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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多年前,笔者提出了农村土地“承包有权,所得无益”的难题。意思是说,大量远郊农村户籍人口到远地城市就业购房居住以后,农村承包的一二亩或三五亩农田,虽然有政府农业补贴及流转费等少量收入,但扣除一些田间共用水利维修等工费后,所得无几,或仅有少量所得,如果长途往返领取这少量的收入,扣除差费后,有的甚或收不抵支。特别是父祖辈逝去后,回到乡下,既无乡音,又无乡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如果随意把承包的田地一次性流转(卖)出去,又难以舍弃农民对土地的千年追求,愧对祖宗。何况,按现有国内外农地价格,那些永久农田保护区的农田卖出后也获不了多少平米的城市住房。“承包有权,所得无益”的难题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情况,无论城郊和远郊都普遍存在。
近日获悉上海松江区的作法,很受启发。被誉为“上海之根”的松江区,为发展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归属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前提下,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决定土地流向,制定家庭农场户数和规模经营者条件。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的流转费收益,并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所有决策过程。土地经营权属于家庭农场主,按照合同期经营土地,安心生产,利于经营者稳定队伍、提高素质,改变了过去三分之一粮田由外来户不规范种植、掠夺性生产的情况。全区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率从74.6%提高到95.9%。耕种的农户从2007年的4900家调整到目前的921家,家庭农场经营收入从开始户均4.6万元升至目前的12.2万元,亩均净收入从460元升至973元,机农结合和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户均收入普遍超过30万元(2017年11月22日新民晚报)。
上海松江区的作法,可以说是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综合呈现。他们以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为重点,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他们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决定土地流向,制定家庭农场户数和规模经营者条件,唤醒了土地集体的功能,扭转了农村土地集体有名无实和村级组织政经分离、无事可做的状况;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的流转费收益,保障了农民财产权益,又让土地集体成员出村回村自由;他们坚持由本土地集体成员经营农田,延续农村熟人社会的传统,减少了非本集体人员经营带来的种种矛盾;他们的土地经营权属于家庭农场主,按照合同期限经营土地,并且扶持“机农结合”和“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户,既兴旺了产业,又利于经营者队伍稳定,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的职业农民队伍。归总一句话,上海松江区的作法,复制性很强,无论是远郊农村还是近郊农村,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外出人口多的后发地区,都可以推行。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被誉为世界“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教授(1913—2011)1940年代在美国攻读博士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提出,农业现代化,要有政治的独立和安定、必需的资源和资本、得到现代技术的机会等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技术的支撑,这就通常要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若干年。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一再证实了他的论断,最快的日本农业现代化也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化20来年。湖南是中部发展中的省份之一,追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更繁重,更需要精心筹划,全面突破。如果能够认真吸取上海松江区的上述经验,结合湖南全省各地的实际进行适应性的再创新,很可能使之成为湖南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作者刘放生为湖南衡阳县委宣传部退休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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