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珠峰队长》的名字，不少人也许会误会，这是一个自带主角光环的“队长”，带领队员登上珠峰的满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
然而事实是，在这个故事中，并没有《美国队长》中那般的超级英雄。在采访中，苏拉王平一再表述，“里面每个人都是主角。”“这部纪录片背后确实有一群真正的幕后英雄，就是这些高山摄影师们。”
登山人想拍电影，苏拉王平不是第一人。
但为了拍电影，用 5 年心血和耐性去培养一批自己的高山摄影师，苏拉确是第一人，而且还做的不错。
但这群登山汉子们的电影之路并不容易，甚至在精准判测到了攀登珠峰的窗口期、熬过了近3年的电影制作之难后，却险些找不到这部梦想之作的D-DAY。
登山向导们的电影梦
在选择攀登后的21年里，苏拉做了很多抉择。
在无数关于继续冲顶或是下撤的决策之外，他要把攀登珠峰的过程拍成纪录片的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前者关乎生命，但已登过数十座雪山的苏拉擅长；后者在他的亲身感受下，却真要比登珠峰还难。
一场接一场的路演从6月初正式开始，在此之前，相比于体力上的奔波，更难的是疫情下电影再三改档的无奈和焦躁。近来，苏拉队长和制作团队跟随路演短暂停留在一座座城市，在铺天盖地的媒体采访之外仅有不多的休息时间。
电影于7月2日在全国公映后，队长的状态一直摆动在开心兴奋和高压疲惫左右。采访中途的2秒间，他眼皮一沉，又在下一个瞬间打起精神，这微小的本能动作并不容易察觉，但如果你略懂他的梦想和坚持，就不免有些心疼。
苏拉和川藏队的“元老们”都是从小一起在三奥雪山脚下长大的同村兄弟，一起放牛，一起爬坡。二十多年前，那片高原上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不通公路，不通电，村民主要靠种地、放牛放羊为生。这群孩子从小就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上奔跑着追赶牛羊，如果没有特别的机缘，大多数孩子长大后将追随延续祖辈的生活方式。
机缘先是发生在苏拉王平的身上，2001年，因为做背夫时被来考察三奥雪山的登山队赏识，23岁的苏拉跟随中国优秀攀登者马一桦走出大山成为一名高山向导。因为从小练就的体能优势，仅仅两年后苏拉便成为了一名优秀向导，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登山技术系统。再回到家乡时，他对屹立在眼前的雪山已经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2003年，在一次回家探亲和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相聚时，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由涌上苏拉的心头——成立一支四川的“藏队”。
当年，苏拉在从同村伙伴中挑选未来向导时最看重的两点就是：人品好和体能好。罗日甲是当年最早进入川藏队的7名队员之一，高大健壮、憨厚朴实，看上去便值得让人信赖。他在小学三年级时得了一场大病后休息一年，后来就没再上学。12岁就开始进山打猎、挖草药，也打一些零工挣钱。被选入川藏队，能在喜欢的山里走，还可以挣钱养家糊口，没有比这个更适合像他一样的大山孩子了。
▲川藏队的前身—三奥雪山协作队。
就这样，在2003年，川藏队的前身，三奥雪山协作队成立。苏拉亲自教这7名队员攀登技能，从最初的三奥雪山、四姑娘山、婆缪峰，再到更多更高的雪山，19年里，川藏队从最初的7名队员发展为56名具有高山向导从业资质的藏族协作队员，川藏队在登山界也愈发有了名气。
苏拉不记得具体是在哪一年开始有攀登珠峰的想法，或许每个爱山的人心里都早早有一座珠峰，但他记得自己是在10年前开始为此真正做准备的。但和很多登山人不同的是，他从没有个人去登顶的执念，“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作为队长带大家去登顶。”大概也在那时，他便萌生了用电影去记录攀登珠峰过程的念头。
但相比于登顶珠峰的实力，彼时他与电影的距离则更遥远。即便早在2008年，川藏队便完成了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雪山雄鹰》，将第一次攀登雀儿山的全过程呈现给大家，并得到山友的广泛好评，但当2018年苏拉决定正式创建攀山影视时，他们仍完全是电影的门外汉。
苏拉没有考虑从外部寻找摄影师去实现这个梦想，对他来说，他更信任川藏队自己的队员的能力。将高山向导培养成为高山摄影师，远比将一位普通摄影师培养为高山向导更容易。而背负80斤重的器材装备，在8000米级的珠峰完成高难度拍摄，他能够信赖的，是这些从小在高原上一起吃苦的兄弟们。
罗日甲喜欢游荡在山里，尤其享受在山脊上行走的感觉，在他慢慢成长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向导时，便喜欢拿着小DV在山上随手记录。刚开始时，他和苏拉两个人承担每次攀登过程中的拍摄任务，同时不断观摩和学习各种拍摄手法和镜头语言，边学习边实提高。
而在成立影视公司后，苏拉下了更大的决心，在众多有摄影潜力的向导中选了10名进行系统化培训，甚至不断用组织登山活动挣的钱，投入到更换设备和拍摄上。
▲罗日甲。
蒋杨大概就在那时成为一名高山摄影师。2016年，苏拉再次回到家乡的村子里挑选协作，年轻人们都闻声都去应聘，当时初中毕业便不再念书的蒋杨还是个放牛小子，便这样从众多年轻人中脱颖而出，继而开始了他的登山生涯。
与被称为雪山航拍高手的罗日甲不同，27岁的蒋杨在山上主要负责拍摄一些特写镜头，拿着一台微单，他总能敏感地捕捉到一些有感觉的细节。但谈之他对拍摄的理解时，这个不善言辞的藏族小伙会直直地盯着你的眼睛，不知怎么回答。
▲蒋杨和队友们。
有些呆板，话少，仿佛是这群扔下放牛的鞭子，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高山摄影师们的独特气质，但你从他们的眼神中总能看到如金子般宝贵的东西，我猜测那种天生的质朴，或许就是他们创作的灵气所在。
存在太多“万一”的纪录片
苏拉王平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做一次珠峰队长，另一个是电影梦。
而这位队长在雪山上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电影里的桥段设定，而是真正关乎生与死。
他每天都要担心队员的身体状况、天气状况，甚至是珠峰上的“路况”，任何一点不确定的风险因子都可能会使这部片子早早夭折。尤其是，“我带了14个人去，每个人出任何事情都跟我有关系。”队长说。
这也是一场不允许有任何喊“cut”机会的拍摄，虽然队员们对纪录片的拍摄是知情的，并积极配合，但在拍摄中，摄影师们通常是提前架设好摄像机等在那里，一次抓拍成功，”高海拔每走一步都困难，还让他（队员）去重走，那肯定是不行的，从来不会这么拍。”蒋杨说。
每天苏拉都会给摄影师团队提前开会布置拍摄任务，但即便这样，苏拉说，“没有演员去配合你，发生什么我们就拍什么。”
因此这也决定了，这是一部存在太多“万一”的纪录片，这个“万一”可能是惊喜，更可能是惊吓。
2019年5月初，正式冲顶前，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波折。受喜马拉雅山脉气候影响，队伍原计划的冲顶窗口期被打乱。如果想在15日冲顶，修路队可能还没把路修好。很多队员都开始出现烦躁心理，几个队员商量想下山等候。
但苏拉决定按照原定时间冲顶。2019年是有史以来攀登珠峰人数最多的一年，他判断，如果不提前出发，在希拉里台阶百分之百会出现拥堵。后来事实证明，苏拉王平对窗口期的预判和提前登顶的决策是正确的。然而由于队伍行进比想象中缓慢，在“关门时间”已过2小时的时候，队伍还未登顶。按照惯例，登山已过“关门时间”，继续冲顶意味着将面对远超于原本的风险。
苏拉内心无限纠结，但仍然坚决而准确地做出了决策，继续前进。很多观众看到这一幕时，在钦佩之余，也不禁好奇，“队长是怎样有勇气做出这个决定的？”在采访中他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称，“当时80%的信息是来源于当时队员状态还能撑，而且最关键的是那天最怕的是希拉里台阶堵车，但是没有。”
2019年，珠峰8000米以上“死亡区”多次发生“大堵车”，截至当年5月28日，共有14人死亡，曾在一天内就有3人遇难。而苏拉率领队伍提前冲顶的决策使他们避开了最严重的风险，5月15日，苏拉王平的登山队全员登顶珠峰。
然而登顶珠峰并安全下撤，也只是攀登到了电影之梦的“希拉里台阶”而已。
2019年，川藏队是唯一拿到了尼泊尔当年航拍许可的团队，“因为只有我们可以航拍，所以好多人都很想高价买走素材，他们很想要，但我也没卖给他们。”最后冲顶那天，川藏队15个人全部都要离开大本营，大本营没有保险柜，只是帐篷，苏拉觉得这可能是个大问题，索性决定带着两个硬盘跟他一起登顶。
苏拉一直像宝贝一样随身携带着这些珍贵的素材，但当他们回到成都时，噩梦发生了。
因为低温和气压的缘故，两个硬盘在跟随苏拉“登顶”之后发生了损坏，“知道打不开了，有点崩溃了。没有了的话，我们7000米以下的素材就全没了。”
“我当时很绝望。”苏拉说。
那是7名高山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素材，是他和川藏队的梦。为了拍摄，这些路绳上的兄弟，不仅要负重七八十斤的摄影器材和大量电池边走边停地拍摄，甚至要经常为了求得最佳的拍摄角度而脱离路绳在相对危险的环境下完成拍摄。“有时太过于关注在镜头里面，脚下的路都容易忘，这是我最担心他们的问题。”苏拉说。
回到成都后的十来天里，苏拉和团队着急地开始联系硬盘修复公司，最后找到一家重庆的硬盘公司，导演和剪辑师在那里焦急地守了一个星期，修复的价格很高，但好在运气好，最终抢救回来了90%以上的素材。
“还是挺可惜的，有几个镜头我还专门拍的，结果刚好那几个镜头损坏了。挺可惜的，但没办法。”苏拉说。
最终，40多天里拍摄下的海量素材，在精心剪辑之下，被浓缩成83分钟的纪录片，并顺利地获得龙标。
做一部不会让登山人骂的片子
苏拉说，做电影真的和攀登珠峰很像。
“好不容易定个档期，结果好像刚冲到2号营地，天气不行又回到大本营一样。”一次次定档又撤档，疫情下的拉锯战让苏拉和宣发团队颇感痛苦焦虑。
此外，苏拉和团队都明白，对于目前中国的普通观众而言，还很难为一部纪录片走进影院去看。
“我做了一个情怀片，不光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问题，也面临着砸锅卖铁、倾家荡产的风险，可能结果会是比较惨的。”苏拉说。
他甚至用着肯定地语气说，“我知道，票房肯定不会太好。”
没有明星，也没有流量，也没有太多宣发费用，只是一帮草根团队的情怀之作，但苏拉为此准备了十年之久。
“电影确实比登顶珠峰难多了，因为我对珠峰还是心里非常有底，我知道哪里是有风险，我知道要经历什么路段，我知道可能会遭遇什么困难，但是对于做电影来说，我完全不懂。”但最后让他有勇气下定决心做下来的，却也是因为登顶珠峰的过程很艰难，“在体验了这个过程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后，我觉得好多难事都不是问题了。”
带着素材回来后，苏拉见了很多影视公司，也笑称被忽悠的一塌糊涂。每家影视公司都有自己的想法，想要为商业效果加进去很多东西，“我付出的代价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我想保持最真实的东西。”
“等到我八九十岁，这个片子绝对还有很多人看，我在乎的是这个东西。不然我在珠峰大本营就可以把素材卖给别人，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有航拍素材，好多家公司来到我们营地用美金买素材，如果我为了钱的话，完全可以这么做，但我冒着生命危险，准备这么久去做一个作品，东西如果给了别人，就好像把自己孩子卖了一样吧。”
一部电影从有想法到成片，中间种种抉择，都决定着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它或许有许多缺点和不成熟之处，但绝对真诚。
苏拉也一再地说：我不敢说我能拍一部所有人都喜欢的，但我要保证至少是我们登山户外人喜欢的一部片子。
《珠峰队长》路演期间，苏拉也感受了一回“做大明星”般的感觉，打开手机时总是莫名有很多人加他的微信，他说在“珠峰梦”和“电影梦”完成后，事情过了也就过了，自己还得是回去做好队长工作，“毕竟我的专长还是组织登山活动。”
他是一个操心的命，已经操心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前的梦想，就是能够从大山走出来；后来的梦想是带动更多家乡的兄弟能够做成大事；成为了攀登者以后，我们是一群圆梦人，就希望让更多的人安全地实现他们的梦想。”
▲八家寨和三奥雪山。
而《珠峰队长》之后，苏拉想要把这些影响力用好，通过宣传家乡的雪山，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就像四姑娘山火了，日隆镇就火了。而三奥雪山火了，我们整个村就火了。”
或许这些在洁白的雪山脚下长大的男儿们，这颗拳拳赤子之心，永远都不会被弄丢。
在采访中，不善言辞的蒋杨在不知道说什么时，会露出暖暖而害羞的笑容，一旁的大他10余岁的罗日甲见状便会帮他接下回答。苏拉在揉动疲惫的双眼的下一个瞬间，总是又会爆发出明朗的笑容，给你讲关于队长的梦想。
他们最熟悉和擅长的，都在雪山之上，挂锁时的利落和按下快门时的稳准，还有登上珠峰之巅时唱起的黑水县歌《纳里西莫》，好像都是散落在他们自己的小宇宙上的烂漫星河。
《珠峰队长》目前正在公映中，
希望更多户外爱好者走进影院，
去支持这部由中国山友自己拍摄的电影！
供图/川藏队、大象点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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