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拓荒带来的杀戮
生子当如孙仲谋，一句来自老对手曹操的夸奖，就让吴大帝成了多少人心目中儿子的理想型。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相当孙权的爸爸当然是因为他举贤任能，使人才各尽其心，使江东稳如磐石的才能，但除此之外，我们往往忽略了孙权在现代中国疆域上面的贡献。
台湾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得到开发应该是在三国时期。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这里的夷洲就是指台湾，看起来孙权的计划还是有所成的，虽然没有到达亶洲，但还是登上了台湾岛，和当地土著建立了联系，传播了耕种知识，并将其中数千人带回了吴国。
但其实在《三国志》中关于这件事还有后续的记载。
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为什么孙权雷霆震怒，要把登上夷洲带回几千人的功臣安上死罪呢？这是因为虽然卫温、诸葛直带来了数千土著，但是跟着他们出海的万余甲士，折损十有八九。大家或许会觉得这也罪不至死啊。但假如我们把孙权扩充兵源的目的和东吴地广人稀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这桩折损八九千精锐战士换回几千没有战斗力和生产经验的土著的生意是有多么不划算了。
东吴的先天基础并没有想象的好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玄机。
整个三国时期，虽说被纳入户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缺人还是普遍现象，总人口的稀少就意味着极高的军队占比。就被国家纳入户籍的人口而言，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蜀记》中记载蜀国灭亡时“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
虽然三国时期，兵有士籍，不计入人口统计，但因为来自北方强大的压力，无论是蜀国还是吴国都保证了高达1比10的军队比率，这无疑是远高于正常的。
而相比于两个邻居，吴国的情况比蜀国更惨，等等，不是吴国有兵23万，蜀国有兵10万，整整两倍还要多怎么就更惨了。为了了解这个说法的原因，我们先来看一份地图。
印象中南中国都是以水网密布，气候湿润作为形容词的，南方的事物也往往被冠之以小而美的精致感，但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山地是中国南部普遍存在的地形特征。
我们概念中的南方地图是这样的，看似是大量较为平坦的平原地形。
但其实吴蜀统治下的南方是长这样的，在当时并不是只有秦岭才是横亘南北的天险，也不只有西藏高原才是人迹罕至的自然禁区，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峡以东长江以南的吴国统治区域内，只有位于吴、会稽、建业的长江下游，以及鄱阳湖附近的湖区属于平原地带，本来珠江三角洲和江汉平原能带给吴国新的发展活力，但一个在唐宋以前还属于有待开发的不毛之地，一个有一大半处于曹魏的掌握之下，考虑到当时海岸线比如今更靠西，长江下游的平原只会比现在更小，用来形容福建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完全可以拿来形容吴国的领土。
从地图上看，相比于吴国东西战线极长，几大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带还有山地相隔，蜀国虽然一向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声，但是它的核心区域基本集中在四川盆地，地方上的分离压力自然也相对较小。
这就要说到在这种地理隔绝的条件下，孙吴政权中地方大族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孙吴政权的建立是以孙策率淮泗兵进入江东，横扫诸侯为起点的，但真正完成建国则要等到东吴政权从淮泗化到江东化的转变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尤其关注一是对山越的不断打击，二是大族世袭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
山越是谁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
《三国志·吴志·韩当传》：讨鄱阳，领乐安长，山越畏服。
整个孙权时代，东吴前期和黄祖对耗，后期合肥城下送人头，除开在赤壁和夷陵的两场决定天下走向的两场大战，东吴大量的人力物力都用在了征讨山越上面。
为了弄明白山越为何能一直抓住孙十万的吸引力，就该先搞清楚这里所说的山越具体指谁。
山越这个名词自秦时就有，一般认为，山越是古越人的后裔，他们分布在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的东南山区里。在汉初，独立的南方土著一度是朝廷心头之痛。
古越人分布范围
不过到了东汉末年，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时的天下已经是强宗大族的天下，北方是儒学重地，尊汉的倾向更重，而更偏远的长江流域则和朝廷相对疏离。于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朝廷先后派出自宗室的刘焉、刘表出镇长江上游的益州，长江中游的荆州，他们到了地方多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宗贼为患的情况。
所谓宗贼，也叫宗党、宗部。他们抱团取暖，或数千家，或上万家，扼险而守，而南方崎岖的山地地形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便利。三国演义中有不少戏份的严白虎就是统领宗部的宗帅，而交州的士家父子也是强宗骁帅之一，东汉朝廷派了戴良来当刺史，地方豪强士徽就不乐意了，一言不合就统领了宗兵去阻击。
我们上面说了刘焉，刘表出镇的早，自身有一定能力，跟地方豪强的关系也处理得当，因此荆州益州在乱世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宁，但是长江下游的扬州就没荆州益州那么好命了。虽然也有宗室刘繇出镇东南，但他就任扬州牧的时间要比刘焉刘表都晚，而且当时最强割据势力之一的袁术占据了扬州的江北部分，刘繇只好放着当时的扬州治所寿春不住，跑到了江南的曲阿。
东汉时的扬州
而刘繇又没有和当地豪强建立深厚的联系，宗部就在扬州南北分治的局面下愈发强势，加之战乱频繁，民众为了逃避赋役躲进了深山，这些人和一早就躲进山里抱团取暖的亡命徒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他们的分布范围恰恰和山越相重合。当然经过两汉400年对东南的持续开发，东南的平原地带逐渐被大族掌握，古越人的后裔只好退往深山。但是这些越人也不再是当年完全与世隔绝的存在，也不再是生产力低下的存在，通过与汉人的混居他们打通了和外界交流的渠道，所以汉末的山越其实有三种成分，逃亡的农民，抱团的恶民，逐渐融入社会的古越人后裔，而他们的活动范围集中在东南的山区，而出面维护他们利益的就是宗部。某种意义上，宗部和山越是高度重合的两个名词。
宗部让东吴回血
说来大家或许会感到意外，被孙吴视为贼的宗部竟然最初是地方大族为了用来镇压起义反贼而形成的。既然是为了地方治安，那么掌权的孙策、孙权为什么要对他们展开军事行动呢？
原因很明显，政府收不到钱，招不到人。
其实一开始地方豪强组织武力的原因也是为了钱和人，起义军损害了豪强的利益，但政府的赋役强度过高也会动了这些地方既得利益者嘴边的肉。所以豪强转身就成了对抗政府的宗部。
汉末豪强的坞堡
在汉末的战争压力下，政府要用更少的人口供应更大规模的战争，征发的强度只会更大。而东汉以来，自耕农为了逃避赋役把土地卖给豪强，自己成为豪强田客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豪强为了保障自己的地有人耕种，就必须避免自己的田客被过度征用。豪强逃避赋役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隐瞒这些田客的信息，让他们不再存在于政府的户籍统计之上，另一个则是武力抗命，他们保留了武装力量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正是因为豪强武力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农户投入他们门下，寻求自保，这反过来就要求豪强扩充自己的部队保护越来越庞大的产业。
在这种滚雪球的增长中，南方的豪强也成了危害地方政府利益的宗部，州郡不能从宗部那里募兵征税，也就不能在乱世中保全自己，所以刘表到了荆州第一件事就约谈当地大族代表剻越，询问“众不附”该怎么办，，剻越给出的建议是恩威并济，抚而用之，这才有了刘表杀宗帅五十余人，将这些宗部力量变成了自己的部队，保障了荆州稳定的后续。
而孙策、孙权要做的也正是和宗部抢人，就拿东吴大将陆逊来说，他起家的部曲也得自于讨伐山越、宗部。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
陆逊讨伐山越宗部从吴到会稽再到鄱阳，大家都说穷山恶水有刁民，但要我是漏了几个字，应该是穷山恶水有刁民让陆逊回血，就像我小时候玩信长的野望，笼络国人众最后壮大本城就是常用套路，东吴也不例外，打山越、宗部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
新宗部的诞生
当然以淮泗兵起家，靠着打宗部巩固实力的孙吴政权在崛起的过程中也制造了自己体系下的大族部曲，这些大族和宗部的不同就在于对孙吴政权的态度。
而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陆逊背后的身份，在东汉末年，江东两大郡吴和会稽各有四大姓的说法，吴四姓为顾、陆、朱、张，会稽四姓为虞、魏、孔、谢，相对而言吴四姓比会稽四姓更接纳孙吴政权，顾氏的顾雍、陆氏的陆逊、朱氏的朱桓、张氏的张温都是孙权幕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中又以顾陆两族和孙权的合作程度最高。虽然四姓排位顾在陆前，但其实陆氏在吴国有更大的影响力。
东吴末年，吴主孙皓曾问丞相陆凯在朝的族人有多少，陆凯回答：“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后期极度暴虐，但即使陆凯的谏言再不好听，他也没拿陆氏开刀，这不仅是因为陆凯在内为相，陆抗在外为将的文武布局，更是因为陆氏一门遍布朝野的庞大势力。
在孙氏崛起的过程中，不止有吴中陆氏收获了利益，孙坚四处征战的家底是他在下邳召集的老乡，而他的弟弟孙静也曾在汉末动荡时召集了乡邻保障自家的利益，可以说富春孙氏虽然不是名门大族，但绝对也是地方豪强，在吴国的政治体系里，孙权就是所有大族的盟主。
在他麾下，不仅有本地大族顾、陆、朱、张，还有南渡的淮泗豪强，比如周瑜、张昭、鲁肃、诸葛瑾，当然也少不了自己一路提拔上来的新势力比如甘宁、凌统等，这些人在追随孙策、孙权不断击败山越、宗部的过程中，也分享了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主要在于土地和人，相对而言人更在土地之前。
因为孙吴进攻位于山区的宗部、山越并不是想经营他们原来在山里的地盘，而是为了将宗部所控制的劳动力迁出难以掌握的深山老林，把他们安置交通便捷，利于耕作的平原，这既能提高生产力也能提供更多的兵源。
这种状况，到了东吴建国多年以后也没有改变，诸葛恪曾经进攻丹阳的山越，下达的命令也是将山民迁移出山区。随着这些劳动力成为了大族的部曲，拥有了强大武力的高门俨然成了另一种拥有社会地位和名望的宗部，宗部这一社会组织并没有消亡，他们换了一批掌权者，人还是那批人，只不过从山区挪到了平地，从乡野扩展到了朝堂，整个吴国历史都被这种宗部关系所影响。
决定食邑和政治地位的是兵权而不是爵位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就是东吴的兵权归属，不同于蜀魏相对集中的兵权，东吴的兵权不但分散在几个大族手中，还可以世袭。而在东吴，决定大族利益的不是爵位，因为真正能提供经济收益的食邑不是看你有没有爵位，而是看你手下有没有兵，假如你有兵，那么你的食邑基本就是你屯兵的地方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存在，所以才会有兵权世袭的现象。
比如孙韶在伯父孙河死后就继承了他的部曲，以曲阿、丹徒两县为食邑，自置官吏，俨然一个独立王国。而作为凌氏作为三代将门，除了尚武的家风外一起传承的还有手下的那些兵，凌操死的时候，凌统才15岁，孙权不仅没有剥夺凌操的部曲反而拜凌统为别部司马，统领父亲留下来的部曲。当凌统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凌封、凌烈比他当年还要小，都只有几岁，孙权把他们收养在宫中，等到了八九岁，就将凌家的故兵还给了他们。
显然在凌家的案例里，凌烈、凌封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继承了家族的部曲，两个小孩子当然不会真的带兵上阵，这里的故兵所包含的还有凌家兵士的子弟后裔，当时的兵也是世代传承的，兵的儿子也是征兵对象，这些人战时当兵，闲时屯田，捍卫着大族的军事经济利益。
东吴带兵人的变化就反映了东吴政权从淮泗化到江东化的转变
但所有的部曲获得有个流程，首先要打仗，其次要打赢，最后还要经过主公的分配，《吕蒙传》里有其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的记载，这就是孙吴统治者决定战利品分配的证明。当然在东吴早期淮泗将领在这种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个时候江东的大族还对作为逆贼袁术部将的孙策抱有或抵抗或观望的态度，而南渡的北方人才数量和质量兼备，孙策自然是捧一起打天下的淮泗将领。
但是孙策自己临死时也交代了江东局势有三个不利因素，其中深陷之地犹未尽从说的就是山越、宗部的问题，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涉及的就是江东大族的不合作态度，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讲的是南渡的北方大族并没有明确站队。
所以孙权接班以后要解决的也是这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割裂的，为了让深陷之地尽从，他就只能依靠起家的淮泗将领，所以这时候淮泗派首先掌握了代表利益的领兵权，并在战后分割利益时占了大头，但是文武不能并进始终会让政权缺一条腿，所以孙权开始依靠张昭的力量拉拢南渡的大族。
张昭本来就是孙策幕府里的宾客，还是彭城的大族，这样的双重身份在孙权举贤任能的政策下起到了巨大的宣导作用，鲁肃、诸葛瑾等众多在孙策时代没有出仕的北人开始出现在孙权的帐下，而鲁肃和诸葛瑾也先后替东吴掌兵，成为了利益分享者。
不过孙权想真正在江东牢牢扎根就离不开江东大族的支持，可这也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抬高弱势的，必然会打压强势的，北来的文武幕僚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地位受影响，索性这个时候曹操帮了一个大忙。
建安中期，黄巾消散，董卓败亡，北方被曹操基本平定，社会稳定后南渡的北士越来越少，留在江东的北方士族因为基数小，随着时间推移，其人才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因为人才刚需的存在，所以孙权可以比较平稳的实现政权从淮泗化到江东化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必不可少的就是领兵特权，吴四姓中，陆逊，朱桓不必多说都是一方大将，而顾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却有文献描述他的孙子顾基统帅家族部曲，也只有张氏因为暨艳案被打压，终吴一代都没有起色。
所以当后来陆逊取代吕蒙成为了长江上游的统帅，顾雍取代孙邵登上相位时，也就意味着东吴政治从淮泗化到江东化的彻底完成，而在这背后是陆逊、朱桓、全琮、朱然、贺齐、虞翻等江东大族纷纷掌兵的事实。
所以我们会发现，东吴的政权是一个外来户不断拉拢本地人的结果，它不同于蜀汉政权将本地势力踩在最下面的形象，也不是曹魏后期士族势力完全压过君权的状况。在建业的朝堂里，江东大族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但是淮泗的后人同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照，加之孙氏本来就是一个南渡的集团，所以淮泗后人加上统治者并非本土高门的特征，使得江东大族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微妙的共存着。
本质上孙氏就是一个大宗帅，他下面有很多本土的宗帅，也有一部分外来的小宗帅，他们一起兼并其他山区里更小的宗帅，分享利益建立统治，大族的部曲名义上是政府的部队，但很大程度上是捍卫家族利益的工具，这是后来门阀政治开始的雏形，只不过这个时候以孙权为代表的孙氏盟主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孙权在三国中最晚称帝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处理内部复杂的高门大族关系，而孙吴在三国中最晚灭亡除了一部分地理因素外也有地方大族存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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