騄（青铜器铭文与古史新证）

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收获颇丰——

青铜器铭文与古史新证

作者：曹锦炎（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教授）

王国维先生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互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不二法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们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新知叠见，收获颇丰。今择其要者，结合拙见，以作介绍。

一

1976年12月，位于陕西省周原遗址内的扶风县白家村南，发现一处窖藏青铜器，共103件，其中有铭文者多达74件。据铭文内容，是西周微氏家族几代人的藏品，史墙盘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国宝级青铜器。器主“史墙”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祖先于武王灭商时投奔周王并供职朝廷，其后人遂世袭为史官。

史墙盘铭文共284字，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所述自周文王始，至时王（周恭王）止，称颂七代周王的功绩。下篇所述自微氏高祖始，记载五代祖先事迹，最后至史墙本人，以自赞模范表率和求福之辞结束。内容翔实，评述得体，词汇丰富，不亚于《尚书》一篇。

史墙盘出土和铭文资料公布后，学术界讨论热烈，前辈、时贤发表的许多优秀文章，对其宏旨大义，抉发殆尽，尤其是对西周前期的历史，使我们更增添新的认识。

文王为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与周边诸小国家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合力圈，史墙盘铭文称文王“盩和于政”，因此受到“上帝降懿德”和“大甹（屏）”，能够“匍（抚）有上下，䢔受万邦”。突出其在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仍有启迪作用。

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书·顾命》称“用克达殷，集大命。”《正义》谓“用能通殷为周，成其大命，代殷为主。”近人解释《尚书》“达”字，多读为“鞭挞”之“挞”。史墙盘铭文称武王“遹征四方，达殷㽙（悛）民”，是说武王征服四方，鞭挞商国，使其民改正向善，可见“达”确当读为“挞”，知旧训“达”为“通”非是。史墙家族本为殷商遗民，故而用隐晦笔法记录此段历史。

昭王十六年、十九年两次亲征楚国，目的是保障中原王朝获取长江中下游青铜矿产资源的南方道路（即曾伯（图1）簠铭文所说的“金道锡行”）畅通。结果“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没于水中而崩”（《史记·周本纪》正义）。史墙盘铭文称昭王“广能（惩）楚荆，唯奂南行”，是说昭王惩伐楚荆，使“南行”即南方通道扩大畅通。此既颂扬了昭王的功绩，也为尊者讳“丧六师于汉”及“没于水中而崩”之耻，隐恶扬善，不愧为史家手笔。

二

大禹治水传说，记录的是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件伟大事件，《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是受天（上帝）的命令去平抑洪水、整理大地的，见《尚书·洪范》箕子之言：“我闻在昔鲧陻（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禹的事迹，从《诗》《书》《山海经》及《史记》等都有记载，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讨论中，禹究竟是天神还是人王，大禹治水传说是否可信，甚至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都成学者怀疑和辨析的事。

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的记载，旧见于两件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记“鼏宅禹责（迹）”，齐侯镈记“处禹之堵”，仅此而已。2002年春，保利博物馆从香港征集回归一件西周青铜器—（图2）公盨，铭文长达98字，开篇就说：“天令禹尃（敷）土、隓（堕）山、叡（浚）川。”铭文大意是说上天命令禹用敷土、削平一些山岗的方法来堙填堵塞洪水，同时结合疏导河流的手段，治理水患。根据器形特征，（图2）公盨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后段，其铭文所记，可以和传世文献对读，证明《尚书·禹贡》《洪范》篇及《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事迹之可信，其绝非出于战国时期人的臆造。同时对有关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图2）公盨铭文在叙述大禹治水事迹后，又谓：“廼（乃）奏（畴）方、埶（设）征（正），降民，监德；廼（乃）自作配，乡（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图3）（羞）在天下。”最后以“（图2）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结束。铭文大意是天为民立法立王，导民以德，禹是君王的典范；治民者应该有德于民，为民父母；因为天以德为贵，所以民喜好明德，则天下和顺。其与《大戴礼记·五帝德》谓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尚书·洪范》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郭店楚简《尊德义》谓：“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尚书·吕刑》谓：“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以及《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谓：“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皆可对读和互证。（图2）公盨铭文全篇突出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这是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也是历来被人们视作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为积极意义。

三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为浙江省衢州龙游县的徐偃王庙撰写碑文，指出衢州的居民多姓徐氏，为徐偃王之后。文中提到：“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邱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衢州徐偃王庙碑》，载《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1935年）指出徐偃王被灭国后或是逃到浙江的“越城”即绍兴。按韩愈所说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其可能性不大，但谓徐被灭国后部分族人进入浙江之说或可成立。由于韩愈的“或曰”未注明出处，史籍也从无记载，因此这一有关徐国的佚史长期以来未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1982年3月，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越国古都绍兴市的坡塘狮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三件铜器上铸有铭文，其中一件鼎的器主为徐国殽尹“（图4）”，另一件炉盖记为“徐王之宾（？）”之器。通过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分析，这是一座徐国贵族的墓，部分随葬青铜器是徐人流亡到浙江以后所铸。2003年春，绍兴市区塔山旁某基建工地又出土了一件青铜甬钟，上有鸟虫书铭文，器主为“徐王旨后”之孙“自”。新近获见的六件徐国鸟虫书铭文青铜句鑃拓本资料，铭文记徐人首领“足俟”：“曰：余毋于曰王，毋化亡（图5）（徐）之族（图6）（图7），四旨（稽）童（踵）戉（越）。”铭文大意是说：我不打算称王，为了不致亡徐之族断绝，四处稽考后决定追随越国。这为徐人灭国后进入浙江的历史提供了直接的可信证据。

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及铜器铭文称之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西周穆王时，徐国强盛，徐君诞称王，典籍称“徐偃王”。《后汉书·东夷传》谓：“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由于徐人势力扩张危及周王朝利益，引起周穆王恐惧，“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后来又进一步采取严厉打击措施，讨伐围剿徐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徐偃王为了徐国百姓的安危，遂主动放弃北上而率众撤退，以至国亡，故后世说他“偃王用仁义而丧其国”。周穆王死后，徐偃王之子徐宗又被周共王复封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但国力已大不如前，由盛转衰，直至春秋后期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被吴王阖闾灭国。

徐国的两次亡国，迫使徐人南下，流亡他乡，或开辟新地，或投靠友邦。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就和这段史实有关。如嘉兴有徐偃王庙、徐偃王墓（《至元嘉禾志》），鄞县有徐偃王宅（《成化四明郡志》），舟山有徐城（《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黄岩有徐偃王古城（《舆地纪胜》），龙游有徐偃王祠（《明一统志》）等。又据《元和姓纂》载，浙江于潜县（现并入杭州市临安区）大姓徐氏，乃“（徐）偃王之后，为杭州望族”。上述这些记载虽有传讹之嫌，而且所载的地方志又是较晚出的文献，早期的史籍又没有明确着录，但这些传说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徐人势力进入浙江的历史事实。

我在考证绍兴坡塘出土的徐国青铜器铭文时曾指出，联系地方志记载的徐偃王传说，郭沫若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其名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提出的“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的看法，虽然不无猜测之辞，但确有先见之明。蒙文通先生对黄岩、舟山有徐偃王遗迹的材料也曾注意到，指出：“越州为古之越国，台州为古之东瓯，知徐当时亦兼有瓯越之地。”（《越史丛考·〈史记·越世家〉补正》，人民出版社，1983年）两位先生的看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修正的是，徐人入浙是投靠越国，并非兼有越地。新发现的鸟虫书徐器句鑃铭文，继浙江两次出土徐国铜器后，再次证明徐人入浙的历史事实。是“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极佳例子。

（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1.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2期；2.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3期；3.李学勤《论（图2）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载《（图2）公盨—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保利艺术博物馆编，线装书局，2002年10月；4.裘锡圭《（图2）公盨铭文考释》，载同上；5.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1期；6.曹锦炎《新见鸟虫书句鑃铭文考释—徐人入浙的新证据》，《中国文字》，2020年夏季号。）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