愿意把钱花在STEAM上。
买断制的游戏的好处就是买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但氪金游戏却是，你充钱了，你还是个弟弟。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或许有相同的感受，可以留言给我哦。
万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明史·神宗本纪》有一句话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对这一句话，《明史》还有详细的解释：“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明史·神宗本纪》
这确实指出了明朝的灭亡与神宗皇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关于“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明神宗（剧照）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以“万历”为纪元的时间持续了48年之久。明神宗在位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明神宗奋发图强、颇有政绩，明朝出现了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局面，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基本绝迹，国库也随之日见充实。可是，在中间十年，明神宗逐渐由勤变懒，逐渐懒于打理朝政，致使朝廷政令常现停滞，治政不力；在后期的近三十年，明神宗怠政严重，“万事不理”。在后面这一段时间，神宗皇帝创造了近三十年几乎不上朝的记录，这是作为皇帝的很奇葩的现象。
一方面，神宗皇帝贪酒、贪色、贪财，挥霍侈靡，耽于享乐，不知遏止；另一方面，神宗皇帝又权柄独持，操权有术，强化皇权专制。朱翊钧既是一个爱享乐、会享乐，敢于大肆挥霍的帝王；同时，他又是一个谙熟帝王权术，善于把控权力的皇帝，但是，他却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敬业精神，因而，在治政上出现了严重的“虎头蛇尾”的现象。他在位期间从勤政、懒政到怠政，恰恰反映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明朝的衰亡便是在他在位的晚期已成定局了，明朝的灭亡成了难以挽回的定势。
明神宗在位期间，即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明王朝逐渐衰弱时，整个世界却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至晚期，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社会进入了转型的剧变阶段，而明神宗不但没有能顺应这一阶段的变化而采取革新措施，反而推行专制强权政治，并懒政怠政，致使朝中党争加剧，东北女真崛起，终于把明王朝推向了绝境，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进程。
朱翊钧画像
那么，朱翊钧是如何继位的呢？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使明王朝走向衰亡的呢？第一，年少时即位，太后支持，权臣辅佐下推行万历新政朱翊钧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他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皆早亡。朱翊钧是第三子，朱翊镠是第四子，翊钧、翊镠皆为李氏所生。朱翊钧诞生时没有人敢告知其祖父世宗嘉靖帝，因为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而，都不敢为朱翊钧取名，担心招来不测。（参看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十八日，明穆宗才赐名朱翊钧为“朱翊钧”，明穆宗对他的这位第三子说：“赐你名为钧，意指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深远，你当念念不忘。”（谈迁：《国榷》卷六五）
朱翊钧是当时在世中最年长的皇子，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身世卑微，后因朱翊钧为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晋升为贵妃。明穆宗对这位皇太子是比较宠爱的，也寄予厚望，他任命一些很有学识的大臣来教育太子，其中就有学识渊博的张居正。明穆宗还注意让太子了解治国经验，熟悉朝章典故，学习帝王权术。而朱翊钧的母亲李氏也对朱翊钧严格管教，而朱翊钧少时便很聪慧，也能刻苦学习，他五岁便能读书，算是从小就能勤奋学习，学识见解都不错的年少太子。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日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在寝宫东偏室，明穆宗躺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对他说出了临危托孤的一句话：“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随即，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宣读了穆宗给太子的遗诏： “诏予皇太子，朕不久于人世，汝继位为帝，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汝须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领旨受托，不舍掩泪而出。（参看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遵遗诏，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后，大学士高拱是首辅，他呈上五件重要新政，要求万历帝御门听政，亲自答复辅臣的奏请。并要求以后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坚决杜绝内批留中。高拱的本意是严格教导年少的皇帝，避免中官专政。不久，高拱还奏请夺去中官的司礼权，将之归于内阁。这是内阁辅政大臣想剥夺宦官的权力。高拱代表辅政大臣担忧宦官专权，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时万历帝只有十岁，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两宫后妃也在辅佐着少年天子，高拱的举动很容易使李太后等的不满，怀疑其专权擅政。这为高拱后来被免职埋下了祸根。
朱翊钧即位不久，是一个很不错的年少天子，他坚持依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史，学习非常勤奋。他按照辅臣的建议，每日晨阳初升，便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稍息之后，又复席再读经典，至午饭再返回宫内。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听儒臣讲读。少年天子这一段时间的勤奋学习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是促成他亲政后的前十年能政绩显著的因素之一。
朱翊钧少年时（剧照）第二，内阁争斗，太岳胜出，推行万历新政，利与害并存。朱翊钧即位时很年轻，没有能力掌控朝局，而朝中权力的斗争便激烈地展开了，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争斗。
明穆宗临终前，让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三位内阁顾命大臣辅佐明神宗，所以，在朝政上，神宗是要依赖于三位顾命大臣的，而高拱是内阁首辅，又比较强势，他着力于抑制中官的权力，力图排挤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可是，冯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太监，他充分利用皇权更替之际，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全权执掌司礼监，同时，他又发挥他知书达礼、文艺才能突出的特点，博得了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当外庭高拱等辅臣强势对待年少的神宗帝时，神宗更需要宫中能得到冯保的支持。
如此一来，高拱与冯保的争斗便越来越激烈。内阁首辅高拱极力想除掉冯保，高拱曾授意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等弹劾冯保；而冯保也开始反击，他一方面博取少年天子的更大信任，并依靠李贵妃、陈皇后的力量，与高拱对抗，另一方面，冯保又暗中联手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秘密对付高拱。
张居正与高拱同时顾命大臣，表面上，张居正是与高拱站在一起的，是支持高拱的政见的，但是，背地里，张居正却与冯保关系非同一般，他秘密与冯保联手，其目的有二：一是取得冯保的支持，合力对付高拱，想以此来挤走高拱，以便让自己当时首辅大臣；二是通过冯保来博取李贵妃和陈皇后的信任，并借此与小皇帝更亲近。张居正的目的最终达到了。
张居正与冯保抓住了高拱狂妄自大的弱点，暗中商量好了置高拱于绝境的策略，张居正让冯保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报告了经过修改的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关键的话，高拱原来说：“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被改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参看《明史•卷305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冯保还向后宫两位主子说，高拱正筹谋拥立藩王，以取代神宗帝，皇贵妃和陈皇后大惊。六月十六日早朝，李贵妃和陈皇后垂帘，“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斥责高拱擅权无君，而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将朝廷威福皆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专，不知意欲何为？两宫和皇帝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参看《明史•卷305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高拱忽然听到旨，面如死灰、大汗淋漓，伏地不起。张居正将他扶起来。之后，冯保又利用一男子王大臣穿上内侍服饰而潜入乾清宫恐吓神宗皇帝的事件，诬陷高拱，欲置高拱于死地，幸有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极力为高拱辩解，而张居正也帮着说好话，高拱才免遭处死，得以还乡闲居。
高拱身为内阁首辅，在神宗即位之后，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树敌太多，太过自信，缺乏对于政敌的警惕性，结果败在张居正和冯保的手下。他自认为已牢牢掌握着内阁大权，对年轻皇帝不尊重，对后宫不敬重，这便犯了顾命大臣的大忌。这让宫李贵妃和陈皇后感到不满、忌惮，被掌印太监冯保视为死敌，而且，高拱又没有能提防张居正对他的暗算，最后，后宫、太监和内阁大臣三方联手，把高拱这位内阁首辅扳倒了。
张居正与冯保（剧照）
在这一次重大事件中，张居正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依序升为内阁首辅，冯保也是获胜者，他消除了高拱对他的威胁，而两宫后妃也比较满意，消除了张扬跋扈的高拱。此次事件对万历皇帝的刺激很大，让他感到了朝局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掌权权力的重要性。史书记载曰：“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清]张廷玉等：《明史》卷 213《列传第一百一·张居正》）后来，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在他亲政后，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同上）
高拱被挤回家乡闲居，另一顾命大臣高仪惊恐万分，不久呕血三日而亡，自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成了内阁威权显赫的权臣，而且，张居正比高拱更有智谋，他虽然也是强势的首辅大臣，但他知道朝中的利害关系，他继续与冯保搞好关系，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张居正积极支持；张居正还着力博得李贵妃和陈皇后的信任，重大决策皆请示后宫，争取支持；同时，张居正开始尽心培养小皇帝，张居正专门为小皇帝编撰了《帝鉴图说》，教授小皇帝帝王权术。此外，张居正在政策主张上尽力取得神宗帝对他的支持，这让神宗帝对张居正很信任，不但朝中权力交给张居正，而且，他还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在明穆宗在世时，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大臣，而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几天之后，朱翊钧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与之共商国事，这在朝中引发热议，使廷臣看到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倚重，提高了张居正的威望。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之后，他所面临的是明朝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而小皇帝也颇有雄心，支持张居正着手解决各种难题，君臣两人志向一致，励精图治，推行新政。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在李贵妃和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推行的章奏“考成法”，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治理措施，旨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各部各科，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曾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考成法”整顿吏治，提高办事效率，杜绝懒政现象，使官场风气大大改善。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施经济领域的改革，该法先是在福建试行，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便向全国推广。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在全国展开“清丈田粮”的政策，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至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在全国实行。
张居正在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加强对中央和各地官员政绩的考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明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此外，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复杂税制简单化，重新丈量土地，按田亩多少交税，清理土地，当时立即使清廷增了土地800余万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改变了以往国库空虚的状态，解决了军费拖欠的问题等，这些都表现出了万历新政的积极性方面，这使得本已日趋腐朽的大明王朝出现振兴状态，延绵了大王朝国祚。
李贵妃与冯保（剧照）但是，“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弊端，潜伏下危机：首先，“考成法”的制度措施的设计较为僵化，阻碍了官吏在办事时发挥积极性，逐级考核的最后权力集中于内阁，使下面各层官员很被动，不愿意配合上面积极做事，而且，对负责监察的都察院各级御史、言官的严厉考核大大限制了监察能力，造成首辅独裁机制的形成，因而，大臣非议张居正独权霸权。此外，“考成法”所考核的主要针对赋税和治安方面，而各级官吏为了完成任务，经常强行收税，甚至将平民当盗贼抓捕，危害严重，使民怨日增。
其次，在经济方面，“一条鞭法”旨在清查真实的土地数量，统一劳役赋税，实行“摊丁入地”的管理措施，而将劳役和赋税统一换算成银两，这等于是将赋税货币化。当劳役、赋税全部转换为银两之后，虽所收的赋税银保持不变，但是，遇到旱涝年景不同，粮价出现变化之后，比如农民歉收了，没钱缴纳赋税了，官吏强收，后果便很严重；反之，当农民增产了，但粮价下跌了，却不增收粮食，只收银两，农民等于是粮食多了而却没有好处。这即是歉收年景缴不起税，而丰收年景还要多缴粮，这让各级官吏很难办，而农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政策的好处，反而吃亏了。所以，“一条鞭法”在推行中受到了各阶层的抵制，最后只有内阁在坚持。更有甚者，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帝虽改变了张居正的一些改革措施，但对于银两征收赋税的办法却没有改变，一直保留下来，而没有能解决其中所伴随的弊端，而张居正一死，内阁没有那么强势，官员借机盘剥，统治阶层与中下层官员及下层百姓的矛盾就加剧了，这成了明王朝衰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一条鞭法”所伴随的弊端，其实成了明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能改正，反而是改“歪”了，这是他的重大失误。万历皇帝画像第三，亲政之后，主持“三大征”，辉煌战绩背后，潜伏着危机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而万历新政使当时的明王朝积累了一定的经济成果，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经济颓势，国库逐渐得到充实。神宗帝亲政之后，雄心更大了，他开始想干一些大事，想有大作为，想获得更大的政绩。其中，最典型的是“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是指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所主持而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由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从积极方面看，起到了巩固了明王朝疆土，维护明廷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的作用；但是，从消极方面看，神宗帝展开这三大战役，劳心伤财，掏空了国库，为明王朝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朝鲜之役发生于公元1592年，当时，丰臣秀吉掌握日本大权，他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是一个昏庸之主，他常年沉湎酒色，朝中政治腐败，在军事上弛于防备，朝军一遇日军来袭便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很快占领了王京，毁坟墓，劫王子，虏陪臣，剽掠府库；接着，日军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了七道，朝鲜面临着亡国的危急之中。
明朝时期的朝鲜
此情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由于援军兵力较少，军力较弱，加上对地形不熟，辽东游击史儒在抗敌中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突围逃出。
明廷得知明军援朝失败后，神宗皇帝决定增兵援朝，令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大军赴朝。次年正月，明军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得平壤大捷，此后，李如松又收复开城，扭转战局，接着，挥师进逼王京，但却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了日军的埋伏，损失惨重，李如松险些阵亡。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派兵断了日军的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对王京的攻击，退缩至釜山等地防守，并派使者与明军谈判。为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极力主张和议，但因日本欲以大同江为界作为议和的条件，致使谈判破裂。
随后，日军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以指挥作战不力为由，将石星等于下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任命麻贵代替在与蒙古人作战中战死的李如松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及福建各处兵马，以及吴淞水兵，进行大规模援朝。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兵马向日军进攻，麻贵率东路军，董一元率中路军，刘綎率西路军，陈璘率水军，从四面向釜山挺进，水军统领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追击由小西行长所统领的敌人最精锐部队。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因病逝，日军隐瞒了秀吉的死讯，但军中无斗志，日军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战败，但明军将领史儒和老将邓子龙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也战死。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明军此次援朝的战役，帮助朝鲜击败了日军占领朝鲜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使明军军威大振，但是，由于调动多省的部队，军队行程长，耗费军需巨大，财政支出很多，这使刚刚积累起来的明朝国库，是不小的损耗。
宁夏之役发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时，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明朝设该镇主要是为了防御蒙古族人的入侵。发动叛乱的主谋之一哱拜原本就是蒙古鞑靼人，明嘉靖年间，他因得罪酋长，父兄被杀，便投降明军，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万历十七年（1589年），哱拜被提为副总兵，致仕后，其子哱承恩袭位。万历十九年（1591年），火落赤等部进犯洮河，边疆告急，哱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他率兵至金城等地，见各镇兵皆是原来的部下，且回兵时取路塞外，戎兵亦远远避开他，他野心膨胀，桀骜不驯，变得非常骄横，目空一切，对明军守边之将全然不放在眼里，还放纵儿子哱承恩强抢民女，其手下横行宁夏镇，专制跋扈，官民皆怕。
宁夏巡抚党馨虽知道哱拜是一员对付蒙古军的猛将，但对他的骄横跋扈实在难以容忍，于是，他想办法对其抑制，查到了他冒领军饷，欲将其处置。哱拜不想缩手就寝，便于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唆使军锋刘东旸叛乱，乘机杀了巡抚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了符印，并发帑释囚，并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张惟忠不从，自缢而死。
刘东旸参与哱拜的叛乱之后，自称总兵，而哱拜其实才是叛乱的主谋，哱承恩、许朝成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叛军占据宁夏镇，宰杀牲口明誓，之后，出兵攻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至平虏，未能攻下。叛军以献出花马池为诱饵，取得了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的相助，势力渐强，边疆震动。
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率军抵抗，明廷特调副麻贵驰援，率苍头军阻击套部蒙古军，斩获甚=颇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哱拜、哱拜的叛军失去蒙古军外援，城内又缺粮，内部开始分化。九月，刘东旸杀了土文秀，哱承恩杀了许朝，接着，周国柱又杀了刘东旸。叛军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宁夏城，围击哱拜，哱拜在府中自尽，哱承恩等被擒，叛乱全被平息。
宁夏之役虽成功平乱，表现出明军的强大，但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而边疆土地并没有扩大，反而让降将对明朝有提防之心。仗是打赢了，但边疆危机隐患并没有真正解除。
宁夏战役（画）播州之役发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三地之间，地形险要，控制的区域很大，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着播州，但皆是顺从于朝廷，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被明廷任命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继任为播州宣慰司使。但是，杨应龙不像他的祖辈，他不愿顺从了。他专权于播州，骄横跋扈，作恶多端，逐渐想做大，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
明廷对杨应龙作乱一时没有应对之策，而杨应龙方面谎称愿意悔过，并交钱赎罪；另一方面，他却暗中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等处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民财、奸淫掳掠。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川巡抚谭希思设兵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等地，防备叛军；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叛军，但却出兵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以平叛不力，罢去江东之地巡抚之职，令郭子章代之，并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为总督，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同时，调来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有经验的边防将领，领兵南征。
播州示意图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在总督李化龙的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向播州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前云南副总兵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等天险，又打败了杨应龙之子杨朝栋所统领的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其他各路军也进展顺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几路苗军迎战，被刘綎击败，刘綎乘势追击，占领了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的天险之地，与各路军形成合围之势。六月，刘綎攻破大城，杨应龙虽不险可守，他知大势已去，在府中与二位爱妾自缢而亡，其子杨朝栋等被擒，明军入城，平定了播州。之后，明廷将播州分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别归属于四川、贵州。杨应龙之乱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叛乱，而且，杨氏统治播州历史长久，这次平乱有重要意义，但是，明廷的损失也不小。
总之，朱翊钧亲政之后，主持了朝鲜、宁夏、播州三次征战，史称“万历三大征”，击败了日军对朝鲜的入侵，平定哱拜等在宁夏的叛乱，平息了杨应龙在播州的叛乱，保证了朝鲜、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但是，这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消耗了巨大的军费，人力物力耗损严重，内帑和太仓库银消耗了不少，劳民伤财的状况严重，使刚刚有些经济复原的大明朝又变得拮据了，财政危机又出现了，无力支撑腐败的朝廷庞大的财政支出。
第四，萨尔浒战役，成明军由强转弱之转折点，明朝自此受清军威胁萨尔浒战役发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二至三月间，这是明朝军队与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地区展开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决战。明军与后金在辽东的战事因为萨尔浒之战而局势变得明朗，后金占据主动，而明军转入了被动的防守之势。
明军总兵力约八万六千人，与盟友海西女真叶赫部军一万多人，加上朝鲜军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而后金方面，由于努尔哈赤东征西讨，除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兵力之外，明廷原来的抚顺、清河等也被他所攻占，掳走了不少人口，在萨尔浒开战前，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军队约有近十万，后金骁勇贯战者约有五、六万，而掳掠中国民兵亦有二、三万，总兵力至少有八九万。
萨尔浒战役（画）努尔哈赤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后金集中兵力，应对明军的分兵围击。明军分四路进攻，但由于协调不力，难以抗击后金的强悍军力，开战五天之后，明军四路军中的三路便被后金军队击败，明军被歼约5万多人，大量军用物资被缴获。仅有李如柏率领的南路军因行动迟缓，见势头不对，迅速溃逃而幸免被歼。
杜松所率领明军主力出抚顺关东进，由于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利用杜松军因天色灰暗而点燃火炬之机，由暗击明，集矢而射，重挫明军，接着，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攻占杜军营垒，击溃杜军主力，明军在败逃中，西路军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皆在战斗中阵亡。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十分不利，由马林率领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军战败，不敢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形成掎角之势。努尔哈赤率主力军队准备登上，以便居高临行攻击，而马林误以为后金兵力加起来不过二旗，便主动出击，努尔哈赤一见明军要进攻，便下令与明军决战，努尔哈赤与代善率兵攻击明军，双方混战，明军败退，进攻的明军被杀大半。接着，赶来援助的后金部队在东、南面夹击明军，明军抵挡不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大败而逃，后金军乘势追杀，击破潘宗颜部，明军北路军大部分被歼，副将麻岩等皆被杀，总兵马林率数人逃脱。
刘綎所率的东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约定的赫图阿拉，但他却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战败，仍按原定计划向北挺进，努尔哈赤在击败马林军后，移师东进，迎击刘綎。努尔哈赤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请刘綎速进。刘綎不知是计，率兵速进，随即中了埋伏，最后，连刘綎都战死了，东路军被歼灭。
南路军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而当他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后金主力来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千0余人。此时，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见明军大势已去，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将其释放，并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示和。光海君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大败而告终，此次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清兴明亡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后金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明军主帅杨镐在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被拘押，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杜松与刘綎已死于战场，马林也于3个月后在开原战死，明军四路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言官弹劾，一年半后自杀。
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则由防御转为进攻，明朝在战后失去大部分辽东领土，山海关以外仅余少部份土地如锦州、宁远、杏山、塔山等地，明王朝自此无实力真正对抗后金军队。到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明王朝便宣告灭亡。所以，萨尔浒战役从军事上形成了明王朝败亡的基础。
萨尔浒战役示意图第五，怠政严重，党争加剧，明朝败势已显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以功绩而自许，对于大臣们上呈奏章的批复，似乎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同时，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越来越虚弱，加上朝中关于争立皇太子之事，出现了各派系势力的争斗，挡争愈演愈烈，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而朱翊钧对党争十分厌烦，因而，他索性长期不上朝。他处理政事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大臣们希望皇帝能“召对”,而神宗帝却喜欢是通过谕旨传递，他近三十年，很少上朝，却又能牢牢掌控着皇权，他是一位奇葩的帝王。
皇帝不上朝，让宦官有了专权的机会，而朝中官僚队伍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各派系互相倾轧，出现了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各派，而宦官也形成了“阉党”，以对付东林党等。党争无休无止，而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朝中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之后，福王至封地洛阳刚过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又发生了“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皇太子以为“必有主使”，而郑贵妃指天发誓，一再否认与她无关，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朝中大臣多年以来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生怕“梃击案”涉及到他，随即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将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处斩，草草了结案情。
皇帝不上朝，内阁出现了官位缺官，部阁缺员的现象，而在神宗帝亲政之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之后，太监张诚却独揽财权，掠夺钱财，并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将腐败推向了极端状况，民怨沸腾。
大臣对神宗帝不上朝颇有非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不如初，上奏称：“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清]张廷玉·《明史·谢杰传》）在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刚入内阁的廷臣竟不知皇帝的长相是怎样的，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内阁重臣对政事忧心如焚，无计可施，竟以量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曰：“中央部阁空虚，政务荒废，皇上深居二十余载，从来接见大臣，天下将陆沉之忧。” （[清]张廷玉·《明史·神宗本纪》）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朱翊钧深居深宫，“万事不理”，但是，他又紧握权柄，控制着朝局，只是，从“萨尔浒战役”之后，辽东惨败和国事困扰使得长期酒色无节的朱翊钧终于扛不住了，他病重不起，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总之，自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之后，长期不上朝的神宗帝所统治的明王朝就已经没有宁日了，而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从军事上宣告了明王朝已进入败亡之势。加上之前“三大征”的劳民伤财、耗损国库，并有万历新政之后神宗帝的失误而留下的隐患，在经济上也宣告了明王朝时日不长了。而神宗帝的怠政揽权，朝中党争的加剧，更是从政治上宣告了明王朝不可救药。所以，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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