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摊（也不能没有报纸）

2008 年，广州。（图/ 阿灿）

曾经的报刊亭，作为中国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生活。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报刊亭买一张当地地图，不仅能为接下来的旅行指引方向，还能让心灵在陌生的环境中得到慰藉。在报刊亭前驻足，翻开一沓沓报纸、一本本杂志，就如同拆盲盒，各种最新资讯，一次次给予我们数不清的惊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报刊亭前门可罗雀。“现在很少有人买报纸了。人们更喜欢通过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获取信息，它们推送你感兴趣的内容，每个视频用户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还可以发表评论。”一个报刊亭老板说。

报刊亭，从卖方市场到明日黄花

张洁，一个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的老北京人，见证了报刊亭兴起、衰落的整个过程。

2003年，张洁所在的单位搬到青年沟，他在楼下的报刊亭买的第一份报纸是《北京娱乐信报》。然而，2020年年末，他在朋友圈里看到同事发的消息，得知这家报刊亭关闭了。

张洁有些惊愕——几天前，他还拍过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撑一把阳伞在街上摆个摊儿卖报，报刊亭的前身——报摊出现了。到了90年代，中国邮政给报摊主建造了漂亮的亭子，真正的报刊亭诞生了。

1992年，张洁的单位只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城市发展迅速，人们渴望获得大量信息。在电脑、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在报刊亭里购买报纸、杂志，是人们看向外面世界的方式。

随着报刊亭的建立，各类报刊也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满足大众的不同阅读需求。除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传统报纸，《北京娱乐信报》《京华时报》等新兴都市类报纸、《读者》《萌芽》等青年文学杂志以及装订精美的时尚杂志也通过报刊亭陆续进入人们视野。

彼时的报刊亭，是绝对的卖方市场。

走在街上的都市时尚女性，一手提包，一手拿一本时尚杂志；而地铁里，几乎人人都在通过各类报纸了解新闻资讯。

同时，各类媒体单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报刊亭的需求，以谋一席之地。1992年，《中国经营报》子报《精品购物指南》正处于创刊发行阶段。

将报纸送往报刊亭进行售卖，摊主将自家报纸摆放在什么位置、哪个封面朝外，这都是《精品购物指南》调整编辑方针、实现卖点的最大化需要了解的。

除了《精品购物指南》，《北京青年报》也十分关注报刊亭，还发明了“三步五秒理论”——一个人从报刊亭前走过，只需要三步，时间大概是五秒，如果不能在人们路过这一瞬间吸引读者，那就卖不出去了。

当时，一个报刊亭每月营业额可达500元。这是什么概念呢？“那个年代，在单位工作的职工的月工资大概是150元，我的工资也是200元刚出头。”张洁说。

在城市无数个昼夜更替里，报刊亭是最有代表性的抚慰符号之一。资料显示，1999年以前，北京有1000多个散报摊；而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报刊亭数量达到高峰，约2500个。

就如同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城市不断发展，报刊亭逐渐被忽视，又是一种必然结果。

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视频平台的出现，人们浏览新闻的方式变了——从纸质媒体转向网络阅读。从社会角度而言，报刊亭不再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需求，一些自建的、不规范的报刊亭被陆续拆除。报纸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报社遭遇优胜劣汰甚至破产，多家报纸竞争一个报刊亭的现象成为过去时。

昔日炙手可热的报刊亭，如今如明日黄花，风光不再。

2019 年12 月11日，76 岁的代德富在成都人民公园露天茶园叫卖当天出版的报纸。（图/ 视觉中国）

报刊亭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

时代在变，人在变，报刊亭同样在变。

如今，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地铁里，以往人们捧在手中的报纸变成了手机、iPad；报刊亭也由纯粹的文化场所变成了集商店、书店于一身的多经营体。

现在的报刊亭，根据不同区域售卖不同的物品。街道、公园附近的报刊亭，摆满了各类冷饮、零食以及彩票；医院附近的报刊亭，还会售卖一些医用物品，比如尿盆、纸尿垫等。

张洁曾跟一名摊主交谈，对方有些抱怨地说道：“不扩大经营怎么办？全家人都指着它养活，可是一个月收入只有四五百元，这已经是北京市的最低收入了。”

不得不承认，报刊亭正在逐渐消亡。但是，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消费，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是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张洁表示，他对报刊亭有十足的依赖情怀。

从业40多年来，只要去外地出差，张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报刊亭买报纸，从中寻找新闻线索。他说：“我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见不到报刊亭，会认为这个城市比较落后，文化底蕴不够。”

张洁的个人相册里，有着无数张关于报刊亭的照片，其中，就包括去年刚被拆除的位于青年沟的那家报刊亭。

这家报刊亭关闭没多久，原本干净的门面就被人涂鸦，还被贴上了大大的“福”字；前些时日，其门脸则被贴上了长城风景画。张洁说：“好看的围挡背后，往往是真相。”

如今，报刊亭数量日益减少。

作为见证城市变迁历史以及文化窗口的符号，报刊亭的使命已经宣告完成。但它又像一位孤独而倔强的老者，时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迟迟不肯离去。

报刊亭的消亡，是全国性的。人们对报刊亭的怀念，亦能跨越代际。90后孙弋凡发现，贵州的报刊亭也在消失。

因此，孙弋凡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写下自己和报刊亭的故事，希望由此表达对报刊亭的喜爱，并与它告别。

他记忆中的报刊亭，是贵州的地标，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岿然不动，“又好像哆啦A梦的口袋，能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

孙弋凡从小就立志成为作家。初中时，他几乎每周都要光顾报刊亭，他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封面。

孙弋凡购买频率最高的杂志，当数《故事会》和《课堂内外》。《故事会》里总有一些小笑话和短故事，故事末尾总会备注“故事纯属虚构”。

那时候的孙弋凡，不知道虚构为何物，只是被故事内容吸引。这些书也确实成为他的良师益友。此外，报刊亭还是他和同学的固定相约地点，他说：“一边看书，一边等人，时间并不会那么漫长。”

然而，抽屉里的《故事会》已经变旧泛黄，报刊亭也很少见到了。孙弋凡的职业方向也有些偏航，但他一直保持写作的习惯。

他说：“尽管当初那个神一般的报刊亭逐渐边缘化了，但我愿意一直做城市边缘的‘报刊亭’，将写作进行到底。”

2021年9月29 日，广州。（图/ 阿灿）

报刊亭，等你换个样子重新回来

报刊亭的这种失落且尴尬的生存境况，让人们忽略了在那个纸媒的黄金年代里，它也曾“一票难求”。在这个信息时代，它与纸媒一损俱损，再也不是“低头族”获取信息的第一选择。

有人说：“报刊亭从路边消失，接着从大众记忆里消失。这世界的人都忙着热闹的大事呢，等到想念的人也走了，它就彻底消失了——世界运行规律而已。”

但是，报刊亭真的没救了吗？不一定。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说：“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为什么不能打开思路，让现在单一的报刊亭变成综合的文化亭——不仅经营报刊，还可以发布文化演出信息、张贴经过审核的书刊广告、销售城市文创旅游纪念品，甚至可以作为网络订票的取票点，实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比起让报刊亭消失，可能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它能换个模样重新回来。确实，一些地区的新型报刊亭也让我们窥见了曙光。2018年，浙江金华东莱路的文荣医院门口，一座邮政无人智能报刊亭现身市区，可实现报刊自助购买、24小时售货机、便民充电、图书漂流、存取件等功能，和之前的传统报刊亭相比，只是“没有人和你聊天，为你指路”。

同年，广州的公园前地铁站附近，也投放了一个无人智能报刊亭，除了有24小时自动售货机功能，还能实现24小时借阅图书，只需一部手机，8秒即完成借书操作。

2019年，成都市邮政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升级版无人智能报刊亭有望回归。

目前，无人智能报刊亭的数量并不多，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刊亭，更像新智能时代的多元商店。我们已经接受太多的新型产物——无人商店、无人驾驶等，与其放任报刊亭就此消亡，多接受一个无人报刊亭又何妨？

或许，在未来，我们厌倦了做“低头族”，更渴望闻一闻纸媒的油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