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传道授业解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杂施专攻，教学相长，一切唯有依靠学生自身的努力，才能最终发挥教师的决定性作用。清代湖南昭潭书院曾有一副联语气吞山河，深得育人真谛：
君试思世变何如哉？横流沧海，频起大风波，河山带砺是谁家？愿诸生尝胆卧薪，每饭不忘天下事；
士多为境遇所累耳！咬得菜根，才算奇男子，将相王侯宁有种？看前哲断齑画粥，读书全靠秀才时。
清代镇安知县聂焘，字闲有，号环溪，衡山县人。雍正十三年（1735）中举，乾隆二年（1737）进士，著有《熟总》《镇安县志》《存知录》《环溪草堂文集》四卷等诗文。据乾隆时提督学政阮学浩《昭潭书院记》载：乾隆十一和二十一年，他先后两次入昭潭书院，担任“主讲席凡数年”。他素“以立志远大，变化气质为先务”，又以“敦朴实、慎交游、养性灵”为“读书明道之基”，订立《学约》规范诸生，日授《小学》《四书集注》《五经》《性理》《近思录》等课。悉心以次讲解，岁必一周；夜授古文、时艺，常至夜分。“月定五课”，以经书文、经解、诗试士，“每年肄业者，不下数十百人”。其仁爱之心，专业之精，方法之当，授业之勤，堪为莘莘学子表率。
又据乾隆年间朱廷模《昭潭书院学约记》载：聂焘“先生之教及门也……标其优者，用资观摩。于英年多方引诱。尤加意贫士，不受贽仪，且分金以助之。朱、张、胡、真四贤祠近在院右，时率诸生入谒，以振其志气。……自先生来主讲席，每年肄业者不下数百十人，相亲相敬，严惮自生。下至厮役门隶辈，咸安戢不敢肆。墙壁户牖，公置书籍器用，一一无或损坏。讲堂学舍，所在肃穆，俾吾侪俯仰揖让其间，相深于道德文章之域”云。
年代久远，时过境迁，那副长联是否出自聂焘手笔，惜我无从晓得。然而，聂焘学富五车，深谙教育规律及为师之道，其教育理念与昭潭书院那副长联相得益彰，以及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却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细细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02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人生德为根本，做官先做人。爱家人、爱乡亲、爱家乡、爱本职，就是爱祖国。聂焘号环溪，尽管寓意颇丰，但为记住乡愁，便以其家进城之前曾居“开云环溪村”为念，恐是聂焘乐以“环溪”为号的初衷。
衡山县城，地处湘江中游。北负开云，南临湘水，三面衡岳诸峰环拱。北宋欧阳修盛赞其美曰：“山川秀丽称衡湘。”南宋著名理学家 、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人尊其为朱子，史上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朱熹，曾远离繁华演理于此。受其影响，当地人多清慧有文，崇尚教士风化，士人弦歌不绝于耳，薪火相传百余年矣。
清康熙、乾隆年间，衡山城西药店老板、清代著名学者聂翁名继模，字琼芳，号乐山，谨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长怀从医“悬壶济世”之念。学宗口出千古高论“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的曹端《敬轩文集》，著有《朱氏家训证释》《乐庵集》等。据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载：聂翁终生诗书不离其手，而“学以实用为主，期于济人利物，事亲至孝”，甘为贫民乃至监狱囚徒义诊，便渐以德望、人脉、著述闻名朝野。自此，衡山聂氏一跃而为湘潭望族，成就了三代进士、两代翰林，聂缉椝先巡抚后实业，子孙以“诗、书、文”名世，代不乏人的聂氏名门。今观其根本，却恰好应了朱熹《活水亭观书有感二首·其一》所言：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乾隆十三年八月（1748年9月），聂焘出任镇安县令。聂翁不顾年迈，远涉千山万水，一路护送爱子到任。小住镇安期间，仍不忘其自定职业操守，义务诊治乡民，亲自送药去监狱，医治解除在监犯人之痛痒。离别返乡之际，乡民依依不舍，老少热泪纵横，乃至此后多年，乡民依然念念不忘聂翁善举。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不可一概而论。然而耳濡目染，父慈子孝，聂焘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更有继母视其如己出，聂焘视继母如亲娘，这实属人间难得一遇。国教也是家教，家风也是国风。聂氏一门良好的家教家风，无疑是聂焘坚持修养高尚人格的肇始动力和不竭源泉。
03
聂焘首次出仕，也是最后一次出仕，便是担任镇安县令七年多。镇安与衡山相距遥远，风俗教化天壤之别。聂焘作为一个外乡人，别说在此干一番大事业，恐怕就连如何安下心来都成问题。
聂焘上任之时，镇安虽经明清“大槐树移民”和“两湖填川”垦荒开发近百年，此时却依旧人烟稀少，虎狼成群，满目荒凉，民生凋敝。如何“教养民生”是聂焘初始确立的施政宗旨，也是他所面临的首要急务。
然而脚踏生地，眼观生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聂焘也曾有过徘徊和懈怠。据载他曾在《答黄孝廉札》里说：“为报先生春睡熟，道人轻撞五更钟。”叵料这一彷徨情绪的表露，却被千里之外的父亲察觉。加之他给家里寄过自己的俸禄，迫切悉知家境家事，又在家书里说非常思念双亲。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在聂翁眼里却为“大不可”。聂翁非常担心爱子因此荒废政务，遂派人护送聂焘之妻，怀揣《诫子书》远赴镇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聂翁这篇《诫子书》的正文，从“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道远鸿稀，徒乱人意，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落墨，到“闻尔士民，时时念我，足见风俗淳古。我身健尚能复来，得睹地方起色为乐。余言尔妻自悉，不暇谈”搁笔。洋洋洒洒三千言，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大事小情句句在理，关爱体贴之情跃然纸上。表扬聂焘正确决断，惩恶扬善，安定地方。谆谆教导儿子莫把上司的宽容当作“偷安藏拙”的借口，莫因地僻、官小、责轻而磨钝意志。要求聂焘“晚眠早起”养成习惯，以便“后来猝任繁剧，不觉其劳，翻为受用”，注意保养身体，诚实守信，与人交往守之以礼，而以“得睹地方起色为乐”为最终嘱托。句句忠言却无一字逆耳，堪称历代家训上乘之作。该文首载贺长龄主持、魏源代为编辑，而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次年刊行，共一百二十卷《皇清经世文编》录入。滕仲黄编纂《重修镇安县志》时，粤东梁善长将其摘录，并补记聂翁名、字及别号，于1926年一并载入《重修镇安县志·流寓》之中。今有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其录入《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一书，但“张太史《流寓传》（没有署名），故不重见”。盖因能出其右者，至今寥寥。
自古笔墨文章，看似雕虫小技，实则“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聂翁《诫子书》一腔家国情怀，以及情理通透、颇为实用的做人、做官之道，不仅成就了聂焘的仕途荣耀，更为当时穷苦的镇安百姓带来了福音。
04
聂焘深得慈父言传身教，视镇安乡亲父老为父母，始终以“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为宗旨，一直牢记“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兹土七载，羸马麻鞋，疆域六百里，无远不到”，实心实政，励精图治。综其仁政，概而言之，大致如下。
一则教化人。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从根本上扭转镇安贫穷落后状况。聂焘曾在镇安《义学大观楼匾跋》深有感触地说：“楼曰大观，匪楼大也。山僻学子，见闻短浅。（愿）能穷经究史，讲求汉、唐、宋、元、明以来，大儒先生持躬淑世之实。学所见既大，而地不能小。孔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登斯楼也，作于是观。”聂焘还在其编纂的《镇安县志·风俗》概述里说过：“风气淳庞，俗尚捕野。虽处关陕，而性情和平。无强悍难驯之习。在商属四邑中，最称易治。”这也足以说明聂焘始终以“教养”为本，因势利导，以化天下。而聂焘却不光是嘴上说得好听。他除创办义学、建立社仓、新修道路、编纂县志以改善人文环境，清查五郎江口学田学租、废寺田产资助师生，先后共捐银483两率先垂范外，他还极力倡导从婚配入手，力主自上而下狠抓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比如，聂焘在给陕西巡抚陈弘谋的报告中尖锐指出：“夫妇为人伦之首，无论贫富贵贱，必须年岁相当，庶几永期偕老。……止图贪得财礼，不顾子女终身，最为忍心害理。”而将“慎重婚配”，赫然列于了“教养民生”这一事关全陕兴利除弊告示落实情况的首位。
一则兴农经。上沫朝廷优惠“招募垦荒”诏令，下察民间百姓疾苦，断然规定“山坡岭侧畸零地亩，免升科赋，永为己业；有主荒地以三、四、五亩折为一亩，给照为业，三年垦完，十年起科；无主荒地由官招辑流移开垦，地粮全免”。从而百姓收益剧增，“丁徭所征不及往时七分之一”。前后仅仅四年光景，湖广、江浙、巴蜀等地流民沓来纷至。镇安人口从他上任时的784户、4026人，猛增至2562户、8971人，新垦荒地500余亩。建立社仓四座，总计贮粮3060余石，以备拯济灾荒，安定民心。与此同时，还从江浙招募缫丝匠人，传授养蚕、纺织技术，发展蚕桑，纺纱织布，自给自足，兼而兴商。随之城中小店小铺相继开张，小农经济日趋活跃，上缴朝廷税银一两不少，百姓收益逐年有所增加。
一则畅交通。当时镇安“三关为封”贫穷闭塞，客货往来肩扛背驮，时有路人不慎落水、坠崖，甚至落入豺狼虎豹之口。据《镇安县志》载，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1749—1751），聂焘筹资开凿镇安至西安之间的悬崖碥路二百公里，同时修复了水毁镇安通往西安的楼子石要道；继而捐银240两，增修山间碥路二十多公里。为了缓解百姓借还仓粮跋山涉水，远路往返驮粮之苦，聂焘捐银213两，另行合理布点，新建分仓两座，共计贮粮1200石，明显改善了粮食存贮、供应条件。至此全县多处道路交通的“瓶颈”被打破，不断增加的信息物流成为当时镇安的新亮点。
一则保平安。聂焘作宰镇安之初，山林猛兽和极个别恶人是一方平安的两大隐患。当时境内虎狼出没，常有食畜吃人的事情发生。对此，聂焘晋谒陕西制台，以求防范之法。省府遂“制短枪、火药”发放到县，县上“复募猎户，专散四乡。时打虎数只，择其大者，送省呈验。尹总督喜，赏打虎人银两，发还原虎”。巡抚陈弘谋闻之，“亦喜山民除兽患，晓谕全省仿效”。针对个别乡民顽固不化，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甚至酿成人命的实际，聂焘断然判处殴死人命者以极刑，“合计除去五患”，时人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此后镇安虽未实现夜不闭户，但道不拾遗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综上史载，聂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时七载，风调雨顺，百姓安康。可见史上称其骄人实绩“时推陕南第一”，并非言过其实。而乾隆三十八年（1773）聂焘去世后，他能跻身于“镇安名宦，凤翔乡贤”之列，则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05
家国一体，国是家，家也是国。聂焘饱读诗书，务实肯干，正当其仕途一片光明之时，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有人惋惜，有人猜测，更多的则是仅仅满足于“丁忧”之说。止若不才，平心溯考，终在聂焘《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这首诗里偶见端倪。
诗如其人，“诗言志”即心声。聂焘此诗，曾被人概念化地评价为“热情洋溢，脍炙人口”。这种说法与聂焘离别时“父老攀辕涕哭，聂焘迟不忍离”的情景不合，也与聂焘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乾隆二十年（1755）聂焘被调往凤翔时，其母有恙不假，却尚在高堂。一般看来，调任凤翔算是一种奖赏。然而聂焘的心愿，却不是荣华富贵。
聂焘这首五言告别诗，共四十二句、二百一十字，三层意思环环紧扣，一往情深，催人泪下。从“捧檄出南山，回首念山谷”到“饱燠我何能，抚心恒粥粥”共十句，如实写了离别原因，表达对镇安父老多年来对他的关爱与照顾的深切感激之情；从“所赖邀天庥，七载逢随熟”到“庶几观厥成，告养叨余录”共十句，谦虚委婉地概括了自己在镇安的作为，说是“七载逢随熟”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苍天庇佑的结果；从“乌私正拟陈，上官翻推毂”到“各勉为良民，永不犯刑戮”共十二句，言其不肯离开，上司却催得很紧，并安慰父老说正当盛世派来镇安的新知县肯定是个“良牧”，且寄希望于父老，好好教育儿孙崇尚耕读，代代都不作奸犯科，集中体现了他“教养民生”这一执政思想；从“我因作官久，高堂岁月蹙”到结尾共十句，叙写“凤翔虽大邑，蘧庐只一宿。即当归故园，慰我屺岵目”的想法与心愿，而以“留诗寄父老，深情溢尺牍”这一写作此时的自我情状为结尾。诗未卒章纸已湿，何来“热情洋溢”？而“脍炙人口”，则纯属套话。
知子莫如父，聂翁曾言其“狷介”不会不贤。聂焘“正直孤傲，洁身自好”的性格特点，正是这首诗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开封有包拯，镇安有聂焘，从不懈怠，忠孝两全，翻遍青史有几人？当聂焘面临继续仕途生涯，还是奉养双亲的艰难选择时，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兼济天下”。人回衡山，尽孝、育人两不误，便是聂焘一去不返最好的注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规律，也是精神。“愿言课儿孙，殷勤务耕读”，这是261年前一个封建时代的县令对镇安人的希望。镇安花鼓剧《山乡县令》后又改为《聂焘》，塑造的都是舞台形象。聂焘著书立说，绝非自立口碑。止若撰写《聂焘评传》，唯愿从历史的折光中，依稀窥见一个有血有肉的聂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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