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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区草原牛场上土生土长的妈妈,突然面对一个陌生的男人而且是个“汉人”,这个人说着自己完全听不懂的汉话,穿着不同的服饰,有着全然不同饮食习惯,竟然要成为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丈夫,当时的妈妈心里只有恐惧和不情愿,而周围却没有任何人在乎她的感受,在那时像她那样的藏族女孩唯一的选择只有顺从。几天后,父亲就在德格县邮政局迎娶了妈妈,一年后妈妈生下了我。
我的父亲曾文恒,出生于四川简阳县,在兄弟姊妹中他是老幺,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都相继在县城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在当时家里的女孩子都能上学,说明家庭不仅殷实而且开明。可惜他们的父母相继早逝,未成年的父亲就被带到成都,由嫁到成都的他的大姐抚养。父亲聪慧、性格温和且喜好读书,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高声说话。由于父亲从小有父母疼爱和姐姐的照顾,加上旧习俗男人是不作家务事的,这就造成了他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结婚后也不能为他的妻子分担一点家务,这点也是我妈妈常常在我面前抱怨的。
父亲年龄比母亲大十岁,他们结婚之前的生活经历有着巨大的差异,加之语言文化和饮食习惯的截然不同,注定这个婚姻是不和谐的,只是在一起过日子而已。父亲负责挣钱,母亲则负责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家里基本上是两年就有一个孩子出生。抚养孩子成为维系父母关系的唯一纽带,母亲心里从来就没有接纳过父亲,更谈不上爱。
他们结婚后,父亲带着母亲一直在德格县邮政局工作,因为父亲业务精湛、踏实肯干,后被调至康定邮政局工作,一直到解放军进驻康定,父亲被新政府的甘孜州邮政局留用,继而任命为报务班长,工资据说仅次于局长。
母亲经过几年和父亲的朝夕相处,她的汉语听说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康定刚解放不久,新政府机关极需懂汉语的地方干部,以便加速藏区各级新政权的建设,所以决定在藏民中招聘人员进行文化和思想上的培训,合格后再送往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将作为为国家干部分配到县及所辖各级机关工作。这对一个家庭妇女来说,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父亲立刻竭力劝说鼓励妈妈前去报名。母亲较好的汉语听说能力使她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各项考核,培训一结束,就直接被派送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参加了干训班学习。
父亲是从内地到藏区工作的,深知两地教育水平的差异,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前途,他一直有把孩子送到成都去生活学习的想法,父亲就恳请嫁到成都的大姐我们叫大姑的来康定,照顾我们兄弟姊妹,大姑父在成都暑袜街开有一家电器行,那时正值全国开展三反五反抓捕反革命运动,大姑父则以收听敌台的罪名被公安机关抓捕关押,他们一家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家里还有三个分别正上中学大学的孩子,而当时藏区的工资比内地高很多,父亲答应每月按时寄出钱,承担姑父一家和我们姊妹的生活费用。当时由成都到康定没有完全通车,有些路段还要骑马,大姑来康定接我们时,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一年后去成都开通了班车,我们三姊妹就随大姑乘班车来到成都,现在还记得由于道路太过颠簸,年幼的我牙齿被座椅磕得鲜血淋漓,当时我6岁、大弟4岁、二妹2岁。现在想想对大姑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而沉重的负担,其中有亲情也有万般无奈的选择。
由于妈妈及时抓住了到内地学习的机遇,从而彻底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从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国家干部,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可是,对母亲来说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孩子一个个被送走,母子之间的亲情疏远,甚至不懂事的我们,以有一个藏族母亲感到羞耻而伤害了她,这是她心中的最痛。培训结束后妈妈长期在乡下工作组工作,与父亲聚少离多,他们之间更没有共同语言了,生育的五个孩子全都远离她……最后导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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