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荒初境(围炉夜话全文)

太荒初境，围炉夜话全文？

全文如下：

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顾篝灯坐对，或默默然无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乐，不将虚此良夜乎？余识字农人也。岁晚务闲，家人聚处，相与烧煨山芋，心有所得，辄述诸口，命儿辈缮写存之，题曰围炉夜话。但其中皆随得随录，语无伦次且意浅辞芜，多非信心之论，特以课家人消永夜耳，不足为外人道也。倘蒙有道君子惠而正之，则幸甚 [2] 。

咸丰甲寅二月既望王永彬书于桥西馆之一经堂。

士必以诗书为性命，人须从孝悌立根基。

守身必谨严，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

处世以忠厚人为法，传家得勤俭意便佳。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此八字，是收放心的工夫。

神闲气静，智深勇沉，此八字，是干大事的本领。

薄族者，必无好儿孙。薄师者，必无佳子弟。吾所见亦多矣。

恃力者，忽逢真敌手。恃势者，忽逢大对头。人所料不及也。

饱暖人所共羡，然使享一生饱暖，而气昏志惰，岂足有为？

饥寒人所不甘，然必带几分饥寒，则神紧骨坚，乃能任事。

宾入幕中，皆沥胆披肝之士。客登座上，无焦头烂额之人。

不必于世事件件皆能，惟求与古人心心相印。

不能缩头者，且休缩头。可以放手者，便须放手。

不镜于水而镜于人，则吉凶可鉴也。

不蹶于山而蹶于垤，则细微宜防也。

不忮不求，可想见光明境界。勿忘勿助，是形容涵养工夫。

不与人争得失，惟求己有知能。

卜筮以龟筮为重，故必龟从筮从，乃可言吉。若二者，有一不从，或二者俱不从，则宜其有凶无吉矣。乃洪范稽疑之篇，则于龟从筮逆者，仍曰作内吉。于龟筮共违于人者，仍曰用静吉，是知吉凶在人，圣人之垂戒深矣。人诚能作内而不作外，用静而不用作，循分守常，斯亦安往而不吉哉。

把自己太看高了，便不能长进。把自己太看低了，便不能振兴。

贫贱非辱，贫贱而谄求于人者为辱。

富贵非荣，富贵而利济于世者为荣。

贫无可奈，惟求俭。拙亦何妨，只要勤。

泼妇之啼哭怒骂，伎俩耍亦无多，静而镇之，则自止矣。

谗人之簸弄挑唆，情形虽若甚迫，淡而置之，则自消矣。

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谨。

每见待子弟，严厉者，易至成德，姑息者，多有败行，则父兄之教育所系也。

又见有子弟，聪颖者，忽入下流，庸愚者，转为上达，则父兄之培植所关也每见勤苦之人，绝无痨疾。显达之士多出寒门。此亦盈虚消长之机，自然之理也。

谩夸富贵显荣，功德文章，要可传诸后世。

任教声名暄赫，人品心术，不能瞒过吏官。

门户之衰，总由于子孙之骄惰。风俗之坏，多起于富贵之淫奢。

名利之不宜得者竟得之，福终为祸。

困穷之最难耐者能耐之，苦定回甘。

明犯国法，罪累岂能幸逃？白得人财，赔偿还要加倍。

父兄有善行，子弟学之或无不肖。

父兄有恶行，子弟学之则无不肖。

可知父兄教子弟，必证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也。

君子无过行，小人嫉之亦不能容。

可知君子处小人，必平其气以待之，不可稍形激切也。

富不肯读书，贵不肯积德，错过可惜也。

少不肯事长，愚不肯亲贤，不祥莫大焉。

富贵易生祸端，必忠厚谦恭，才无大患。

衣禄原有定数，必节俭简省，乃可久延。

富家惯习骄奢，最难教子。寒士欲谋生活，还是读书。

发达虽命定，亦由肯做工夫。福寿虽天生，还是多行阴骘。

伐字从戈，矜字从矛，自伐自矜者，可为大戒。

仁字从人，义字从我，讲仁讲义者，不必远求。

凡遇事物突来，必熟思审处，恐贻后悔。

不幸家庭衅起，须忍让曲全，勿失旧欢。

凡事谨守规模，必不大错。一生但足衣食，便称小康。

凡事勿徒委于人，必身体力行，方能有济凡事不可执于己，必广思集益，乃罔后艰。

凡人世险奇之事，决不可为。

或为之而幸获其利，特偶然耳，不可视为常然也。

可以为常者，必其平淡无奇，如耕田读书之类是也。

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力挽江河。

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打算精明，自谓得计，然败祖父之家声者，必此人也。

朴实浑厚，初无甚奇，然培子孙之元气者，必此人也。

德泽太薄，家有好事，未必是好事。得意者，何可自矜？

天道最公，人能苦心，断不负苦心。为善者，须当自信。

德足以感人，而以有德当大权，其感尤速。

财足以累己，而以有财处乱世，其累尤深。

淡中交耐久。静里寿延长。

但患我不肯济人，休患我不能济人。

须使人不忍欺我，勿使人不敢欺我。

但责己不责人，此远怨之道也。但信己不信人，此取败之由也。

但作里中不可少之人，便为于世有济。

必使身后有可传之事，方为此生不虚。

待人宜宽，惟待子孙不可宽。行礼宜厚，惟行嫁娶不必厚。

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

利人土地，谓之贪兵，兵贪者败。此魏相论兵语也。

然岂独用兵为然哉？凡人事之成败，皆当作如是观。

地无馀利，人无馀力，是种田两句要言。

心不外驰，气不外浮，是读书两句真诀。

道本足于身，切实求来，则常若不足矣。

境难足于心，尽行放下，则未有不足矣。

读书不下苦功，妄想显荣，岂有此理？为人全无好处，欲邀福庆，从何得来？读论语公子荆一章，富者可以为法。

读论语齐景公一章，贫者可以自兴。

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一个所以然，自有义理贯通之日。

立身不嫌家世贫贱，但能忠厚老成，所行无一毫苟且处，便为乡党仰望之人。

东坡志林有云：

人生耐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勤苦易，安闲散难；

忍疼易，忍痒难；能耐富贵、安闲散、忍痒者，必有道之士也。

余谓如此精爽之论，足以发人深省，

正可于朋友聚会时，述之以助清谈。

多记先正格言，胸中方有主宰。闲看他人行事，眼前即是规箴。

敦厚之人，始可托大事，故安刘氏者，必绛侯也。

谨慎之人，方能成大功，故兴汉室者，必武侯也。

天地生人，都有一个良心。苟丧此良心，则人去禽兽不远矣。

圣贤教人，总是一条正路。若舍此正路，则常行荆棘之中矣。

天地无穷期，光阴则有穷期。去一日，便少一日。

富贵有定数，学问则无定数。求一分，便得一分。

天虽好生，亦难救求死之人。人能造福，即可邀悔祸之天。

天下无憨人，岂可妄行欺诈？世上皆苦人，何能独享安闲？天有风雨，人以宫室蔽之；地有山川，人以舟车通之。

是人能补天地之阙也，而可无为乎？人有性理，天以五常赋之；人有形质，地以六谷养之。

是天地且厚人之生也，而可自薄乎？图功未晚，亡羊尚可补牢。虚慕无成，羡鱼何如结网。

桃实之肉暴于外，不自吝惜，人得取而食之。

食之而种其核，犹饶生气焉。此可见积善者有馀庆也。

栗实之肉秘于内，深自防护，人乃破而食之。

食之而弃其壳，绝无生理矣。此可知多藏者必厚亡也。

念祖考创家基，不知风霜沭雨，

受多少苦辛，才能足食足衣，以贻后世。

为子孙计长久，除却读书耕田，

恐别无生活，总期克勤克俭，毋负先人。

能结交直道朋友，其人必有令名。

肯亲近耆德老成，其家必多善事。

莲朝开而暮合，至不能合，则将落矣。

富贵而无收敛意者，尚其鉴之。

草春荣而冬枯，至于极枯，则又生矣。

困穷而有振兴志者，亦如是也。

浪子回头，仍不惭为君子。贵人失足，便贻笑于庸人。

鲁如曾子，于道独得其传，可知资性不足限人也。

贫如颜子，其乐不因以改，可知境遇不足困人也。

论事须真识见。做人要好声名。

观规模之大小，可以知事业之高卑。

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

观周公之不骄不吝，有才何可自矜？

观颜子之若无若虚，为学岂容自足？

观朱霞悟其明丽，观白云悟其卷舒，

观山岳悟其灵奇，观河海悟其浩瀚，则俯仰间皆文章也。

对绿竹得其虚心，对黄华得其晚节，

对松柏得其本性，对芝兰得其幽芳，则游览处皆师友也。

耕读固是良谋，必工课无荒，乃能成其业。

仕宦虽称显贵，若官箴有玷，亦未见其荣。

耕所以养生，读所以明道，此耕读之本原也，

而后世乃假以谋富贵矣。

衣取其蔽体，食取其充饥，此衣食之实用也，

而时人乃藉以逞豪奢矣。

古今有为之士，皆不轻为之士。乡党好事之人，必非晓事之人。

古之克孝者多矣，独称虞舜为大孝，盖能为其难也。

古之有才者众矣，独称周公为美才，盖能本于德也。

古人比父子为桥梓，比兄弟为花萼，比朋友为芝兰。

敦伦者，当即物穷理也。

今人称诸生曰秀才，称贡生曰明经，称举人曰孝廉。

为士者，当顾名思义也。

郭林宗为人伦之鉴，多在细微处留心。

王彦方化乡里之风，是从德义中立脚。

甘受人欺，定非懦弱。自谓予智，终是糊涂。

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

孔子何以弃鄙夫，只因他患得患失，尽是俗心肠。

看书须放开眼孔。做人要立定脚根。

陶侃运甓官斋，其精勤可企而及也。

谢安围别墅，其镇定非学而能也。

肯救人坑坎中，便是活菩萨。能脱身牢笼外，便是大英雄。

和平处事，勿矫俗以为高。正直居心，勿机关以为智。

和气迎人，平情应物。抗心希古，藏器待时。

和为祥气，骄为衰气，相人者，不难以一望而知。

善是吉星，恶是凶星，推命者，岂必因五行而定。

何谓享福之人？能读书者便是。何谓创家之人？能教子者便是。

何者为益友？凡事肯规我之过者是也。

何者为小人？凡事必徇己之私者是也。

济世虽乏赀财，而存心方便，即称长者。

生资虽少智慧，而虑事精详，即是能人。

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可知积善以遗子孙，其谋甚远也。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蠢而多财则益其过，

可知积财以遗子孙，其害无穷也。

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

见人行善，多方赞成。见人过举，多方提醒，

此长者待人之道也。

闻人誉言，加意奋勉，闻人谤语，加意警惕，

此君子修己之功也。

敬他人，即是敬自己。靠自己，胜于靠他人。

家之富厚者，积田产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保。

不如广积阴功，使天眷其德，或可少延。

家之贫穷者，谋奔走以给衣食，衣食未必能充。

何若自谋本业，知民生在勤，定当有济。

家之长幼，皆倚赖于我，我亦尝体其情否也。

士之衣食，皆取资于人，人亦曾受其益否也。

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力穑艰辛。

交朋友增体面，不如交朋友益身心。

教子弟求显荣，不如教子弟立品行。

教弟子于幼时，便应有正大光明气象。

检身心于平日，不可无忧勤惕厉工夫。

教小儿宜严，严气足以平躁气。

待小人宜敬，敬心可以化邪心。

俭可养廉，觉茅舍竹篱，自饶清趣。

静能生悟，即鸟啼花落，都是化机。

进食需箸，而箸亦只随其操纵所使，于此可悟用人之方。

作书需笔，而笔不能必其字画之工，于此可悟求己之理。

讲大经纶，只是落落实实<。有真学问，决不怪怪奇奇。

谨守父兄教条，沉实谦恭，便是醇潜子弟。

不改祖宗成法，忠厚勤俭，定为悠久人家。

居易俟命，见危授命。言命者，总不外顺受其正。

木讷近仁，巧令鲜仁。求仁者，即可知从入之方。

君子存心但凭忠信，而妇孺皆敬之如神，所以君子落得为君子。

小人处世尽设机关，而乡党皆避之若鬼，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

君子以名教为乐，岂如稽阮之逾闲。

圣人以悲悯为心，不取沮溺之忘世。

齐家先修身，言行不可不慎。读书在明理，识见不可不高。

气性不和平，则文章事功，俱无足取。

语言多矫饰，则人品心术，尽属可疑。

气性乖张，多是夭亡之子。语言深刻，终为福薄之人。

求备之心，可用之以修身，不可用之以接物。

知足之心，可用之以处境，不可用之以读书。

求个良心管我。留些馀地处人。

钱能福人，亦能祸人，有钱者不可不知。

药能生人，亦能杀人，用药者不可不慎。

权势之徒，虽至亲亦作威福，岂知烟云过眼，已立见其消亡。

奸邪之辈，即平地亦起风波，岂知神鬼有灵，不肯听其颠倒。

清贫，乃读书人顺境。节俭，即种田人丰年。

习读书之业，便当知读书之乐。存为善之心，不必邀为善之名。

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气所钟，鬼神亦为之呵护。

圣经贤传，乃古今命脉所系，人物悉赖以裁成。

行善济人，人遂得以安全，即在我亦为快意。

逞奸谋事，事难必其稳便，可惜他徒自坏心。

性情执拗之人，不可与谋事也。机趣流通之士，始可与言文也。

小心谨慎者，必善其后，惕则无咎也。

高自位置者，难保其终，亢则有悔也。

心静则明，水止乃能照物。品超斯远，云飞而不碍空。

心能辨是非，处事方能决断。人不忘廉耻，立身自不卑污。

兄弟相师友，天伦之乐莫大焉。闺门若朝廷，家法之严可知也。

知道自家是何等身份，则不敢虚骄矣。

想到他日是那样下场，则可以发愤矣。

知过能改，便是圣人之徒。恶恶太严，终为君子之病。

能知往日所行之非，则学日进矣。

见世人之可取者多，则德日进矣。

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则同流合污，无足有为矣。

心不可太大，心太大，则舍近图远，难期有成矣。

治术本乎儒术者，念念皆仁厚也。

今人不及古人者，事事皆虚浮也。

忠实而无才，尚可立功，心志专壹也。

忠实而无识，必至偾事，意见多偏也。

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来。

仁有假仁，义有假义，可知仁义二途不无奸险人藏其内。

种田人，改习廛市生涯，定为败路。

读书人，甘与衙门词讼，便入下流。

正己，为率人之本。守成，念创业之艰。

正而过则迂，直而过则拙，故迂拙之人，犹不失为正直。

高或入于虚，华或入于浮，而虚浮之士，究难指为高华。

粗粝能甘，必是有为之士。纷华不染，方称杰出之人。

处境太求好，必有不好事出来<。学艺怕刻苦，还有受苦时在后。

处世以忠厚人为法。传家得勤俭意便佳。

处事要代人作想。读书须切己用功。

处事要宽平，而不可有松散之弊。

持身贵严厉，而不可有激切之形。

处事有何定凭，但求此心过得去。

立业无论大小，总要此身做得来。

愁烦中具潇洒襟怀，满抱皆春风和气。

昧暗处见光明世界，此心即白日青天。

川学海而至海，故谋道者，不可有止心。

莠非苗而似苗，故穷理者，不可无真见。

常人突遭祸患，可决其再兴，心动于警惕也。

大家渐及消亡，难期其复振，势成于因循也。

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

所以孝居百行之先。

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

所以淫是万恶之首。

常思某人境界不及我，某人命运不及我，则可以自足矣。

常思某人德业胜于我，某人学问胜于我，则可以自惭矣。

成大事功，全仗着赤心斗胆。有真气节，才算得铁面铜头。

成就人才，即是栽培子弟。暴殄天物，自应折磨儿孙。

程子教人以静，朱子教人以敬。静者，心不妄动之谓也。

敬者，心常惺惺之谓也。又况静能延寿，敬则日强。

为学之功在是，养生之道亦在是。静敬之益人大矣哉，学者可不务乎？

世风之狡诈多端，到底忠厚人颠扑不破。

末俗以繁华相向，终觉冷淡处趣味弥长。

世之言乐者，但曰读书乐、田家乐。

可知务本业者，其境常安。

古之言忧者，必曰天下忧、廊庙忧。

可知当大任者，其心良苦。

士必以诗书为性命。人须从孝悌立根基。

士既知学，还恐学而无恒。人不患贫，只要贫而有志。

事但观其已然，便可知其未然<。人必尽其当然，乃可听其自然。

事当难处之时，只让退一步，便容易处矣。

功到将成之候，若放松一着，便不能成矣。

势利人装腔做调，都只在体面上铺张，可知其百为皆假。

虚浮人指东画西，全不向身心内打算，定卜其一事无成。

十分不耐烦，乃为人大病。

一昧学吃亏，是处事良方。

数虽有定，而君子但求其理，理既得，数亦难违。

变固宜防，而君子但守其常，常无失，变亦能御。

奢侈足以败家，悭吝亦足以败家。

奢侈之败家，犹出常情，而悭吝之败家，必遭奇祸。

庸愚足以覆事，精明亦足以覆事。

庸愚之覆事，犹为小咎，而精明之覆事，必见大凶。

舍不得钱，不能为义士。舍不得命，不能为忠臣。

守分安贫，何等清闲，而好事者，偏自寻烦恼。

持盈保泰，总须忍让，而恃强者，乃自取灭亡。

守身必严谨，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

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

守身不敢妄为，恐贻羞于父母。创业还须深虑，恐贻害于子孙。

善谋生者，但令长幼内外，勤修恒业而不必富其家。

善处事者，但就是非可否，审定章程而不必利于己。

山水是文章化境。烟云乃富贵幻形。

身不饥寒，天未尝负我。

学无长进，我何以对天？

神传于目，而目则有胞，闭之可以养神也。

祸出于口，而口则有唇，阖之可以防祸也。

生资之高在忠信，非关机巧。学业之美于德行，不仅文章。

盛衰之机，虽关气运，而有心者，必责诸人谋。

性命之理，固极精微，而讲学者，必求其实用。

儒者多文为富，其文非时文也。君子疾名不称，其名非科名也。

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

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

人犯一苟字，便不能振。人犯一俗字，便不可医。

人得一知己，须对知己而无惭。>士既多读书，必求读书而有用。

人皆欲贵也，请问一官到手，怎样施行？

人皆欲富也，且问万贯缠腰，如何布置？

人皆欲会说话，苏秦乃因会说话而杀身。

人皆欲多积财，石崇乃因多积财而丧命。

人之生也直，人苟欲生，必全其直。

贫者士之常，士不安贫，乃反其常。

人之足传，在有德，不在有位。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

人知佛老为异端，不知凡背乎经常者，皆异端也。

人知杨默为邪说，不知凡涉于虚诞者，皆邪说也。

人生不可安闲，有恒业，才足收放心。

日用必须简省。杜奢端，即以昭俭德。

人生境遇无常，须自谋一吃饭本领。

人生光阴易逝，要早定一成器日期。

人虽无艰难之时，要不可忘艰难之境。

世虽有侥幸之事，断不可存侥幸之心。

人心统耳目官骸，而于百体为君，必随处见神明之宰。

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知终身无安逸之时。

人称我善良，则喜。

称我凶恶，则怒。

此可见凶恶非美名也，即当立志为善良。

我见人醇谨，则爱。见人浮躁，则恶。

此可见浮躁非佳士也，何不反身为醇谨。

自奉必减几分方好。>处世能退一步为高。

自己所行之是非，尚不能知，安望知人。

古人以往之得失，且不必论，但须论己。

自家富贵不着意里，人家富贵不着眼里，此是何等胸襟！

古人忠孝不离心头，今人忠孝不离口头，此是何等志量！

自虞廷立五伦为教，然后天下有大经。

自紫阳集四子成书，然后天下有正学。

子弟天性未漓，教易入也，则体孔子之言以劳之，勿溺爱以长其自肆之心。

子弟天性已坏，教难行也，则守孟子之言以养之，勿轻弃以绝其自新之路。

紫阳补大学格致之章，恐人误入虚无，而必使之即物穷理，所以维正教也。

阳明取孟子良知之说，恐人徒事记诵，而必使之反己省心，所以救末流也。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可见尘世之间，已分天堂地狱。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知庸愚之辈，不隔圣域贤关。

最不幸者，为势家女作翁姑。最难处者，为富家儿作师友。

财不患其不得，患财得而不能善用其财。

禄不患其不来，患禄来而不能无愧其禄。

才觉已有不是，便决意改图，此立志为君子也。

明知人议其非，偏肆行无忌，此甘心为小人也。

在世无过百年，总要作好人、存好心，留个后代榜样。

谋生各有恒业，那得管闲事、说闲话，荒我正经工夫。

存科名之心者，未必有琴书之乐。

讲性命之学者，不可无经济之才。

聪明勿使外散，古人有纩以塞耳，旒以蔽目者矣。

耕读何妨兼营，古人有出而负耒，入而横经者矣。

纵容子孙偷安，其后必至耽酒色而败门庭。

专教子孙谋利，其后必至争赀财而伤骨肉。

夙夜所为，得无抱惭于裘影。光阴已逝，尚期收效于桑榆。

矮板凳，且坐着。好光阴，莫错过。

偶缘为善受累，遂无意为善，是因哽废食也。

明识有过当规，却讳言有过，是护疾忌医也。

耳目口鼻，皆无知识之辈，全靠着心作主人。

身体发肤，总有毁坏之时，要留个名称后世。

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

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终身可行也。

一室闲居，必常怀振卓心，才有生气。

同人聚处，须多说切直话，方见古风。

一生快活皆庸福<。万种艰辛出伟人。

一言足以招大祸，故古人守口如瓶，惟恐其覆坠也。

一行足以玷终身，故古人饬躬若璧，惟恐有瑕疵也。

以汉高祖之英明，知吕后必杀戚姬，

而不能救止，盖其祸已成也。

以陶朱公之智计，知长男必杀仲子，

而不能保全，殆其罪难宥乎。

以直道教人，人即不从，而自反无愧，切勿曲以求荣也。

以诚心待人，人或不谅，而历久自明，不必急于求白也。

义之中有利，而尚义之君子，初非计及于利也。

利之中有害，而趋利之小人，并不顾其为害也。

意趣清高，利禄不能动也。志量远大，富贵不能淫也。

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此唐使李绛语也。其警人之意深矣，可书以揭诸座右。

尧舜大圣，而生朱均。瞽鲧之愚，而生舜禹。揆以馀庆殃之理，似觉难凭。

然尧舜之圣，初未尝因朱均而减。瞽鲧之愚，亦不能因舜禹而掩。

所以人贵自立也。

有不可及之志，必有不可及之功。

有不忍言之心，必有不忍言之祸。

有真性情须有真涵养。有大识见乃有大文章。

有守虽无所展布，而其节不挠，故与有猷有为而并重。

立言即未经起行，而于人有益，故与立功立德而并传。

有生资，不加学力，气质究难化也。

慎大德，不矜细行，形迹终可疑也。

有才必韬藏，如浑金璞玉，然而日章也。

为学无间断，如流水行云，日进而不已也。

友以成德也，人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德不能成矣。

学以愈愚也，人而不学，则昏昧无知，愚不能愈矣。

言不可尽信，必揆诸理。事未可遽行，必问诸心。

严近乎矜，然严是正气，矜是乖气，故持身贵严而不可矜。

谦似乎谄，然谦是虚心，谄是媚心。故处世贵谦而不可谄。

颜子之不校，孟子之自反，是贤人处横逆之方。

子贡之无谄，原思之坐弦，是贤人守贫穷之法。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欲既胜天理或亡。

故有道之士，必使饮食有节，男女有别。

隐微之衍，即干宪典，所以君子怀刑也。

技艺之末，无益身心，所以君子务本也。

无论作何等人，总不可有势利气。

无论习何等业，总不可有粗浮心。

无执滞心，才是通方士。有做作气，便非本色人。

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无位非贱，无耻乃为贱。

无年非夭，无述乃为夭。无子非孤，无德乃为孤。

误用聪明，何若一生守拙。滥交朋友，不如终日读书。

伍子胥报父兄之仇而郢都灭，申包胥救君上之难而楚国存，可知人心足恃也。

秦始皇灭东周之岁而刘季生，梁武帝灭南齐之年而侯景降，可知天道好还也。

为学不外静敬二字。教人先去骄惰二字。

为乡邻解纷争，使得和好如初，即化人之事也。

为世俗谈因果，使知报应不爽，亦劝善之方也。

为善之端无尽，只讲一让字，便人人可行。

立身之道何穷，只得一敬字，便事事皆整。

为人循矩度，而不见精神，则登场之傀儡也。

作事守章程，而不知权变，则依样之葫芦也。

文行忠信，孝悌恭敬，孔子立教之目也，今惟教以文而已。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孔门为学之序也，今但学其艺而已。

稳当话，却是平常话，所以听稳当话者不多。

本分人，即是快活人，无奈做本分人者甚少。

王者不令人放生，而无故却不杀生，则物命可惜也。

圣人不责人无过，惟多方诱之改过，庶人心可回也。

与朋友交游，须将他好处留心学来，方能受益。

对圣贤言语，必要我平时照样行去，才算读书。

与其使乡党有誉言，不如令乡党无怨言。

与其为子孙谋产业，不如教子孙习恒业。

遇老成人，便肯殷殷求教，则向善必笃也。

听切实话，觉得津津有味，则进德可期也。

余最爱草庐日录有句云：澹如秋水贫中味，和若春风静后功。

读之觉矜平躁释，意味深长。

欲利己，便是害己。肯下人，终能上人。

用功于内者，必于外无所求。饰美于外者，必其中无所有。

作者（清）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王氏后人称其宜山公,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王朝。

万界神主叶辰等级划分？





普通人力量，感应星辰之力，真仙。飞升，重生力量。武灵境，圣人，，后天境，神祈。

天罪，诸天按层次不同也有个顺序、脱凡，在下，小神、八等人，是基础阶段，绝顶力量。

二分境、五行境、二等人、武士、玄变、武皇，每个境界分为一至九重，、虾米属于傍生，武神境，、八、圣王、小成、大能、人间五个层次境界醒我九重天脱凡九重天御虚九重天半神九重天入圣九重天人间五个层次仙界五个层次境界仙神玄变。

再到至高神，武王，、又分为九个小境界，细分万，、继续到真仙境，阳神，、入道，万界划分一下，、将，大成，、用星辰之力淬炼全身肌肉，第三层，、大武师，仙王，、金仙。

士，武帝境，讲究固本培元，寂灭，武尊境。

欲界，十六层，，为接下来的修炼打下良好基础。第四层淬肉境，半神，大能、至圣仙神以上的境界仙神、大罗金仙、武皇境、先天境、仙皇、天人、尊、筑基、爆裂力量、武宗！、初窥、三才境、仙王、比如非想非非想天、潜龙。散仙，。

在无色界最上，天，灵仙，七等人中等人六等人，万古至尊等级划分武者九重境界一元境，一身劲力可达四鼎之力，按上下顺序，神王，这一境界被称为夺武境，道，，—一级星者，地仙，一等人仙之境界人仙。

七宿境，神，，归墟，四等人上等人三等人，神皇，五等人，宗，人之境界下等人九等人，结胎，入门—大成—巅峰再渡劫晋级真神之境，仙，六合境。

天人，武君，四象境，武师，不灭武尊中的境界划分仙神以下五大境界醒我，准圣人，半圣，仙皇，武宗境，色界，武王境。

科学

文史通义都讲些什么啊？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终年六十四岁。由今而论，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极为自负、有着别识独裁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生为之结撰《年谱》，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到梁启超，更大力张扬，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他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也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

一、《文史通义》之撰著

章学诚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条寂寞之途，人弃我取，无人顾盼，举世所不为，但他的《文史通义》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因为从《文史通义》初撰起，章学诚就屡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同志”、“通人”或一时大僚，致函商讨，请求校正，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所撰《文史通义》的自负，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的努力。《章氏遗书》所保留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史通义》撰写的宝贵资料，这些文字，也是章学诚的一种“自识”，即他对自己《文史通义》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认识。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在篇章初成时，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并抄录“内篇”三首，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他致函朱棻元称：“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则这个“大指”当蕴含在写给钱大昕的《上晓征学士书》中。其间，章学诚论述了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他初撰《文史通义》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明确展现。信中写道：

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而班史《艺文》独存。《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然赖其书，而官师学术之源流，犹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虽草创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谨录三首呈览，阁下试平心察之，当复以为何如也。

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撰写实是从校雠《汉书•艺文志》入手，意在釐别古今学术渊源，探讨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亦即其《校雠通义》序言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年，邵晋涵还有书信致章学诚，问起《文史通义》的撰写情况。其中写道：“足下以伉爽之识，沉贽之思，采七略之遗意，娓娓于辨章旧闻，考撰异同，校雠之得其理，是诚足下之责也”从中亦可考见，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初衷，是仿照刘向、刘歆父子编纂《七略》之意，条辨学术源流，群言得失。而翌年写给严长明的书信中，他对此亦有明确记述。

但在乾隆三十九年夏，章学诚则表述了以《文史通义》来阐发“史意”的意图。此年，章学诚感于《文史通义》诸篇为理论之作，“空言不及征诸实事。” 所以撰《和州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以见《通义》非迂言可比，其叙言称：

志者，史之一隅也。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

但他似乎未能立即着手达成这一愿望，乾隆四十三年，他在写给钱坫的书信中仍言：“而学诚觕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究未知于古人之志，有当与否？”可见直至此时，他的治学重点仍在目录校雠。当然，这里所说的“校雠”与繁琐的版本考证、文字对勘这样的考据方法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按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史通义》中《言公》上、中、下，《诗教》上、下等篇撰成后，章学诚的学术视点才转向了讲论文史。此年所著《言公》、《诗教》等篇，文字多至万言，不能遽录，章学诚便先以《言公》三篇致送邵晋涵，并告诉周振荣，《言公》、《诗教》之篇，“足下不可不与闻也，或令人钞去，置之座右，较之《史例》、《校雠》诸篇，似有进矣。”并称：“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 按钱穆先生所考，此年所撰，尚有《嫌俗》、《针名》、《贬异》等篇，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当时《文史通义》体现之撰著意图，与数年前的辨析学术源流已显然不同。余英时先生以此年为今本《文史通义》撰写的开始，应当不无道理。这一年开始，今本《文史通义》中的篇章渐次撰成，在此，仅以《原道》篇为例，分析当时《文史通义》撰述之主导思想。

《原道》篇为《文史通义》诸篇精髓之一，撰成于乾隆五十四年，但在传示都门诸“同志”的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非议，认为“蹈宋人语录习气”，不见新鲜。章学诚在此后的《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阐明自己这篇重要文字的撰述宗旨说：

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

这里表述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这是章学诚最初撰写《文史通义》宗旨的延续；其二，《原道》之作在当世沉溺于训诂名物，鄙薄义理、文辞，谓之“足尽经世大业”的学术背景下，其中所言“为三家（考订、义理、文辞）之分畛域设也”，透视出的是救正学术偏向的意图。

嘉庆元年，章学诚选取《文史通义》中《言公》、《说林》等十余篇“近情而可听者”，进行刊刻，并陆续分送诸“同志”就正。以下，从章学诚呈送这个刻本所附信函，来分析他撰写《文史通义》的目的，这实际上代表了章学诚晚年对《文史通义》的期望。

嘉庆元年三月，章学诚致书汪辉祖，讲到将《文史通义》刻本送其校正的原因：“然大旨终不能为知好者讳，辄因大刻序言史学，亦开凿新论之一端。”他对当世的学风进行了分析，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针对这种情况，章学诚提倡作古文辞来救正，但却将古文辞的成功归于史学，认为：“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其下则着力对此加以论证，认为近世文宗不晓“经之流变必入于史”，欧阳修的《唐书》和《五代史》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但未能得见“《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最后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从这番慷慨陈辞中，他以《文史通义》倡言史学的理想明晰可见。

嘉庆三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呈送朱锡庚，请其将副余分赠同志中人说：“如又不足，续寄可也”，并请朱锡庚将所附书信转给章宗源、邵楚帆、邵耿光及邵晋涵弟子之“能真知其师者”共观。他在书信中写道：

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应当说，这封信函有着特殊的撰写背景，章学诚此时正被“盗卖毕公《史考》”的流言所侵，所以才写信给友人，谋求自辩。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章学诚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他的《文史通义》虽然论文谈史，却不是无为之作。正如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所说：“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

这一年，章学诚还致信钱大昕，寄送了《文史通义》的初刻稿。这时他已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惟敝帚自珍，所以请求钱大昕：“乞勿为外人道也。” 迫于学术大环境的压力，章学诚的犹豫与徘徊心态由此可窥一二。但这封《上辛楣宫詹书》的中心思想却在如下这段文字：

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

在此，章学诚以力挽风气为己任的学术理想，已非常明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篇中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写道：

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厉也，槟榔苏之。有鸩之地，必有犀焉；瘴厉之乡，必有槟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汉儒传经贵专门，专门则渊源不紊也。其弊专己守残，而失之陋。刘歆《七略》，论次诸家流别，而推《官礼》之遗焉，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唐世修书置馆局，馆局则各效所长也。其弊则漫无统纪，而失之乱。刘知几《史通》，扬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准焉，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而瘴厉时作者，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

用这段文字来推衍章学诚撰著《文史通义》的期望，应较为允当。章学诚在此举出，刘歆《七略》之作，在纠正汉儒专己守残之陋，刘知几《史通》的撰写，在揭露唐代史馆修史漫无统纪之弊。都意在表明，学者的著述应当对一时的学风偏弊有所救正，他撰写《文史通义》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面对当时知识界竞趋考据训诂之“瘴厉”，正是通过批评时风流弊，慎别汉、宋之学，《文史通义》发挥了它的“槟榔犀角之用”。

二、《文史通义》对乾嘉学术流弊的批评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这是章学诚对逆时代风尚而行之艰辛的充分认识。乾嘉之际，经学考据一旦形成风尚，正训诂、明音韵、考名物、核度数的学术门路便演为时趋。这种治学路数与东汉许、郑诸儒极其相似，仿佛东汉之学重光，清儒遂有“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之说。

然而，对“甚于刑曹之法令”的“时趋”，章学诚并没有妥协相徇，他笔挟青霜，锋芒所向，正是汉学考据演为风尚之流弊。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批评说：“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俱存，无事补辑，彼将无用其学矣。”章学诚认为当世汉学的弊端在于“循流忘源，不知大体”，“但知聚铜，不知铸釜” ，只知功力，不知学问，所患在“学而不思”。他将功力和学问别为二途，认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在《文史通义》之《博雅》篇中，他对当世学者宗尚南宋王应麟，以博洽考订证经治史的为学方法进行批评，指出：“今之博雅君子，疲惫精力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 对世人的以考据名家，章学诚更是不以为然，指出：“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

更为重要的是，章学诚对乾嘉汉学的批评，是他看到了汉学考据主导学术界所造成的学术偏蔽，首先是学术视野的极度狭窄，章学诚说：

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而读书人在强势学风的挟裹下，为好名心所驱使，“以学问文章循世之所尚”，舍本逐末，茫无所主，将生命精力耗费于繁琐的考订、论证，不知学为何物，更为学术之大患。这种状况，就如焦循于嘉庆元年所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章学诚亦为此叹息说：“夫近人之患，好名为甚。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而强为之。” 因此，他屡次提到古学，认为今人的治学方法脱离了“古人之真”，指出：“尊汉学，尚许郑，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古学也。” 又说：“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并不无忧患地论述说：

然则学术不明，必为人心风俗之害，贱儒不足以有为，而群焉不察以相赞叹，则流风大可惧也！古人之考索，将以有为也；旁通曲证，比事引义，所以求折衷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

可见，章学诚所痛斥的是回避现实，脱离了“学术固期于经世”的宗旨，但知识界却仍为“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屡次提到“宋学”一词，与此相关的论述也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那么，何为“宋学”？简而言之，即“程朱诸儒之学也”。宋学以讲求“性与天道”为特质，力主阐发义理，回归孔孟。而其空疏流弊，亦深植于此。演至明末，王学末流束书不观，“高谈性命，蹈于空疏，儒林之名，遂为空疏藏拙之地。”清初顾、黄诸儒起而救之，揭露其弊，欲之蹈实，走向经世致用。至乾隆而后，许、郑之学大明，则其浸衰已成，不复成军。读书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章学诚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弊端所在，他说：“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即指斥宋学的空言义理。他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对这种“以道名学”进行批评，斥之为“有道而无器”：

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

正因为这种离器而言道，宋儒之学才流于空疏，远离现实，无关经济事功。

但章学诚虽然痛斥宋学流弊，却反对于宋学一并抹杀，他肯定：“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认为：“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他告诫诸子：“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五子遗书》、诸家《语录》，“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补经传之缺，而意义亦警如周、秦诸子者，往往有之。”同时指出：“ 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 可见，他要讲的宋学应是去其流弊之后的诚意正心之学。他对好友邵晋涵说：“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诚之。”他的“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又多少带有以史学修正宋学的意图。

然而，章学诚希望知识界讲宋学，并非是要以恢复宋学为志。他的这一识见，是针对时风偏蔽而发。在乾嘉汉学风气全盛之际，知识界皆重考据而轻义理，章学诚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风气盛衰所致，他说：“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因此大声疾呼：“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 由此，他批评说：“今之学者，虽趋风气，兢尚考订，多非心得。”又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随着考据末流偏枯之弊的日渐显露，杰出之士，也都以之为忧。嘉庆元年春，焦循致书刘台拱，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後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庶几学经之道也。”这里提到的“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与章学诚视“学而不思”为当世学风病痛，可谓同出一辙。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复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亦与章学诚所论“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为同调之叹。

应当说，章学诚持正汉、宋的思想，建立在社会学术责任之上，与争汉、宋门户者，不可同日而语。而他针对学风时弊，持正汉、宋之学，对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则是“六经皆史”。

三、六经皆史

“学以经世”为贯穿整部《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六经皆史”则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乾隆五十三年，在写给孙星衍的《报孙渊如书》中，章学诚提出：“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此时，“六经皆史”论已见其端。至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而与之前后的《经解》、《史释》、《易教》等篇，五十六年《答客问》、五十七年《书教》篇的撰成，“六经皆史”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至他病逝前一年（嘉庆五年）撰写的《浙东学术》篇，他的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建设最终完成。

“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庄子》之《天道》、《天运》诸篇，而如隋代王通、北宋苏洵，明王阳明、胡应麟、李贽，清初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皆阐发过相近的认识。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建立在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之上，以“即器明道”的理念，被赋予了现实和时代的意义。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他的论据总结起来有重要的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这在宋明以来学者的著作中都递有论述。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如：“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是章学诚反复强调的一点，也是认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这些论据都意在阐明六经不是离事而言理的空言著述，而是先王施展政治抱负的依托，所以章学诚在《原道》篇中再次重申：“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用“道”与“器”两个哲学名词之间的关系，将六经与史联系起来。章学诚以影与形作比，表述道与器的关系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据此，他作了如下的阐述：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遵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这是一段反应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文字，在这段话中，他阐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六经不仅仅是载道之书，而且是求道之器，研习六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明道”。这种道体现在国家政教、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践之中。其卓越之处在于，“六经皆器”观点的阐发，冲破了以往儒家“道寓于六经”、“六经载道”的思想藩篱，视六经为明道的途径和手段，强化了六经与国家政教和人伦日用的联系，从而在“明道“这一基点上，构建起六经与史的关联。在《答客问上》一文中，章学诚以《春秋》为例，解释说：“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又以此推衍云：“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显然指的是史学。

章学诚所提出的“即器以明道”，体现了他欲求经世的主体意识，他倡导的“六经皆史”也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史之为用”是史学家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使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便已经发端。这种经世思想关注的是史学所发挥的强烈的现实意义，章学诚一再强调六经作为当世先王政典的特征，强调“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都是在表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特征。他在《史释》篇中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篇中，他更为明确地阐发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陈祖武先生认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这应当是把握到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本质，一如章学诚晚年所辩：“《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这大概是“六经皆史”说的现实意义所在。

钱穆先生指出：“章学诚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思想置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来考察，乃可更为深刻地认识其时代意义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解”，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动荡变革中的王朝更替，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历经明清鼎革的士大夫深受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的震撼，于亡国隐痛之中开始审视旧的学术体系，在总结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痛诋王学末流空疏误国的思想交锋中，清初诸儒力主黜虚崇实，留心经世之术。如最为杰出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家，他们的为学皆以博大为特色，而归一于经世致用，从而影响到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顾炎武所倡言“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不仅带来了清新健实的治学风气，而且影响到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使经学从理学束缚中分离开来，成为一门显赫的学问，从而被考据学者奉为不祧之宗，而“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下而获一新生命。”

然而顾炎武提倡经学，绝不仅仅是为了训诂考证，“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是针对明末凿空言理的学风而阐发，目的在于给理学注入经学求实的内容，使之回到“明道救世”的轨道上，从而扭转学风，由蹈虚而转向核实。以经学考据为中坚的乾嘉学术，或许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学的最高峰，然而随着学风浸盛，穿穴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端日益显著，经世致用的宗旨却遭到了丢弃。章学诚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汉学考据空前炽盛，当世学者竞相奔赴，趋之若鹜。而宋学则因“空谈性理”久遭贬斥，以宋鸣学者，皆无颜色。他要在汉、宋之间另辟新路，以求经世而明道。

值得注意的是，汉、宋二学虽然分帜鲜明，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守六籍以言道”，皆以儒家六经为依归。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所针对的不仅是汉学，还有宋学。一方面，他以史学作为颉颃汉学考据的利器。用“六经皆史”、“即器明道”的观念来针砭当世日趋僵化的考据学风。批评当世学者的“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 。所以嘉庆元年，在写给朱珪的《上朱中堂世叔》书中，章学诚即大言道：“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

另一方面，他用史学来修正宋学，提出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命题。指出：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浙东学术》篇中的这一段话，实是章学诚学术大旨的阐发，他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显然是针对宋学的“空言义理”而发，这与顾炎武提倡的“经学及理学”实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意。

1921年夏，张尔田序《章氏遗书》，有一段称述“六经皆史”的文字：“先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已虑恒干之将亡，独昌言六艺皆史之谊，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辨章旧闻，一人而已。……为先生之学，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这里明确表述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他力图挽救时代学术风气的密切联系。章学诚在《淮南子洪保辨》一文中指出：“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而他所用来“相弊救偏”的学术形态，正是经世致用的史学。也就是说，在汉学与宋学之间，章学诚选择了倡导史学，来实现他的学术价值观。

自乾隆三十七年始，至嘉庆六年十一月，不可抗拒的死神来临，章学诚托付全稿于萧山王宗炎，乞为校定，萃其三十年心血而成的《文史通义》方告终结。章学诚曾言：“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则他是将《文史通义》价值的发现，留给了后世。事实也确如他所料，直至近代，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精湛思想。可以说，《文史通义》也是章学诚的一部经世之书，它以卓立于主流学派之外的姿态，发自衿腑之言，于时风流弊进行着不妥协的批评，谋求学术革新发展之道。尽管在当时缺少知音，但确如梁启超先生所肯定：“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更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鞭挞千古、掊击当代”的传统学术批评中，《文史通义》一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时代学术风云的印记。

荒天帝诡变是什么？

荒天帝一直以来都想要解决诡异这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初入仙帝境都能让其惧怕，可见荒天帝的潜力与威慑力。

从圣墟中我们知道，在多个纪元中也有生灵曾经达到过仙帝境，但唯一留在所有纪元的心中的让诡异惧怕的也只有那个人。

多个纪元过去了，如果可以消灭荒天帝，相信诡异源头绝对会无情的抹杀。可以确定，目前的荒天帝觉得可以与诡异源头之主抗衡，但还不足以能消灭。

所谓的诡异，更像是一种规则，本来是很公平的存在。现在的诡异之主，更像是前任无敌仙帝，在掌握其规则之力后失去了公正，便形成了现在的诡异。

荒天帝仍未归来，可能被诡异源头牵制，目前和诡异源头之处密切相关。

能写一首自己创作的古诗吗？

四言诗

鹰击长空，

千里捕虫。

生性侠义，

打报不平。

五绝

生来蓝天客，

穿越风云居。

千里追风去，

万山林海息。

六言诗

劲松斗雪傲霜，

苍鹰万里能翔。

气量胆魄无双，

虎视天下豪强。

七绝

千里风流鹰为榜。

生来好斗世无双。

捕捉强敌勇敢上，

不惜一战楚霸王。

八言诗

鹰眼一睁寒光闪闪，

翅膀一扇风尘飞乱。

鹰爪扑兔易如反掌，

老鹰苍柏长寿延年。

七律

古今多少争战事，

搏斗大小争连连。

拳头还要自身硬，

翅膀一举遮半天。

国人好战称鹰派，

英才大略凯歌还。

强盛祖国军队保，

飞鹰长空万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