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皇后假说（科普中对隐喻的使用）

王大鹏

应该说，科学是靠专业语言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其中就涉及到各种专业的术语，而且很多术语是专业人员之外的公众无法理解的，比如“基因表达”，但是对于科普来说，我们需要用普通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科学，毕竟科学语言往往仅仅局限于科学共同体之内，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做科普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专业术语，如果一定要用，那最好对它进行一些解释。对于解释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就是隐喻，隐喻是用一个词语或者一种表达来取代另一个词语或者另一种表达以提供直觉类比的一种修辞手段。

当要描述的某种现象无法用同日常经历相关的术语或者例子进行描述的时候，隐喻就变得特别有用了。比如，当解释有关阻止肿瘤中新的血管形成的研究时，你可以说“切断供应”。原子核也变成了“小球”。猎物和捕食者之间的协同进化被描绘成了一种“军备竞赛”，把对抗疾病隐喻为战争，把细胞工作方法隐喻为工程，把大脑隐喻为计算机。再比如，为了解释DNA中一个分子的大小，我们同样可以采用隐喻的方式，即如果该分子被放大10亿倍的话，那么它的大小就相当于一个高尔夫球了，而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总长度会达到8万千米长，大约相当于地球经线的两倍。

实际上，在主流科学语言中，隐喻也往往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进化生物学中用到的“红皇后假说”或者“自私的基因”等。

一般来说，隐喻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标准，因为就像桥梁一样，它使得把新的观念插入到社会的认知领域中成为可能；隐喻可以让复杂的科学变得简单，或者可以抓住某些东西的本质，而不需要冗长且事无巨细的解释，甚至有研究人员将隐喻看作是一种“原力量”。但是，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对隐喻的使用也要适度，否则会过犹不及。因为过度地使用某些隐喻会让它们主导我们的思维，并且可能会让其他更精确的说法和解释变得难以接受，进而影响科普的效果。

同时，可能有科普从业者会认为隐喻在某种程度上会丧失掉科学性，实际上我们也绝不否认科普不能没有科学性，否则就是“有普没科”了，正如刘嘉麒院士曾经主张过的那样，科学性是科学普及的灵魂。因为，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的信息科学精确，那么所有最佳的看科普理论、实践以及支撑可能都是一种浪费。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选择科学性百分之百但是没有普通公众能够明白的科普，还是会选择科学性上没有硬伤但是公众却轻松易懂的科普。可能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毕竟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把科学传播和普及出去，而隐喻的使用则可以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科学作家莫·康斯坦迪（Mo Costandi）认为，当隐喻和类比让一个棘手的概念变得更易于理解时，它们可能是最有效的。起初是影视明星，而后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 in New York）建立艾伦·艾尔达科学传播中心的艾伦·艾尔达也认为，在不降低科学难度的情况下可以传播科学的激动人心之处。但如果想要开发出更精确的隐喻和类比来解释科学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对正在说的东西有透彻的理解。这也印证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它，那说明你没有完全地理解它。”而在解释的过程中，隐喻的使用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隐喻的使用要遵守几个原则，包括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为要传播的想法或者理念找到恰当的隐喻；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能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要通过隐喻来帮助受众理解科学发现，而非只是试图说服他们要相信什么东西；隐喻的使用不能与文化习俗等存在冲突或者脱节；以及不能为了隐喻而隐喻，等等。

从科普的效果来说，受众更有可能会关注那些言简意赅、及时且与他们相关的信息。所以如有可能，科普从业者就要找到一种对信息设置框架的方式，以把受众纳入进来，而隐喻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